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思守诗心,以文质归本源一一读林伟健《我为什么要写诗》
张志明
林伟健先生以哲学学者与国学研究者的双重底色,写下《我为什么要写诗》一文,既是个人创作心路的坦诚告白,也是对百年新诗流变的清醒叩问,更是对诗歌本质、语言品格与精神使命的郑重重申。在流量化、碎片化、空心化写作泛滥的当下,这篇文字不事雕琢、直指要害,既见学者的思辨锋芒,亦见诗人的赤子情怀,为当代诗坛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诗学宣言”。
文章开篇便道出身份的偶然与必然:长期浸淫于哲学思辨与古典思想,在《道德经》《论语》《六祖坛经》的智性空间与《诗经》、唐诗宋词的审美世界里往复穿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彼此滋养,最终由“读诗”走向“写诗”。这种由学术积淀自然生发的诗心,区别于刻意标榜、速成炮制的“诗人”,自带厚重与真诚。林伟健将诗视作心灵对话的载体,而非技艺炫耀的工具,这一定位,从起点便锚定了其创作的精神高度。
在对诗的理解上,林伟健回归中国诗学本源,提出三条清晰而坚定的主张:诗以言志、歌以永言,追求语言优美、韵律和谐、可吟可诵;诗重意境,讲求情景交融、形神统一,以情动人、以理启人;诗是语言精华,拒绝直白浅陋、文字堆砌与无病呻吟。这三条看似朴素,却切中当下诗歌创作的普遍病灶:重分行而轻诗意、重晦涩而轻意境、重宣泄而轻锤炼。他不否定新诗的自由精神,却坚决反对以“自由”为名消解诗性、亵渎诗名,将顺口溜、玄虚文、概念堆砌逐出诗歌殿堂,守住了“诗”的底线与尊严。
面对当下诗坛乱象,林伟健直言“惨不忍睹”,呼唤徐志摩、艾青、舒婷等一代代以真情与美质立言的诗人归来。这份忧思并非杞人忧天,而是知识分子对文化生态的责任自觉。当诗歌沦为圈子游戏、流量噱头或情绪宣泄,失去的不仅是审美品格,更是连接人心、滋养精神的公共价值。他不妄言“拯救新诗”,却以“不忍”为动力,选择以笔立心、以诗自持:用朴实语言造优雅意境,以真挚情感留想象空间,让诗回归情感、思想与美的本真。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写作姿态,比空泛的革新口号更具力量。
文中那段对诗的诗意阐释,堪称全文文眼:“诗是没有声音的,却能在人们心中回响;/ 诗是没有色彩的,但读起来却色彩斑斓…… / 诗,是无声的呐喊;/ 诗,是诗人热血满腔”。以哲人的辩证思维,点破诗歌“无形而有神、无言而有声”的本质,将形式之简与精神之丰、个体之情与人间之共鸣融为一体。这既是他对诗的定义,也是他创作的标尺——不追求怪诞猎奇,不迎合低俗趣味,只以心为笔、以理为骨、以美为韵,写“随心所欲”却不失法度与温度的诗。
从学者到诗人,不是身份的叠加,而是精神的贯通。哲学赋予他审视诗坛的清醒,古典文学赋予他审美判断的根基,现实关怀赋予他提笔写作的冲动。林伟健的“写诗”,是学术生命的诗意延伸,是文化良知的文字表达,更是对中华诗脉的现代接续。他用行动证明:好诗不必晦涩,不必喧哗,不必刻意标新;真正的诗,源于真诚、立于意境、精于语言、归于人心。
在一个诗意稀缺、喧嚣遍地的时代,《我为什么要写诗》不只是一篇创作谈,更是一声回归本源的呼唤。它提醒我们:诗的生命力,不在形式的猎奇,而在心灵的真诚;不在圈子的自赏,而在大众的共鸣;不在一时的热闹,而在长久的精神回响。林伟健以哲思守诗心,以文质归本源,当代诗歌写作树立了一种沉静、笃定、有根有魂的典范。这样的诗与这样的诗观,恰是当下诗坛最需要的清醒与温暖。
作者简介:张志明 广州番禺人,公务员,热爱生活,喜欢音乐,爱好文学和诗歌创作。人生不只是烟火,还应有诗和远方。喜欢用手中的笔,与文字共舞,与诗意同眠。浪漫而又富有诗意的人生,记录生活的点滴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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