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作者 朱海燕
苍柳入云
[一]
谁没见过柳树呢?柳树遍地都是。柳,已经平凡到举目便可看到的一种植物了。
然而,一想起爷爷,我就想起柳树,想起故乡我家那棵绿染云霄的大柳树。儿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把我送给姑妈。那时,我喊爷爷奶奶为姥爷姥姥,喊父亲母亲为大舅大舅妈。每年,桃李盛开的春天,或遍地金黄的秋日,姑妈挎着满篮子的礼物,带我去走姥姥家。姑妈家距姥姥家12里路,那么远的路程,对于只有几岁的我来说,已是一次繁重艰难的旅程了。当我走累的时候,姑妈会指着远方的柳树说:“你看,柳树下就是姥姥的家,我们快到了。”
那棵大柳树长在姥姥家围濠的西侧,是十里八里范围内,长得最高的一棵,就是钻天杨都矮它半身,离姥姥家四五里路就能远远地看到,它树冠庞大,像是腾起的半天绿云,和云彩连在一起似的。若是阴天或是雨天,那树像一座山,枝枝杈杈不规则的造形,如稀奇古怪的山峰,让人浮想联翩。若是风和日丽的天气,那树又像慈祥的姥爷,微笑着向我招手,鼓舞我战胜劳累,快步走到他的身边。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那棵遒劲的柳树,一直是那样郁郁葱葱、苍苍茫茫、生气勃勃,无论是历经春风酥雨,还是饱尝寒冰暴雪,它都把生命的气息传送给大地。
爷爷米寿而终。按照中国的习惯,米寿而终,也算是难得的长寿了。米字的形态,一看便知为88岁。爷爷作为勤劳智慧的老人,经历了广阔而丰富的88年,自然有很多的个人体验。但我敢说,能见证爷爷思想、生活、情感世界变迁的,可能是那棵历尽沧桑的老柳树了,它不仅是爷爷顽强奋斗精神的抒写,也是抒发他心声的一曲绵长的歌。
柳树,是爷爷8岁时栽下的。爷爷临终时,按照他的遗嘱,父亲把这棵具有80年树龄的柳树伐下,分别给爷爷奶奶做了两口棺材。想不到两口棺材,仅用掉柳树四分之一的材质。意想不到的是,这棵几人才能环抱的柳树,四丈多高的树干,从上到下居然没有一个虫眼,质体结实得如桑榆木料。
《世说新语》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犹茂。”所以人们称体质衰弱者,为蒲柳之姿。但是,爷爷家的这棵柳树,除树形高大雄伟,树干粗壮、枝叶秀丽、细软下垂、刚中带柔外,它的材质之坚实,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树就像爷爷,与他有着一样的秉性。
[二]
爷爷生于20世纪之初的晚清,家境十分贫寒,曾祖父不仅无能,而且不务正业,根本没有能耐改变家庭的贫困面貌。那时,爷爷家有几分薄田,在村子围濠的西侧,这是杯水车薪的唯一家底。这个让人瞧不起看不上的家庭,却出了一个有志气的人,那就是我的爷爷。他懂事时,就将家里家外的劳动承担下来。那是他,也是我们这个家维艰创业的开始。他小小年纪,身上却充满一种蓬勃的朝气,坚信,只要有志气,脚步就能迈到殷实富裕的日子。
爷爷8岁那年春天,乡间一些穷怕了志气没有泯灭的男人,要到“南乡”闯江湖,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外出打工。“南乡”是我们那一带人使用极其广泛的一个词,它不是指某一个固定的地方,泛指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或是江淮之间,或是长江以南。
离家之前,爷爷在围濠西侧,栽下这棵柳树,植下他对未来的希望。为什么种下的不是榆槐,不是椿树,而是杨柳呢?爷爷说,家里地少,临水的几分地要种庄稼,只好利用濠的斜坡种植杨柳。杨柳喜水,有顽强的生命力,只要给它一点生存的条件,便能茂盛地生长起来。杨柳的环境,很像爷爷的人生处境。反过来说,如果濠坡上种植的不是杨柳,而是其他树种,它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杨柳不选择优劣,给它一片土,给它一汪水,就能怒放出一树春色。
