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觉就少了。常常是凌晨四五点钟,便再也睡不着。屋子里黑沉沉的,只有窗外的天光,一点一点地透进来,先是灰蒙蒙的,渐渐地有了些青色,最后才染上淡淡的金。我就这么静静地躺着,看天色在窗帘的缝隙里变幻,听楼下偶尔驶过的早班车,轰隆隆地,又远去了。这时候的心,是全然敞开的,像一间空了许久的屋子,什么都能进来,又什么都能出去。
起来洗漱罢,镜子里的那张脸,我是认得的,却又有些陌生。皱纹是早就有了的,从眼角,从额头,密密地织着,像一张网,网住了六十多年的光阴。我记得它们是怎样一条一条地添上来的——第一条,是孩子出生那年,熬夜熬出来的;最深的那个,是送走父亲时,一夜之间就刻下的。如今它们都安静了,不再增加,也不再消退,就这么坦然地横陈着,像一份收据,证明我实实在在地活过。我摸摸自己的脸,那皮肤是松的,软的,带着老年人的温吞。年轻时候的棱角,早给岁月磨平了,倒也好,摸着不硌手。
吃过简单的早饭,我便出门去散步。小区绿化带中的人行道,早晨是属于我们这些老人的。有个老伙计在打太极,动作缓缓的,慢慢的,像是在空气里写字。旁边靠椅上,坐着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手里捏着份报纸,眼睛却望着远处发呆。远处是几幢高楼,更远处,是隐隐约约的山。我们碰见了,点点头,说几句天气,说几句儿女,话不多,却都懂。老了老了,话就少了,不是因为无话可说,是许多话,不必说,也都明白了。
绿化带的一角,有几棵移栽的老槐树,怕是有些年头了。我常常在树下站一会儿,看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印出一个个晃动的光斑。这树年轻的时候,想必也是枝枝丫丫地向上蹿的,如今却都收敛了,枝干虬曲着,向四面伸张,像一个撑开了的巨大的伞。树皮是粗糙的,裂着深深的纹,摸上去,有一种坚硬的温存。我想,它也该是敞开了心扉的罢,风来了,就让它吹过;雨来了,就让它淋过;鸟在枝头做窝,就让它做;孩子在树下嬉闹,就由他们闹。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就这么站着,一站就是许多年。
有时候,我会想起母亲。她走了有几十年了。刚走那会儿,我不敢想她,一想心就疼,疼得像要裂开。后来慢慢好了,可以想了,却又不常想了。但有些时候,比如这会儿,看见一对老夫妻互相搀着慢慢地走,或者闻到厨房里飘出的红烧肉的香味,她就会突然地冒出来,清清楚楚的,像还活着一样。我记得母亲炒菜的样子,系着那条蓝布围裙,锅铲翻动着,嘴里还念叨着咸了淡了。有时拉着我陪她坐一会,说一些做人和处世的道理。这些细碎的、微不足道的事,如今都成了宝贝,一件一件地,在我敞开的心扉里放着,暖暖的,软软的。
午后,我喜欢在阳台上坐一会儿。泡一杯茶,也不喝,就看着热气袅袅地升起,散开,没了。对面楼上,有户人家在晒被子,红红绿绿的,在风里微微地鼓动着。楼下的孩子们放假了,追逐着,尖叫着,那声音传上来,脆生生的,像一把碎银子撒在瓷盘里。我看着他们,心里也欢喜,像看着自己遥远的童年。那时候我也这么跑过,也这么叫过,一转眼,就老了。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让你觉得什么都没变,其实什么都变了;让你觉得什么都变了,可有些东西,偏偏又一点都没变。
傍晚的时候,我常常坐在窗前,看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去。那光先是金黄的,亮亮的,把对面楼的玻璃照得耀眼;然后慢慢地变成橘红,柔柔的,暖暖的,把半边天都染了;最后,那红也淡了,暗了,天就成了一片青灰色,像一幅水墨画,渐渐地洇开了。这时候,远近的灯就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先是稀稀的几点,后来就密密麻麻的一片了。每一点灯光后面,都该有一个家,都有一些人在过着他们的日子罢。他们笑着,闹着,吵着,忙着,像我们当年一样。我看着这些灯,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安宁。热闹是他们的,也是我的;日子是他们的,也是我的。我在这里,像一个观众,也像一个演员,演完了自己的戏,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台下,看别人演。
夜深了,万籁俱寂。我躺在床上,听自己的呼吸,匀匀的,缓缓的。路灯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银白的线。这时候的心,是彻底地敞开了。一生的悲喜,得失,聚散,都像流水一样,从心头流过。不再抓,也不再留;不再怨,也不再悔。就这么让它流着,清清的,浅浅的,带着一点点的暖意。
敞开的心扉,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它不再设防,不再等待,也不再期待。它只是开着,像一间老屋的门,让风自由地出入,让光自由地照耀。有人来,也好;没人来,也好。有什么进来,就接着;有什么出去,就送送。里面装着的东西,都是自己的,满满的,却又空空的;空空的,却又满满的。
窗外的天,过几个时辰又要亮了。新的一天,又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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