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党组织派县情报站的邵同杰先后三次找我联系，打听了解，党组织被破坏和人员变化情况，这时已有两名党员叛变！邵同杰敬重地问我是怎样坚持的，下一步怎么办，以后怎么发展等等，征求交流意见。还对我能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巧妙周旋，没有暴露自己，又能艰难坚持地下活动，给以好大的鼓励和充分的肯定。

我说，造成现在这样的严峻局面，红枪会是罪魁祸首。别看红枪会现在张牙舞爪，弄得各村惶惶不安，可它是被敌人利用，兔子尾巴长不了，蹦跶不了几天。日本鬼子那么凶恶，我们都不怕它。关键是先解决、除掉这个红枪会，把大部分受骗的红枪会会员争取过来，才能恢复原来抗日的好局面。不长时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采取惩办首恶亲日分子的红枪会头目，党员打入红枪会内部等办法，枪毙了红枪会头子朱存祯，嚣张一时的红枪会土崩瓦解。

忠 贞 守 纪

地下交通员要和上级党组织领导接触，直接接受任务，地下交通站也是上级落脚接头联络的地方。地下交通员之间只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交通站的三个人相互认识，就是经常打交道的自己同志们，按组织纪律不该让他们知道的也不能让他们知道，甚至连亲戚、邻里街坊也要瞒着。“交通站的工作责任大，危险性也大。因为和他联系过、接触过的人，在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牵连一大片。”（董文江回忆录语）他的工作关系着来往干部的安危，关系着文件、情报的安全传递，关系着交通线的畅通，甚至关系着敌我斗争的成败。必须对党绝对忠诚，严守组织对地下工作的保密纪律，是对每一个地下交通员最根本的要求。

父亲说：地下交通员虽不是在战场上真枪实弹和敌人面对面地拼杀，但也是出生入死，很危险的。敌人对地下交通员既怕又恨又残忍，觉得这些人了解掌握着一些党组织和干部及八路军、地方武装的情况，抓住一个都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从而达到破坏党组织、破坏抗日武装的目的。交通员一旦被敌人盯上，结局都很惨烈。只是怀疑，抓到你，又找不出什么破绽，一顿胖揍，打个鼻青脸肿是轻的，打个腿断胳膊折的，能出来的算是“烧高香”了。一旦身份暴露，在敌人严刑拷打或诱骗下，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是咬紧牙关凭着铮铮铁骨，坚持软硬不招供，不当孬种，不咬同志，不是被活活打死就是枪杀或活埋，为党献出生命。大河东村的地下交通员李德运就是在岗辛庄被国民党活埋的。在行刑的路上，他大骂国民党挑起内战，残害老百姓。并大声告知沿街群众，“我是大河东（岗辛庄南十多里路）的李德运！”挺胸昂头走向刑场（被追认为烈士）。二是保不住气节，软骨头，供出组织和革命同志，自首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弯了腰经受不住考验的虽是极少数，可他伤天害理，亲者痛仇者快，往往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所以地下交通员大都是党员，立场坚定，十分可靠，关键时候宁折不弯，宁死不屈。

父亲说：在干交通员的那些岁月里，自己与七区区委书记董文江，打交道两三年，是见面和联系最多的人。以后他调三区任区委书记，七区一乡以后也划归三区，仍受他领导，常见面。董文江在七区时就很了解我。别看咱家穷，住着土屋，一个圪针芽子扎的大门，半截院墙，我才二十多岁，他觉得我忠诚可靠，对我的地下交通工作很放心很满意。他来咱家接头、落脚的回数最多。可董文江来这里十分惊险的经历，至今想起心里还扑腾，永远忘不了那些情景。

记得1942年2月的一天过半夜里，董文江、刘大江（区长）和通讯员三人来到咱家交通站，人多土屋里住不开，我把他仨安排到村东南已逃荒东北的徐家院里。虽离咱家挺远，还是来回几趟，从家里弄去柴禾，拿了茶壶、茶碗等，烧水喝让他们取暖和解乏。边喝水我边汇报情况，董文江给我今后工作做了很具体的要求。到快天明了，又送去蜀黍煎饼，安排他们吃了饭。他们说，你回去吧，别回来了。回到家天也就亮了。因抗日干部董文江三人还在咱村，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我匆忙吃了口早饭，就赶紧跑到咱家崖头上瞭哨。保护他们是我最要紧的任务。