爷爷到的南方,属于江南,究竟是在江苏,还是在皖南,属于江南的哪个县,爷爷说不清楚。他说,带他去的那些男人们都是饿死不向命运低头的人,爷爷跟着他们,长成了一种坚强的意志。爷爷不识字,但他识庄稼,识农活,识什么作物能变金子的秘密。他向那里的农人学会一手种植经济作物的技术,那就是种植烟叶。
烟叶的原产地不在中国,而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后传入菲律宾,明代福建人自海外携入,先在莆田种植,后来遍及全国,到了明末清初,以烟待客,便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礼仪,而茶反居其次。
爷爷学习种植烟叶长达3年,11岁那年,这个给人打工的童工回到故乡,这时,他种植的柳树长得已有小盆口那么粗了。于是,爷爷便利用濠沿上的几分土地,种起烟叶。可以想象,春夏之季,那苍翠欲滴的烟叶地里,爷爷挥汗如雨的身影,那婀娜曼舞的柳荫之下,爷爷休息时会意的笑容。
经过几年奋斗,爷爷终于置下属于自己的三亩土地,但日子仍然被贫穷煎熬着。随着奶奶嫁到这个家里,除曾祖父与二祖父外,家里又添了父亲、姑姑和二叔。三亩土地固然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为了生计,爷爷又租种本村地主二大人二亩土地。
不幸的事接踵而来,1937年,年轻力壮的二祖父在去外地办事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人们哄骗曾祖父说,二祖父犯了事被政府投进监獄,花钱可以将他捞出来。为了二祖父,爷爷变卖了全部家产,四处托人,花钱送礼营救二祖父。
卖地的时间是初秋季节,庄稼即将成熟。几亩地里长满了烟叶、高粱、黄豆与玉米,郁郁葱葱,一片绿色,十分喜人。玉米长得比人还高,惦起脚才能摘到上面的棒子。谷子长得胸口那么高,风一吹,便涌起一片金浪。可惜,这些作物没收下颗粒,一夜之间,连土地都卖给了别人。全家人面对那一块多年打拼,血汗浇灌的土地,洒下一串串辛酸的泪水。可是土地卖光了也没有救回二祖父,原来他不是进了牢房,而是死在了国民党的战场上。等到爷爷知道上当受骗时,一切都晚了。突降的灾难,把原先出租土地的地主吓呆了,他收回了土地。一贫如洗的惨剧又一次降临到这个家庭。
本性木讷的曾祖父一筹莫展,在失望之余,乘着一个严霜袭来的夜晚,悄悄地离家出走。本不负责的他,卸掉了一切责任,大山一样的沉重落在爷爷的肩上。此时,属于爷爷和这个家庭的,只有濠坡上那棵茂盛的柳树了,它已长到了一搂多粗,弯曲苍劲直插云霄,昂扬向上倾吐着一种不屈的精神。爷爷那双长满老茧的手,狠狠地拍击着树干,仰望着飘舞在天空中的树冠,流下一行热泪,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古人云,杨柳多悲风,萧萧秋煞人,不识字的爷爷是不是要渲染古人所描述的这种意境愁肠呢?不!那不是爷爷的性格。他久久地立在树下,不停地拍击着树干。突然大喝一声,喊来我的父亲:“到树上折几枝柳条去,插在门上,把鬼赶走,我们家就不走背运了。”家乡一带,把柳树称为“鬼怖木”,有柳枝插门上,百鬼不入家的说法,认为能够驱邪避鬼。
爷爷那年刚刚35岁,正值壮年,他没有灰心,有一腔摆脱贫困的气慨。他到购买我家土地的地主家,好说歹说将原来的三亩地又租了回来。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只有土地的所有权改变了。爷爷不计较这些,他说,土地是有灵性的,我把这地喂了这么多年,它懂得如何贡献好的收成,土地有良心,它不会亏待为它流过血汗的人。那块地,被濠坡上的那棵大柳树映照着,会驱走贫困的魔鬼。
