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中国品年味
入了腊月，日子便像是被谁偷着拨快了些许。街角的日历一页页撕得飞快，那上头的红字一日日逼近，终于在某个清晨，我看见上头赫然印着：丙午年，马年春节。
推开窗，一股清冽的风涌了进来，带着若有若无的硫磺气息——那是除夕夜渗入砖缝的记忆，又在新的腊月里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唤醒。这气息是年的底色，是古老传说留在民族嗅觉里最原始的胎记。
我穿行在街巷里。临街的店铺早已挂起灯笼，那红是正红，热烈得不留余地，一串串、一排排，像流淌的熔岩河。市场里人声鼎沸，写春联的摊子前围着人，老先生凝神悬腕，一个饱满丰润的“马”字在红纸上诞生——有人要“马到成功”，有人求“万马奔腾”，那墨迹未干的红纸，被小心地捧在怀里，像捧着整个新年的期许。
我便想起儿时过年。那是七十年代的农村，日子穷得叮当响，青黄不接时吃不饱肚子是常事。秋天吃红薯饭，入冬后吃玉米加红薯干煮的饭，咽下去刮得喉咙疼。只有到过年，才吃得上一顿纯白馒头，那滋味啊，怎一个香字了得！那时村里姑娘最大的愿望，竟是长大后要嫁到天天吃大米饭和白馒头的地方去。
可穷有穷的过法，而且过得格外郑重。腊月二十三小年，父亲总要找一根高粱秆子，用剪刀剥掉皮，用内瓤儿扎一只纸马。母亲在灶王爷像前摆上饴糖，父亲便烧纸马、烧纸钱，让我们给灶王爷磕头，送他老人家骑马上天，“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那饴糖是黄澄澄的，咬一口又粘牙又甜，能甜到心里去。吃完糖瓜，年味就像被点着的炮仗，“砰”地一下，炸开了。
腊月二十三扫尘土。父亲找来长竹竿，顶端捆上小笤帚，把屋顶的蜘蛛网、墙角的灰尘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蜘蛛网落在帽檐上、衣服上，他毫不在意，扑打两下，点上一支旱烟，乐呵呵地抽着，一副很满足的样子。母亲头上罩着旧毛巾，进进出出拾掇东西，我们几个孩子打下手，搬凳子、拿椅子。等屋里扫净，母亲再把院子的尘土扫拢，堆在大门口点燃——把旧年的“晦气”烧掉，迎接新春的到来。
除夕夜是要守岁的。大根的木柴棒在火塘里哔哔啵啵燃着，红红的火苗在大锅底下窜着，锅里炖着香气四溢的猪肉鸡肉。火塘边放个细铁架，上面烤着红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嗑瓜子、吃糖果、说闲话。等到美味煮透了起锅，切成手掌大手指厚的一块块，孩子们用手抓着吃，那叫吃“砧板肉”——那个香啊，至今想起来还流口水。
母亲包饺子总要包进去几个洗干净的硬币，谁吃到了，预示这一年能挣钱。有一年大年初一，弟弟一心想吃到“钱”饺子，情急之下，自己用筷子把碗里的饺子挨个戳了个遍，结果一个也没吃到，最后气鼓鼓地跑出去找小伙伴玩鞭炮去了。母亲也不恼，只说：“挣得多，挣得多”——煮饺子时若皮破了，不能说“破”，要说“挣”；蒸馒头若裂了口子，不能说“裂”，要说“笑了”。这些讲究里，藏着庄稼人对日子最朴素的期盼。
大年初一拜年，是要放炮仗的。在路上放大炮，是给人报信来客人了；到了人家堂屋里，才放一挂鞭炮。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怪好闻的，地上铺满红红的炮仗屑，像春天的落花，漂亮又喜庆。到了谁家都要被留着喝酒吃菜，男人们喝酒拉家常，一顿饭能吃两个时辰，女人们就反复热菜端菜。孩子们扒了几口饭，早就在院子里玩开了。
如今日子好了，天天都能吃上白米饭，天天都像过年。可奇怪的是，年的味道反倒淡了。有朋友感叹：“现在条件这么好，物质这么丰富，却并没有小时候对过年的那种渴望和向往，怎么也找不到儿时过年的感觉了。”我想，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那顿白米饭、那几块砧板肉，而是那份郑重其事——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一天一天数着过的期盼，是全家人一齐动手的参与，是贫穷日子里那点有限的富足被无限放大的欢喜。
央视一套的《马到成功·中国年》里，主持人撒贝宁、龙洋带着观众走遍十六座城，从河北邯郸的赵奢战鼓，到吉林长春的东北秧歌；从江苏周庄的阿婆茶，到福建泉州的蟳埔女簪花。东西南北风俗各异，却心意相通——都是在寻那份年的根脉，品那份家的温度。
年的路，是从腊八粥的热气里铺出来的，是从祭灶的纸马上升起来的，是从团圆的饺子里包出来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年味，但那份对团圆的执念、对亲情的眷恋、对新年的期盼，却像一条隐秘的根脉，绵延不绝。
马年春节到了。我翻出红纸，研好墨，提笔写下几个字：天马行空，送福到家。写完端详片刻，又添了一联旧句：“马驰万里春光好，福进千家岁月甜。”横批呢？我想了想，写下四个字：家暖人和。
这大概就是年的真谛——不是吃喝玩乐的符号，是给忙碌画一个句号；是让全家团聚，孝顺父母，亲近兄弟姐妹，温暖血脉亲情。那些过得乌烟瘴气的家，攀比、算计，越过年越干仗，这样的家出不了贵人；而懂得“家和万事兴”的家，才能滋养福气、生生不息。
天地之所以让我们年年过年，就是怕我们忘记：不忘来处，才知归途。家暖人和，才是兴旺的根本。
年味是什么？年味就是站在新旧交替的门槛上，回头看看来路，然后像一匹马那样，昂首奔向新的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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