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思守诗心，以文质归本源一一读林伟健《我为什么要写诗》

张志明

       林伟健先生以哲学学者与国学研究者的双重底色，写下《我为什么要写诗》一文，既是个人创作心路的坦诚告白，也是对百年新诗流变的清醒叩问，更是对诗歌本质、语言品格与精神使命的郑重重申。在流量化、碎片化、空心化写作泛滥的当下，这篇文字不事雕琢、直指要害，既见学者的思辨锋芒，亦见诗人的赤子情怀，为当代诗坛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诗学宣言”。

       文章开篇便道出身份的偶然与必然：长期浸淫于哲学思辨与古典思想，在《道德经》《论语》《六祖坛经》的智性空间与《诗经》、唐诗宋词的审美世界里往复穿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彼此滋养，最终由“读诗”走向“写诗”。这种由学术积淀自然生发的诗心，区别于刻意标榜、速成炮制的“诗人”，自带厚重与真诚。林伟健将诗视作心灵对话的载体，而非技艺炫耀的工具，这一定位，从起点便锚定了其创作的精神高度。

       在对诗的理解上，林伟健回归中国诗学本源，提出三条清晰而坚定的主张：诗以言志、歌以永言，追求语言优美、韵律和谐、可吟可诵；诗重意境，讲求情景交融、形神统一，以情动人、以理启人；诗是语言精华，拒绝直白浅陋、文字堆砌与无病呻吟。这三条看似朴素，却切中当下诗歌创作的普遍病灶：重分行而轻诗意、重晦涩而轻意境、重宣泄而轻锤炼。他不否定新诗的自由精神，却坚决反对以“自由”为名消解诗性、亵渎诗名，将顺口溜、玄虚文、概念堆砌逐出诗歌殿堂，守住了“诗”的底线与尊严。

       面对当下诗坛乱象，林伟健直言“惨不忍睹”，呼唤徐志摩、艾青、舒婷等一代代以真情与美质立言的诗人归来。这份忧思并非杞人忧天，而是知识分子对文化生态的责任自觉。当诗歌沦为圈子游戏、流量噱头或情绪宣泄，失去的不仅是审美品格，更是连接人心、滋养精神的公共价值。他不妄言“拯救新诗”，却以“不忍”为动力，选择以笔立心、以诗自持：用朴实语言造优雅意境，以真挚情感留想象空间，让诗回归情感、思想与美的本真。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写作姿态，比空泛的革新口号更具力量。

       文中那段对诗的诗意阐释，堪称全文文眼：“诗是没有声音的，却能在人们心中回响；/ 诗是没有色彩的，但读起来却色彩斑斓…… / 诗，是无声的呐喊；/ 诗，是诗人热血满腔”。以哲人的辩证思维，点破诗歌“无形而有神、无言而有声”的本质，将形式之简与精神之丰、个体之情与人间之共鸣融为一体。这既是他对诗的定义，也是他创作的标尺——不追求怪诞猎奇，不迎合低俗趣味，只以心为笔、以理为骨、以美为韵，写“随心所欲”却不失法度与温度的诗。

      从学者到诗人，不是身份的叠加，而是精神的贯通。哲学赋予他审视诗坛的清醒，古典文学赋予他审美判断的根基，现实关怀赋予他提笔写作的冲动。林伟健的“写诗”，是学术生命的诗意延伸，是文化良知的文字表达，更是对中华诗脉的现代接续。他用行动证明：好诗不必晦涩，不必喧哗，不必刻意标新；真正的诗，源于真诚、立于意境、精于语言、归于人心。

       在一个诗意稀缺、喧嚣遍地的时代，《我为什么要写诗》不只是一篇创作谈，更是一声回归本源的呼唤。它提醒我们：诗的生命力，不在形式的猎奇，而在心灵的真诚；不在圈子的自赏，而在大众的共鸣；不在一时的热闹，而在长久的精神回响。林伟健以哲思守诗心，以文质归本源，当代诗歌写作树立了一种沉静、笃定、有根有魂的典范。这样的诗与这样的诗观，恰是当下诗坛最需要的清醒与温暖。

   作者简介：张志明 广州番禺人，公务员，热爱生活，喜欢音乐，爱好文学和诗歌创作。人生不只是烟火，还应有诗和远方。喜欢用手中的笔，与文字共舞，与诗意同眠。浪漫而又富有诗意的人生，记录生活的点滴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