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蒸馍》(散文)
文/雁滨
年，是先民在甲骨上刻下的那个字——人负禾。
谷物熟了，人扛着丰收回家，这就是“年”。它从来不是一个日子，而是一段光阴的长度：从腊月初一的第一声锣鼓，到正月十五的最后一盏灯笼。四十五天里，中国人在农闲的旷野上生起篝火，祭天地、敬祖宗、走亲戚、吃好的，把一整年的辛劳熬成蜜糖，慢慢舔舐。
这就是过年。不是什么“春节”——那个词只有一百多岁，是袁世凯把元旦借给公历后，给农历岁首起的别名。老百姓不认这账。你去关中农村，腊月二十三送完灶王爷，跟老人说“给您拜个早年”，他们回你“过年好”，没有谁说“春节好”。年比春节老得多。老到甲骨文里，老到诗经里，老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里。
腊月二十六七，清河川一带的人家就开始蒸馍了。
提前四五天，妈妈就要盘算：今年蒸几锅？客人多不多？出嫁的大女儿回来不回来？二女儿那边要不要带些回去？馍是过年的脸面。谁家蒸得白、蒸得暄、蒸得花样多，仿佛这一年的光景也就跟着白胖起来。面是头几天就磨好的。麦子是入冬前淘的，晒在场院里，麻雀来偷嘴，奶奶拿竹竿子轻轻赶。磨面要磨两遍，头道面最白，留着待客；二道面稍粗，自家吃。
爸担着担子去许庙集——也有人去厚镇。蓝田东川的人赶集，各有各的规矩：许庙逢四、七、十，厚镇逢二、五、八。腊月里的集挤得挪不动脚。豆腐要买老豆腐，硬实，切起来不碎；粉条要宽芡的，耐煮；肉要五花三层，肥瘦相间。还有大枣——做枣山用的。爸挤在人堆里，把菜一样一样装进蛇皮袋，天擦黑才到家。妈接过袋子，边往外掏边念叨：豆腐买少了，粉条买多了。爸不吭声，蹲在灶门口添柴。他这辈子赶过无数回集，腊月这一回，最郑重。
蒸馍那天要关前门。
这是规矩，也是忌讳。关上门，热气跑不出去，馍才发得旺实。关上门，也拦住外头人的闲话——蒸馍时最怕小孩乱说。说“熟了没”行，说“蒸完了”不行；说“白”行，说“黑”不行。妈一边揉面一边嘱咐：今儿一天，嘴上要有个把门的。其实哪用她说，姊妹几个早被姥姥训出来了。姥姥那辈人信这个：灶王爷还没上天呢，馍就是献给老天爷看的，不恭敬还行？
面是前一天夜里起的。老面头泡软，掺进新面，盖了被子捂在炕头。凌晨三四点，妈就起来接面。昏黄的灯光里，爸也被叫起来帮忙，他笨手笨脚地往簸箩里倒面，妈嫌他倒多了，他也不恼。那是爸一年到头唯一一次进灶房帮厨。后来日子好了，用上了酵母粉，不用起大夜了，爸反而怅怅的：以前你妈蒸馍，全家都得动起来。
女儿回来了。出嫁的闺女腊月回娘家帮蒸馍，是清河川多少年的老例儿。一进门挽起袖子洗手，先揉面，再剁馅。菜包子、豆沙包、肉包子，一锅一锅挨着蒸。锅是大铁锅，笼是竹木笼，一笼摞一笼，灶膛里塞满硬柴，火舌舔着锅底，呼呼地响。妈掀开锅盖，白汽轰地冲上房梁，对面看不清人。雾气里传来妈的声：“这一锅火候正好！”
一般人家蒸五锅。过去人口多，爷爷奶奶、父母儿女、七大姑八大姨，再加上正月里拜年的亲戚，少了不够吃。姥姥说她年轻时，农业社那会儿，白面金贵。过年蒸馍，一锅白面掺三锅黑面，白面馍锁在柜里待客，自家人啃黑窝头。姥爷是大户出身，咽不下粗粮，姥姥就趁夜深人静，偷偷给他蒸两个净面馍。姥爷舍不得吃，掰成小块，哄几个孩子一人分一块。那是六〇年代的事。后来土地下户，责任田里打下的麦子吃不完，妈头一回敞开蒸了两锅纯白面的。姥姥看着白花花的馍，眼泪掉进灶膛，滋啦一声响。
现在呢？馍还是蒸，但没人存粮了。街上馒头铺天天开门，一元钱两个。年轻人说，费那事干啥，买现成的多省事。可妈还是年年蒸。她说，不蒸馍，像没过年。
馍的样式有讲究。光溜溜的白馍是日常，过年要有过年的样子。
枣山最大，摆在堂屋正中央，从初一供到十五，是给祖宗看的。面搓成条，卷起红枣，盘成山形，一层一层往上摞。手巧的媳妇能在枣山上捏出鱼、捏出莲花、捏出福字。初一拜年，亲戚进门先看枣山，夸一句“今年这山垒得高”，主家脸上便有光。