从那时起,爷爷带着奶奶及几个不成年的儿女们开始了第二次艰难的创业。所经营的仍然是爷爷的拿手好戏——种植烟叶。爷爷的道理是:一亩烟叶的收益是四亩粮食的收益。种植两亩烟叶,就有了八亩地的收益,用种植烟叶挣来的钱去购买粮食,比三亩地都种庄稼还划算。在爷爷的带领下,父亲、二叔,小小年纪都成了种植烟叶的能手。别看他们十个指头又黑又粗,像是老树枝子,但是在烟叶地里却显得异常灵巧。捉虫、割烟、编烟绳、晒烟、烤烟,父亲与二叔样样皆精,全家人把烟的春色,烟的清香,溶进了未来的生活。
爷爷除了卖烟叶,还兼卖一些奇缺的生活用品,如辣椒等等。爷爷不种辣椒,而是靠他的双脚与双肩,跑到距家60多里路外的太和进辣椒,在附近集镇上卖。表叔李玉贤告诉我:我姑父,就是你爷爷,是这个世界最能吃苦,最会干活,最会挣钱的人。我们这边不逢集,他步行到太和进辣椒,连夜返回,赶我们这边的逢集,卖烟叶与辣椒。早晨路过我家,看见他眉毛、胡子上结得都是冻渣子。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得的累,他总是乐呵呵的。
由于爷爷的勤劳,到1947年,我家不仅赎回了原来的三亩地,而且紧临那块地的十一亩土地,也被爷爷买了下来,全家已拥有十四亩土地,算从贫困的日子里拔出了双腿,并供养二叔到70里外的颍州上了中学,成为那一带仅有的在城里读书的学生。
这时,在外游荡了十几年的曾祖父回来了,他养成了好逸恶劳、嗜赌成性的恶习,在一次豪赌中,竟把爷爷及全家人,多年节衣缩食历尽艰辛所买来的土地输个精光,我家的土地又一次清零。不久,曾祖父去世了。死前,他在病床上哈哈大笑,对爷爷说,他对这个家的贡献,就是败光了家里的土地,可以毫无牵挂地走了。后来知道,曾祖父这些年混事于山西的某解放区,目睹了打土豪分田地的一幕,拼老命也不能让这个本来就穷的家庭,因十几年的奋斗而划上地主或者富农成分。一生不正干的曾祖父,为我们这个家干了一件涉及到前途的大事。
土地是财富之母,爷爷这个善于和财富结缘的人,总是与土地一次次擦肩而过。

/民国时期的农民(图片来源网络)/
土地是广阔的舞台,爷爷却在这个舞台上尝尽酸甜苦辣的人生百味。
土地是一曲命运的交响曲,激越的旋律,总是让爷爷用他生命的节奏奏响。
爷爷是土地的儿子,他品尝到土地给予的喜怒哀乐……
[三]
解放后,我家拥有了贫农成分。土地改革,分了八亩地。那八亩地,仍然是曾祖父赌输土地的一部分,紧邻着那棵苍劲的大柳树。有了土地,爷爷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下来了,坚信分来的土地,永远属于他了。于是,他焕发出惊人的力量,率领妻子儿子开始了又一次创业。没有耕牛,没有农具,没有资金,困难重重,但爷爷不怕,只要有土地,只要人勤劳,平日里就能吃饱肚子,过年就能吃肉喝汤。从此,爷爷的脸上总挂着欢欣的劳动带来的笑容。天空是新的,太阳是新的,空气是新的,就连耕耘近40年的土地也赋予了新的生命。爷爷像是一位天才的作家,脚下的土地就是一张素纸,长出的一垅垅绿油油的庄稼,就是爷爷写下的一行行文字。土地是属于他的,他要从土地里刨出胖胖的金娃娃。
但没有多久,爷爷的美梦在时代的大潮前又一次破灭了。而我的父亲则是站在那个时代潮头的弄潮人。