父亲说：咱家住的土屋上面是崖头，越往西崖头越高些。往东南可瞭咱庄多半个庄子，往西可瞭到大河东村及村西公路上的情况。这条路从大河东村向东过条沟，经咱住的崖头上边的咱庄北，往东到东褚科庄北堐，再经大崖庄向东，翻过薛家岭路就到五峰山了。西褚科村西北的苾村据点、岗辛据点，西南的崮头据点的鬼子，向东扫荡时这里往往是必经之路。咱土屋上的崖头是个天然的哨所。只要把住这个路口，没敌情，村里就是安全的。

我刚爬到崖头上，就发现鬼子的队伍已到了大河东村东头，我大吃一惊！莫非董书记他们来的事儿泄密了，要不鬼子怎么来得这么快？！我赶紧下崖头、过小河，拐弯抹角向徐家院里跑去。刚跑到徐家院胡同口，鬼子已来到咱村东河北沿的真武庙前了，离我也就百十来米。我急转弯拐进胡同，跑进屋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来了！来了……鬼子来了！”董文江果断地说：“那，你快走！”“我不能走，同归于尽也不能走。”他们说：“不行，你没枪。”说着就叫通讯员守在二门子上，他俩一个在门口，一个在屋里。董文江手里握着手枪像是最后命令式地说我：“福海同志，逃出一个是一个，你没枪，赶快走……”我翻墙跳出院子，往村南红庙山跑去。我边跑边回头看，最后躲在山上一棵柏树下观察动静。等了吃顿饭的功夫，可村里没有喊叫喝斥声，鸡飞狗叫声，像平时一样静板，我正纳闷，正好一个搂柴禾的过来，我问鬼子是怎么回事。他说鬼子没停住，直接上大崖了。我总算放下心来，赶快跑回徐家院对董文江说，让你们受惊了。董文江有些激动地说，没事，福海同志你真不错，冒着危险来送信。我说，上级好几个人在这里要出了事，我担当不起，责任忒大了。他们直说你这个交通员靠得住，当时考察你，我们没看走眼，真是个好同志。

勇 敢 机 智

长时间干地下交通员，地下工作的纪律和特点使父亲形成了，要时时保持警惕性甚至紧张状态，养成了胆大心细，一点也不能马虎的职业习惯。练成了识别好人、坏人，自己人、敌人的一双明亮眼睛，搭眼一看八九不离十。不管外出还是在本村，都做好提防和应对。在本村来了生人，尤其在宅子附近出现的生人高度警惕、倍加小心。一天，父亲发现一个平时不曾来的货郎在村里和宅子近处转悠，小心没过火的，父亲就在外住了四五天，以防不测。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得提高警惕是常态。也有特殊情况，父亲说：记得一年夏天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急促的敲门声、叫门声，把我惊醒。外面风雨交加，我听不准嗓音，又看不着人，就叫你娘说我没在家。外面的人根本不听，一个劲地砸门，还嘶哑地嗓门说：我打听到赵福海在家里才来找他哩。我想：坏了，坏了，有人叛变咬出我来了。

不管怎么说，我不开门。那时，形势环境复杂，做地下工作的弄不清来人是谁，也没什么接头表示，我怎么能开门？也不敢开门。门外的人最后说，你这个门我两脚就踹开咯。我不开门是不行了，心想肯定我是暴露了。开开门豁出去了，真是敌特就和他拼命！我一边顺手拿起门后平常形成习惯备下的一张铁锨，一边猛地一开门。来人对着我举着的铁锨哈哈大笑说：“把你吓得不轻吧，福海同志！”“我没寻思是你刘涛同志。”我们有两年来的没见面了，虽是误会，我不得不防，他也没怪意。他这次因有特殊任务经过，也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有关情况，又遇到大雨才正好来这里住宿。

不管送人送情报，都暗藏着危险。为了安全，要有随时对付危险的思想准备，要事先想个理由，遇到熟人便于应付，遇到盘查有个应对。在路上最烦的是碰到熟人问这问那，最怕的是遇到敌情，要随机应变脱险。往往不能走最近的路，要向斜方向或相反方向走一段兜个圈子。多走冤枉路是为了安全，万无一失，避免引起怀疑和暴露。遇到不可预见的突发危急情况，就是掉脑袋也要保证人员和情报的安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