大馍是给闺女回门带的。白面馍上再盖一坨生面，二次发酵后蒸出来，鼓鼓囊囊像个小枕头。家里有几位长辈，就要蒸几个大馍。新婚头一年回门，大馍要蒸得格外大，一个切开够全家人吃一顿。俗话说的，“生个闺女叫蒸馍篮子”——闺女是爹妈的贴心馍。
还有追往包子、元宝馍、马蹄糕、立夏馍。追往包子是走亲戚带的，追念恩情；元宝馍形似元宝，送财富；马蹄糕两层卷枣，两家来往如奔马。立夏馍要高高挂起，风干到立夏，泡软了摊煎饼，据说能防暑消灾。馍吃到最后，硬得咬不动，孩子偷偷抠枣吃，妈看见了也不骂。
这些讲究，年轻人渐渐不懂了。可妈懂。姥姥更懂。姥姥说，馍就是礼。送什么馍，收什么馍，留几个馍，都有规矩。有一年，邻村两家亲戚断了往来，外人不明就里，姥姥看一眼正月里送回的馍篮子，就说：信使馍让人家全退回来了。果然，是借钱没还。第二年，欠债那家早早让孩子拎着大馍上门，对方留下一个马蹄糕——谅解了，恢复往来。馍会说话。馍比嘴还诚实。
蒸完最后一锅，妈累得直不起腰，可眼里有光。
同事洋洋看园长发朋友圈：“今天帮我妈蒸馍。”配图是沾满面粉的手、雾气腾腾的锅。底下一排点赞。中午在街上碰见她，脸上还挂着笑。我说蒸个馍这么高兴？她说你不懂，我妈七十二了，往年都是自己蒸，今年非要等我回来。我擀皮，她包馅，蒸了三锅包子。我妈说，你小时候最不爱吃包子皮，光抠馅吃，现在倒好，专挑皮吃。说这话时，她笑得跟小孩一样。
她顿了顿：“我都四十八了，在她跟前，还跟十六一样。”
这就是过年蒸馍的全部意义。
不是馍好吃。是蒸馍的时候，妈还在，女儿回来了，弟在灶门口添柴，孩子被撵到院子里玩去了。一家人为同一件事忙活，热气腾腾，手忙脚乱，把一年攒下的思念和力气，都揉进那团面里。
霍州人说年馍有两千年历史，是“舌尖上的美食，指尖上的艺术”。商周时用面捏动物替代活人祭祀，明清时花样愈繁，如今做成产业，一年产值三亿元。可清河川没有人指着蒸馍赚钱。清河的馍不出村，不入市，只进自家蒸笼和亲戚的馍篮。
这是两种传承。一种把馍卖向全国，一种把馍蒸在心里。
今后十年，街上馒头铺会更多，超市冰柜里的速冻年馍更便宜。年轻人不会再为蒸馍起五更，竹笼会被不锈钢蒸屉取代，硬柴灶改成燃气灶。一百年后，也许大多数人家都不再自己蒸馍，腊月二十六的厨房里没了白汽，集市上再没人问“豆腐老不老”。
一千年后，那时候的人也许要靠博物馆里的图文和影像，才知道“过年蒸馍”是什么意思。他们会困惑：不就是蒸个馒头吗，为什么要全家忙活好几天？为什么要关前门、忌言语？为什么要为一块发面的成败提心吊胆？
解释不清的。
就像我们解释不清，为什么刚园长发那条朋友圈时，眼眶会热。
可我也相信，一千年后的腊月里，依然会有人——哪怕只剩一户——在某个村庄的土灶上，燃起柴火，揉起面团。锅盖掀开，白汽轰然冲上房梁，对面看不清人脸。那个人会是某个母亲，某个女儿，某个归家的游子。他们不问这值不值得。他们只是觉得，不蒸馍，像没过年。
这就是年俗传承最大的好处：它不需要好处。
它只是让你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做一件特定的事，见一些特定的人。然后在蒸汽里，忽然明白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清河川这名字，我姥爷活着时，管灞河以北许庙东边的河叫清河。他说清河水浅，夏天能蹚过去，河滩上长满芦苇。他小时候腊月里，他妈背着馍篮子蹚过清河，去娘家送大馍。河水没过膝盖，馍篮举过头顶。回来时，篮子里装着回礼的枣山，还有姥爷姥姥给的一双新布鞋。
这是八十年前的事了。
如今清河水小了，河滩变成芦苇长着。姥爷走了，姥姥也走了。每年腊月二十六，妈还是蒸馍。她一个人揉面、剁馅、烧火，蒸完五锅，挑两个最白最暄的，放在姥爷姥姥遗像前。那照片是黑白的，姥姥笑着，姥爷也笑着。白汽氤氲，恍惚间他们还在。
年是什么？
年是那团面。一代一代揉进去，一代一代发起来。
馍凉了，蒸笼热着。人走了，灶膛燃着。我们不过是这漫长蒸煮里，又一笼正在上汽的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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