父亲那时20多岁,风华正茂,是我们那一带第一个入党的年轻人,是第一个成为“公家人”的国家干部。他有家庭获得土地的欢欣,但他更多的为那些家庭贫困,没有劳力的家庭而忧虑。父亲认为,农民只有联合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避免两极分化。于是,他发动群众,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接着,又来一个惊人的动作,在全区第一个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是第一个试点成功的合作社,在成为经典的标杆,所以,我们那个村庄,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老社”。这名字一直喊到今天,那是镌刻着父亲功劳的一个名字,那是曾喧响在历史深处的一个名字,也是活在未来地理上的一个名字。
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问题,爷爷对父亲一肚子意见。他认为经营土地人,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谁敢保证大家都出一样的力,流一样的汗?有的苦干,有的偷懒,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心能生好点子,人心也会长孬点子,神仙也不能把农民的心拧成一股绳。后来,当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时,爷爷跟我说,他当时认为合作化是死路一条,你父亲却认为是阳光大道。我不是看他是我儿子,怕影响了他的进步,我不会让我们朱庄第一个走合作化道路的。土地不养懒人,大锅里的饭哪有香的?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无论社会结构形态如何变化,但土地是不变的,爷爷依旧面朝黄土背朝天,耕耘在家乡的土地上。他有丰富的种田经验与高超的劳动技能,又乐此不疲地把这些经验和技能传授给乡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围邻村都饿死了不少人,而我们老社村,却无一人饿死,每亩地的产量比邻村高出上百斤,这里就有爷爷的汗水与功劳。
[四]
我懂事之后,爷爷在我记忆中便开始留下清晰的印象。我常对朋友说,画家罗中立如果认识我爷爷,那么《父亲》那幅油画肯定画的是我爷爷,而不是他人。爷爷慈祥、善良、慈祥,每一个微笑,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完美地诠释一位东方农村老人真、善、美的全部内容。解读爷爷,就是解读土地这部最深厚博大的资源学;爷爷本身,就是中国农民命运缩写的符号。

/农村互助合作社(图片来源网络)/
互助组以后,爷爷一直干着像生产队长这样的角色,1961年,爷爷快60岁了,他坚决不愿做队长了。但群众还是推选他做队长,社员们说,你不当队长,是存心让我们挨饿是不是?他们把爷爷,视为是财富,视为是粮食,视为是吃得饱穿得暖的一种存在。
无奈,爷爷又当了队长,继续为土地注入活力。根据全村土地状况,采取宜农则农,宜草则草的办法,把东大滩岸边三十多亩碱洼地栽上茴草,既解决了村民建房的用草,又治理了水土流失,原本颗粒无收的荒地,成了绿色的宝地;利用冬闲季节,爷爷带领社员们进行兴修水利和土地平整,改变了过去“一场雨就涝,三天日就旱”的局面,使150多亩多灾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旱涝保收田;再就是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生产队种植了大片大片的烟叶和大片大片的西瓜,增加了集体收入。
爷爷在弹丸小村的一番作为,居然被区上县上的领导发现了,他被选为阜阳县的人大代表。老年的爷爷常在寒冬的夜晚,在百年老屋里,一边有滋有味地咂巴着旱烟袋,一边自豪地跟我说,参加人代会时,县长和他讨论农业生产上的事儿,县长拜他为师,说一定要到老社村取径学习。爷爷自豪地说,他当县长在行,论种庄稼我是老师,他是学生。不久,县长真的来了,在爷爷建功立业的土地上视察了半天。
