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0)期总编|觉斓‖总编审|王连宗

【作者简介】汤文莱，笔名闽川，福建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在海内外网刊发表作品，屡次获奖。现为中国文学会，中国音乐文学会会员

父亲的一双深邃眼睛（小小说）       

文/汤文来（福建宁德）

  档案室里的灰尘在午后的阳光里舞蹈。

  我翻到最后一页时，那只牛皮纸档案袋已经空了。父亲杨建民的干部履历表，从1952年到2003年，五十一年的记录，三百二十七个任职文件，七百多页纸。我原以为能在其中找到些答案——关于那个传闻，关于那双眼睛，关于我从未真正了解的父亲。

  可什么也没有。除了冰冷的职务变动记录，会议决议，工作鉴定，再没别的。

  合上档案时，一张发黄的小照片从夹层飘落。是父亲年轻时，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眼神清澈明亮，嘴角带着一丝近乎天真的笑。我几乎认不出这是他——我记忆中的父亲，永远眉头微皱，眼窝深陷，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能把人看穿。

  “深邃的眼睛”，同事们这样形容他。小时候我不懂这个词，只害怕那双眼睛。它们能瞬间捕捉我任何一个谎言，任何一个躲闪，任何一个不成熟的念头。它们像两口深井，我看不见底，只看见自己的倒影在其中挣扎。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蓝墨水写着：“1956年春，于闽东调查前留影。”

  那天晚上，我梦见父亲还活着。他坐在老家的藤椅上，那双深邃的眼睛望着我，没有责备，没有审视，只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去世已经七年，而我从未真正哭过。

  第二天，我去了市党史办。李老主任是父亲的老同事，八十多岁了，记忆却像刀刻一样清晰。

  “你父亲啊，”他递给我一杯浓得发黑的茶，“他是那种能把问题看到骨头里的人。”

  “什么问题？”我问。

  “人的问题。事的问题。所有问题。”李老点了支烟，“1959年闽东旱灾，他是调查组成员。别的组下去三天就回来写报告，他在下面待了四十二天。回来时瘦了二十斤，带回来的报告厚得像本书。里面详细到每个公社的存粮数，每口井的水位变化，甚至每户人家有几个壮劳力。”

  “后来呢？”

  “后来？”李老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叠起来，“后来那份报告被扣下了，说他‘夸大灾情，立场有问题’。他被下放到最偏远的公社当文书。可你知道吗？半年后，省里突然拨了双倍的救灾粮到闽东，拨粮的标准和数量，跟他报告里建议的一模一样。”

  李老吐出一口烟：“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问他，他就说‘该看见的就得看见’。”

  我忽然想起父亲书桌抽屉底层，那个包着红布的笔记本。他去世后，母亲一直不许我们动。

  回家路上，我给母亲打了电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爸说过，”母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那本子要等你真正想了解他的时候才能看。”

  “我现在就想看，妈。”

  又是一阵沉默。“回家吧，我给你留着门。”

  笔记本是那种老式的硬壳本，红色塑料封面已经褪成粉白。翻开第一页，是父亲工整的字迹：

  “看见的记下来，看不见的想明白。——1957年冬”

  里面不是日记，更像是一本观察记录。每一页都标注着日期、地点、人物，然后是简短的描述和思考。

  “1959年3月12日，林厝村。王大娘说她家还有三袋谷子，但灶台边的米缸盖没盖严，我看见里面只有半缸糙米。她说话时不停抹围裙，手指关节粗大变形。真话藏在细节里。”

  “1964年11月5日，县委会议。老张发言坚决支持水库上马，但他在桌上画了十七个‘不’字。支持的声音越大，反对的心声越强。”

  “1972年9月18日，小军发烧，我背他去卫生院。路上他说‘爸爸，你的背上都是骨头’。忽然想起王庄的刘老汉，背着他孙子走了十里山路看病。干部的背和百姓的背，该是一样的。”

  我一页页翻看，泪水模糊了字迹。这不是一本工作笔记，这是父亲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理解人的全过程。每一句话背后，都是那双深邃眼睛所看见的——不仅仅是表象，还有表象之下的人心、苦难、坚韧和希望。

  翻到最后一页，是2001年，父亲查出肺癌后写的：

  “今天医生告诉我时间不多了。小辉坐在床边，不敢看我的眼睛。这孩子在体制内十年了，学会了很多，却好像还没学会真正‘看见’。他总在找标准答案，但生活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希望有一天他能明白，真正的看见不是用眼，是用心。看见人民的苦，看见时代的路，看见自己肩上的担子。我这一生，最骄傲的不是任职多高，而是无论何时，都努力睁大眼睛，看清真相，说真话，办实事。眼睛可以闭上，但看见的东西，会一直在那里。”

  签名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给小辉——当你准备好时。”

  我抱着笔记本哭出声来。三十八年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看见了父亲——不是那个严厉的领导，不是那个遥远的榜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一生都在努力看清世界真相，并为此承担代价的普通人。

  一周后，我接到了一个任务：带队调查南部山区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组里的年轻人小陈兴奋地说：“杨处，这次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我看着窗外远山如黛，想起父亲笔记本里的一句话：“查问题就像看病，不能只想着切除病灶，更要想着治好病人。”

  “小陈，”我转过身，“到了地方，我们先不查账。”

  “那查什么？”

  “查人。”我说，“看看乡亲们真正需要什么，看看基层干部的真实处境，看看问题的根子在哪里。”

  小陈困惑地看着我。那一刻，我忽然在办公室的玻璃窗上看见了自己的倒影——眉头微皱，眼窝深陷。我眨了眨眼，试着让目光柔和一些。

  出发那天清晨，我站在父亲的遗像前。照片里的他穿着中山装，那双深邃的眼睛平静地望着前方，仿佛能穿透时光，看见今天，看见我。

  “爸，”我轻声说，“我去了。我会努力看见该看见的。”

  晨光中，照片里的父亲似乎微微点了点头。也许是我的错觉，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会带着父亲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不止用眼，更要用心。

  车驶出市区时，远山的轮廓在晨雾中渐渐清晰。我忽然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该看见的就得看见。”不是看见功绩，不是看见表象，而是看见人心，看见真相，看见一个共产党员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那双深邃的眼睛，从未真正闭上。它们在我心里，在这个国家千千万万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心里，永远睁着，永远望向人民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