八道湾记

朱海燕

久居京城，突然想到八道湾走一走，那里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故居，读书人不能不到那里看看。

在八道湾的那条街上，我寻问多人，皆摇头不知。那时，对故居之类的事物，还没有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说。我边问边走，问一位老者，他说，前面50米就是。

八道湾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汽车开不进去。胡同曲折延伸，入50米后，逐渐开阔起来。其中第11号院就是1919年底鲁迅全家迁居北京后住过的院子。

那年初，在北京绍兴会馆居住的鲁迅与周作人，计划将远在故乡的亲人接到北京来。这一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此时周氏兄弟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在群星璀灿的天幕上，他们是光华耀眼的两颗星辰，作品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已成为全国青年景仰与崇拜的对象。此外，他们在经济上也有了一些积蓄。周作人到京后，在北大任教，月薪200多元。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月薪300多元。鲁迅研究专家做过测算：鲁迅当时的月收入，相当于现在28000元，如果加上稿费，月收入40000元左右。他在日记中写道：“用月工资的十分之一，购买了400本书。”就是说，他的月收入，可以买4000册图书。这等收入，在当今来说，非大款所不能。以当今价格计算，若每本书30元，4000本书，就是12万元，那就不是每月28000元了。如此雄厚的家资，兄弟俩具备了在北京生活的条件。况且，绍兴的周氏家庭已经败落，各房族名下的土地已经卖掉，现在又联合起来卖掉新台门的房产。买主已多次催促，要求将房子尽快出空，最迟不得超过1919年年底。

举家迁京，是鲁迅多年的心愿，将一生辛劳的母亲接到北京奉养，让她与儿孙们欢聚一堂，颐养天年。此外，兄弟在一起生活，也可以互相照应，以解鲁迅心中多年的牵挂。他与弟弟可集中精力进行创作与教学。

为了全家迁居北京，鲁迅四处奔走。查鲁迅1919年2月至7月日记，外出觅房记载15次，看房数10处。1919年8月19日《鲁迅日记》云：买罗姓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1750元，又中保泉175元。”10月10日又载：“上午往八道湾视修理房屋。”10月29日鲁迅“晨至自来水西局约人往八道湾量地”。11月4日鲁迅“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湾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1350元，收房屋讫”。从看房、买房以及修理房屋，安装上下水设备，购置家具等，鲁迅奔忙了9个月。

1919年11月21日，八道湾新居整修完毕，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先行迁入。同年12月1日鲁迅冒严寒只身回绍兴搬家，12月29日接母亲、朱安及周建人一家来京，入住八道湾。开始了一家13口人大团聚的日子。

这是一处北京四合院中被称为“三进”的大院落，有几十间房子，大门是一座方形门楼。门内正前方是一座影壁墙。前院是坐北朝南的罩房，共九间，每三间一套，中间位置的三间就是鲁迅当年创作《阿Q正传》时住的地方。中间的堂屋是吃饭的地方，后面接出的一间，在北京可以叫做老虎尾巴。冬天为布省煤炭，鲁迅就搬过来住。

从中院东侧夹道绕过去是后院。后院有坐北朝南的后罩房9间，每3间一套。西面一套是周作人一家的住房；周建人一家住在中间那套房子里。东面一套为客房，俄国盲目诗人爱罗先珂等人先后在这里住过。后院还有一个种荷花的小水池，鲁迅小说《鸭的喜剧》中写到爱罗先珂养蝌蚪的水池，即指此处。

鲁迅曾对许寿裳说：“买八道湾的房子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鲁迅当时无子女，两个弟弟都有孩子，他喜欢他们的孩子。

八道湾的日常生活很热闹，孩子多，常在院里嬉闹玩耍；客人多，周家兄弟的同事、朋友、学生经常来访。日常家务事由作人的妻子信子统一管理，鲁迅的收入一般也都交给她使用。

八道湾舒适的环境给周氏兄弟带来了丰硕的成果，鲁迅和作人便以全部精力投入了教学与创作中。1921年，鲁迅在这里创作了小说《阿Q正传》。这部作品是鲁迅的代表作，它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塑造了阿Q这一不朽的典型。《阿Q正传》，正是向昏睡在封建专制铁屋里的中国人民的大声呐喊，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下唤醒，觉悟起来，奋发斗争，去毁掉这铁屋子，夺得翻身解放。鲁迅刻画阿Q的外表相貌，既不是静止的工笔描绘，也不是书写一次就完成的，而是通过阿Q的自身言谈举止，一次又一次展现出来，活在永远的中国土地上。他的永远性，在阿Q同未庄其他人物的交往或冲突中，在生活遭遇的变化过程中，都逐一显示出这一形象的深度与广度。鲁迅对阿Q的塑造，主要是着重于开掘他的内心世界，刻画他的精神面貌。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不仅写出生活在未庄社会底层，受压迫和奴役的一个贫苦农民的严重病态心理和被扭曲的性格，而且反映出辛亥革命时代，苦难深重而尚未觉醒的中国农民的心灵深处某些真实的情状，他为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突出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在富有江南农村的地方风俗画的背景下展开的。他善于选择和描绘符合阿Q身份地位与个性特征的生活细节，揭示阿Q在不同的情势下精神胜利法的不同表现。可以说，在客观上是用艺术形象宣告中国旧民主革命的结束，表明那个时代与政权不可能领导人民群众去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而，“什么都要从新做起”。这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與论宣传，预示着一场震撼中国大地，有亿万劳动者参加的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