安徽农村实行“三自一包”时,爷爷来了劲头,他说,这政策让土地高兴得笑醒了。在那棵老柳树下,他召开全村社员大会。爷爷说,咱村人少地多,人少嘴不杂,其他生产队每人按二分地分,我们按五分地分。爷爷指着大柳树说:“自留地就像这棵大柳树,能给咱们的生活遮风挡雨,把地喂肥了,收成不比生产队里分的少。”
笑容荡漾在乡亲们的面上,他们一个个起得比鸡还早,挑着水梢,扛着银锄,爬明踩黑地伺弄自己的土地,白天借阳光炼金,夜晚借月光浇水。成天蹶着屁股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着,也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这一次自留地的分配,一直延续到1982年农村土地承包制实行时。
十年运动期间,其他生产队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爷爷那个生产队没激起一点红色的波浪,乡人们仍以最诚实的劳动,表现了在那块土地辛苦和发展的日子上。当然我们村也不是世外桃源,东院海备大哥热衷于造反,他把多分土地视为爷爷的一项罪名。由于他把造反当饭吃,自己的自留地扔到脑后,最后成为全队最穷的庄稼汉,他那个家族还扬言要开除他的族籍。
那时,一人五分土地,就是对富裕的一分渴望,就是对希望的一种呼唤,乡人再愚钝,也不会丢掉对希望与生活的追求。
爷爷让乡亲们吃饱肚子过富裕生活的故事,被组织上发现了,一位农村老人,让一个村庄不挨饿,就能让一个生产大队不挨饿,一定要把这个能人用起来。公社书记亲自做爷爷的工作,叫他做大队干部,爷爷说,我不是党员。书记说,发展你入党。爷爷说,我不想入党。他回答得十分坚决。书记以为爷爷谦虚,再三征求意见,爷爷回答的还是那句话。书记火了,你不愿入党,不愿为人民服务,想干什么?把你的生产队长撤了。爷爷微微一笑,生产队长就是一个种地的,撤了队长我还是一个种地的,有地种我就高兴。于是当了十几年生产队长的爷爷,把那顶最小最小的官帽子摘了下来,他的心像那棵柳树一样舒展,情感像土地一样安宁。
撤一个生产队长容易,但把一个生产队的生产搞上去,可就不那么容易了。爷爷下台一年,生产队的生产和群众生活急剧下降。社员们三番五次找公社书记请愿,要求恢复爷爷的生产队长职务。就是如此之怪,那片土地在爷爷的手里,像乖顺的一只小绵羊,在别人手里就变成一头尥蹶子的老驴。土地有灵性,谁对它倾注了心血,谁就是它的主人。还是撤职爷爷的那位书记,来到村里宣布恢复了爷爷的生产队长。书记对爷爷说:我这半辈子,没见过你这样好的老头子,也没见过像你这样怪的老头子,人家听说入党,高兴得不得了,你倒好,能躲十万八千里。
[五]
爷爷心里有“大公”,也有家庭,他想着生产队的一草一木,也想着家庭的一针一线。我每次走亲戚,都是住在爷爷家,第二天一早,我还在甜美的梦乡里,爷爷就把我唤起,和他一起下地劳动。给生产队翻地瓜秧,干到太阳三竿高时,我也能翻一亩多地。记工员问爷爷:外甥的工分怎么记?爷爷说:不记工分,他是义务劳动。
当然,爷爷耕耘过的土地,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柳树下的那一亩多自留地,在那块土地上,爷爷年年种植烟叶。早晨,天刚刚蒙蒙亮,他披着晨雾,在烟地里捉虫;中午,结束了生产队的劳动,他顶着烈日给烟叶浇水施肥;傍晚,收工回来,他佝偻着腰在烟地里劳作,那硕大碧绿苍翠的烟叶地,就是他的世界。也给童年的我一种缥缈诗情的意境。
夏日的夜晚,爷爷怕猪羊跑到烟地里,糟蹋了烟叶,总是领着一片芦席,携一床被子,拉着我到大柳树的濠沿上,为烟叶守夜。透过柳树的枝丫,可以看见天上的星光,听到濠里的蛙鸣与田里的虫声。我躺在芦席上,看着爷爷,他总是一袋接着一袋抽着旱烟,天上的星光和烟斗窝里闪现的红光映照着爷爷的脸庞,仿佛是一尊雕像。一夜一夜,也没见谁家的猪羊跑来祸害烟叶,但爷爷还是每天坚持在柳树下看守着,仿佛每夜的一枕清凉,才能使他心情舒畅。他酷爱土地,土地上所绽开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自然开在了他的心上。
种植烟叶,是十分辛苦的劳动,尤其晒烟叶,正是天气炎热时。烟叶用绳编成长条,铺在地上。一个小时要翻一次。而那时生产队的农活又异常繁重,中午收工回来,二叔、三叔还没有躺下休息片刻,爷爷就把他们和在家的孙子们喊起,到火辣辣的太阳下给他翻烟叶。每一个中午的梦,都被阳光烤焦。一次,心甘情愿;两次,没有怨言。天天如此,实在让儿孙们难以承受。我常见二叔噘着嘴发牢骚:种这么多烟弄啥,折腾死人啦。牢骚归牢骚,当着爷爷的面,二叔总夸今年的烟叶比去年的好。但二叔当着我父亲说的却是另一番话了:你不能劝劝咱爹甭种烟叶了吗,一家老少都跟着他吃苦受累。
父亲说:你不是不知道,这十里八乡谁能干过他,他干活没有知累的时候。
爷爷种植的烟叶,在我们那一带是出名的。冬闲时节,三叔拉一车烟叶送到集镇上,爷爷便在烟摊前张罗生意,集市没罢,他就把一车烟叶卖得一干二净。看着爷爷生意这么好,不少想种植烟叶的人跑来跟爷爷学习。一位60多岁的徒弟居然非要认爷爷干爹不可。爷爷说,我不缺儿啊。那人说,多一个儿也不算多啊。推辞不掉,只好认了一个60多岁的干儿子。

图片来源网络)
爷爷的一生是和土地打交道的一生,他不知道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他知道土地里有秘密,也有真理,在闭塞的农村,他是实践商品经济的先导者。在那块自留地里,他用一部分地种植烟叶,用一部分栽桑理杈。他理出的桑杈,做工考究,造形精美,坚硬锐利,深受农民的喜爱。除此之外,他还养牛种草,在土地的舞台上,他紧紧握住了农民致富的真理。
乡间有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1987年,爷爷84岁。在这个人生的大坎上,爷爷真的病倒了。我从北京赶回,见家里请了几位医生正给爷爷会诊。他们说,没有希望了,准备后事吧。那时爷爷已几天没有进食了,靠打吊针维持生命。我说,爷爷不会死,他恋着土地呢。我把一把巧克力放在碗里,用开水冲泡成糊状,喂到爷爷嘴里,不一会他的肚子里就咕咕噜噜地响了起来,接着又咳了两声,他真的起死回生了。我不懂医,我想,像爷爷这样勤劳一生的人,尽管身体没有什么大病,但农村那种有限的生活条件,又加上省吃俭用,他的身体因缺欠营养,就像干裂的土地一样,一碗浓浓的巧克力喂到肚里,如同甘露注入,刺激的巨大作用,一定会使他重新站立起来。这一招真的灵验,醒过来的爷爷又活了四年。
大病之后的爷爷身体大不如前,他常常在儿孙的搀扶下,拄着拐杖,缓缓走到那棵大柳树下,望着绿色的田野或翻滚的金浪,发出无限感慨。那时,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农民成了真正的土地的主人。爷爷说,我要是年轻30岁,赶上这样的好时候,一个生产队的地,不够我一个人种的。
1991年,爷爷选择米寿之年,与世长辞。一个酷爱土地,把土地视为生命的人,完成了从无到有,从穷到富的过程。他拥有了粮,拥有了米,所以,他选择了米寿而终。
爷爷过世,没让儿孙花一分钱。弥留之际,他除了留下一笔钱给奶奶办理后事外,还给三个儿子各分了3000块钱。就是说,1991年在贫困的皖北,爷爷已成为真正的万元户了。
爷爷去世以后,父亲在那棵柳树的原址上又种植了一棵柳树,真是神奇,那棵树其形状竟和前一棵十分相似,仍然是我们那一带最高最大的一棵……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