在八道湾，鲁迅还创作了《风波》《头发的故事》《故乡》等九篇小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并撰写了大量杂文，翻译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在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同时，从1920年开始，鲁迅在北大、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同时兼课。

到八道湾的客人很多，这当中多为文化教育界人士。蔡元培先生曾来过这里。1922年5月30日，周作人日记云：“蔡先生来访。”蔡元培是鲁迅的乡贤前辈，鲁迅对他十分敬重。鲁迅到教育部工作，是经好友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的。1917年，鲁迅又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到北大教书。周氏兄弟与蔡元培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胡适也曾到八道湾周宅造访。一次他来八道湾与周氏兄弟作了长时间的交谈，鲁迅劝他多搞一些文学创作。他记下鲁迅的话：“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

胡适的话及鲁迅对他的劝告，值得人们思考；胡适身为北大校长，社会名流，无论怎么说，都是这个社会的上层人物，而鲁迅还是劝他作一些文学创作。按现时的眼光看，劝一个权贵去进行文学创作，不视为神经病才怪呢。另外，又有几个权贵像胡适那样，去从事文学创作呢？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时国人把文化把文学视为至高无上的事业，是时代成全了灿如群星的作家群体。

同年8月11日，胡适又到周宅，恰逢鲁迅外出，周作人留胡适共进午餐。下午鲁迅回寓后，又与胡适长谈。胡适当天日记记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

八道湾还来过外国客人，那就是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讲课的俄国诗人和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因为他是盲人，又不通汉语，蔡元培就委托周家来照顾。

爱罗先珂懂日语，周氏兄弟其时也正在研习世界语，鲁迅还译过他的童话作品《桃色的云》。八道湾除了有极宽敞的地方外，这个院还有一个特点，即通用着日语，即使鲁迅与周作人不在家，爱罗先珂讲话也有人能够听懂。

爱罗先珂的到来给大院带来了欢乐。他会弹琴，会唱歌，孩子们都喜欢他，乐意跟他玩。建人的大儿子4多，很顽皮，爱罗先珂叫他的诨名：“土步公呀！”他就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

爱罗先珂去上课，由周作人做翻译。世界语本来是为简化语言而创造的，但它取了英文文法的简单而去除了其读音的繁杂，又多用拉丁语词根演化而成，在欧洲人学来固然简单，对没有一点西文基础的中国人来说仍很陌生。当时许多青年梦想世界大同，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于是很注重学习这种语言。爱罗先珂本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到北京后热烈鼓吹世界语的好处，引来不少人听课，并且发起组织了一个世界语学会，在西城兵马司胡同租了房子做会所，又在政法大学等处开设了世界语班，鲁迅与周作人一起陪同爱罗先珂出席了成立大会。

双目失明的爱罗先珂觉得北京是个没有声音的城市，他买来蝌蚪，放在院里的水池里，希望它们长大，发出蛙鸣。鲁迅的《鸭的喜剧》虽然收入小说集《呐喊》中，其实不能算是小说，据周作人说，大部分描写是真实的，爱罗先珂用的是真名字，主人仲密则是周作人的笔名。文中说院子是有一个水池，夏天下雨以后，院里有蛤蟆叫等等，这些也都是写的实物或实事。鲁迅写道：

“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积满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地叫。”

这就是后来周作人把八道湾住宅叫做“苦雨斋”的原因。

爱罗先珂为了排遣寂寞而买来的小鸭，后来不客气地吃掉了他原先买的蝌蚪。这就是鸭的喜剧的结局。

此外，郑振铎、耿济之、郁达夫、许地山、陈大悲、熊佛西等人都来过八道湾。来得比较频繁的还是鲁迅和周作人在北大、师大等任教的同事，如沈尹默、沈兼士、张凤举、徐耀辰都是周家的座上宾，许寿裳、孙伏园、章延谦等人更是常客了。

清华大学的学生梁实秋也曾来八道湾邀请周作人去讲学，他这样描写他眼中的八道湾和苦雨斋以及它的主人：

八道湾在西城，是名副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的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启明先生请出见我，这是我第次会见启明先生。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胡茬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

梁实秋这样写道：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崇蛊，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翻阅《金技》，吟咏俳句，写他的冷隽的杂文小品。

除梁实秋外，还有一个青年来到八道湾周宅，此人是毛泽东。周作人日记1920年4月7日记载：“毛泽东君来访。”当时毛泽东是刚从湖南来北京不久的青年学生，他一面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一面在北大旁听各种课程，还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毛泽东到八道湾访的是谁？1982年文坛上曾发生了争议，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见解。但无论是访鲁迅或是周作人，八道湾曾留毛泽东的足迹，这是勿庸置疑的。

兄弟二人在八道湾，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做学问与文学创作上，双方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这种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生活维持了3年多，很快就被一些生活中的麻烦笼罩上了阴影。当时鲁迅与周作人每月的薪金，加上稿费、讲课收入等，家庭生活也属于上等水平了。但掌管家务的作人之妻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孩子、大人无论大小病都请日本医生。“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吃饺子，就把一桌子饭菜退回厨房。”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就不要了，然后换床新的，搞得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

1923年7月，积蓄已久的家庭风暴终于来临了。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兄弟之间到底为什么失和，至今也没有权威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失和，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过程中，鲁迅和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知道了什么？鲁迅不清楚。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事情发展，就是搬家、互骂，以至殴打，都是“神使鬼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角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一再表示：“不辩解”。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言，鲁迅和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兄弟俩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在一些文章中用“宴之敖”做笔名，并解释：“宴从门，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中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从这一点看，鲁迅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的夫人了。作人“昨才知道”，虽然不知道知道的是什么，但“知道”的内容显然是妻子告诉他的。坊间传，是鲁迅偷看弟媳洗澡，弟媳告诉了作人。但这一切均无实据。兄弟二人不说，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京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房外有土沟，还种着花草，人是无法靠近的。从这位日本人的口中得知，鲁迅无法靠近窗口，根本也不存在偷看洗澡之说。

鲁迅的母亲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突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周氏兄弟的好友许寿裳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郁达夫也说：“他们兄弟间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7月26日，上午鲁迅到砖塔胡同看新租的房屋，下午收拾书籍，决心离开八道湾了。

8月2日下午，鲁迅携朱安女士离开八道湾，迁居西四砖塔胡同61号。

周作人一家一直居住在八道湾，直至周作人文革中去世，他的独生子周丰一家继续在此居住。1985年，周丰搬走，现已成一般居民院。院门早已拆毁，变成一简易小门，二道门及隔开前后院的大墙也早已拆除，院子里盖满了自建的小厨房，但主要的房屋建筑并没有什么变动。

在一个夏季的一天，我走进八道湾周宅，几棵古槐和几棵老椿树映照着这个古老的院落。院内一位老人对我说：“你是不是研究鲁迅的？不是研究鲁迅的人，谁会到这里来，一年也接待不了一个游客。”他的话带着几分苍凉。当人人都知道鲁迅，都知道阿Q这个艺术典型的时候，谁还能记起八道湾这个偏僻的小胡同哟？

老人指着第二层院中间的那3间房子说，鲁迅就是在这里完成了《阿Q正传》的写作。房门锁着，从廊下的窗口朝里望，全部是城市普通居民的家庭摆设，没有书厨，没有书桌，更没有先生休息时的藤椅，除了历史能够证明先生在此生活的一段经历外，其他一切都与先生无关了。但我从内心深处，仍然感觉先生还在这院子里踱步，在桌前沉思，来自江南水乡的阿Q每日逛完牛街与西四之后，也来到这里与鲁迅交谈。

走过二层小院，我来到三层小院，这里是周作人居住的地方，我问一位做饭的老太：“这里还有周家的人吗？”老太高声回答：“没有了。”又问：“周家人常来吗？”老太又答：“谁也没来过，就是来了，我们也不认识。周家人搬走后再也没回来过。”

过去，有人提议，保留八道湾鲁迅故居，但周海婴和周建人以为大可不必。八道湾的房屋以北屋最佳，而鲁迅根本没有享受过，周作人的“苦雨斋”就设在北屋。要说北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那是鲁迅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所以周海婴与周建人认为八道湾不必保护。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以为八道湾鲁迅居室与周作人的“苦雨斋”都应该保留下来。鲁迅最光輝的作品就是《阿Q正传》，八道湾是《阿Q正传》的产床，如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黄叶村一样，虽然他居住的地点很多，而黄叶村才最能折照出他人生的亮点。另外，更不要因为周作人，给八道湾贴上不光彩的标签。北京故宫是皇帝住过的地方，不也是作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被保留下来吗？周作人再坏，池没有坏到皇帝老儿那个份上，他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他没有杀人如麻。作为五四运动的闯将，他是有功劳的，他对民族文化的贡献，也不应该被低估。

我在八道湾沉思，我想问问鲁迅先生，当年你写《阿Q正传》的时候，是希望阿Q这样的人是越多越好呢，还是越少越好呢？当你沉睡在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否知道阿Q精神胜利法，是绝迹了，还是正在蔓延呢？倘若是后者，你是不是感到是一种悲剧……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