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干好交通员，父亲还利用一切机会摸清熟悉了在本村方圆几十里的活动范围内，大道小路，大河小溪，山头沟壑及据点岗卡敌情。把这些牢记在心，方便紧急情况下地下交通联络。虽不少次遭遇不测和意外，凭着人熟、地熟、情况熟，随机应变，父亲爬山岭，钻山沟，过溪流，穿庄稼地，绕岗卡，七拐八绕的躲过了险情，化险为夷，完成任务。

有一个夏天的早晨，父亲起来装到口袋里个蜀黍饼子，就扛着锄上北坡耪地去了。到地头耪了几锄，把锄戳到地里，过北石堰沟向西奔去。这是他要上坦山送情报去。本应该直接向西过大河东村再经崮头村走是最近的路，可方向太明显，且崮头有鬼子据点。他就琢磨了从崮头、苾村南北两个据点的中间地段虎头山经过。爬过了沟，向西边走边环望四周，刚走了一小段路，突然发现崮头与苾村之间的公路上出现了大批鬼子在活动，往西走是绝对走不成了。父亲不得不向北过宋村河，从苾村北绕行，过七里沟再向西，再过南大沙河下游向南走到达目的地。这一大圈下来，多爬了两个沟、趟了两条河，多走了一倍多的路程，可避开了险情，把情报安全送达了。过午回来，父亲再到坡里，锄却不见了，不知被谁拿走了。

父亲还说起一次董文江来西褚科一件好危险的事：记得是1943年春上的一天，早晨饭后，董文江从滚球山后来到咱家。这次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备了简单的酒菜，两人边吃边拉长清抗日打鬼子的一些情况。叫你娘抱着孩子（我大姐赵子英。曾任南京一工厂的副厂长、工会主席，党员。已去世。下同）在崖头上瞭哨。没多大功夫，你娘颤颤巍巍地跑回来说：“毁了，鬼子来到西沟里了。”“是真的吗？怎么办？”董文江急忙问着。看着桌上的酒菜，我略一寻思对他说：“我的想法是把你的枪和文件藏起来，咱俩装成亲戚……要是和鬼子对了面，就说咱俩是姑表兄弟。”当时已没有回旋余地，他表示只能这样。我赶快叫你娘抱着孩子把文件和枪带出去，藏到你奶奶屋里的灶火底下和炕洞子的坯缝里。你老姥娘家（即父亲的姥娘家）不是姓吕吗，我给董文江编了个吕某某的名字。

他手上没岗子（老茧），就说在济南混事，来看姑母哩。我表面上好像是沉着，可心里却扑腾个不停。偏偏这些鬼子在土屋上的东西路上停了下来，在土屋里还能听到依哩哇啦地喊叫着什么，我的心简直像提到了嗓子眼！过了一袋烟的功夫，上面没动静了，顺路向东走了，估计可能是鬼子半路上训话。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惊险过后，董文江深情地看着我说：我们上你这里来放心，都觉得你忠诚可靠，想不到你还临危不乱，净些道道儿，是蛮合格的地下交通员！事后想想也是后怕，好悬啊！假如鬼子真进了村，能应付过去吗？后果不敢想象！可战争年代就是这样残酷，突发危险来了，只能面对，死里逃生。

董文江调走后，张振华任三区区委书记。他总觉得我家在个庄头上，圪针芽子大门，半截矮墙挡不住人，忒敞了，来咱家住了两三回仍不放心。我对他说，你擎放心，我决不能粗心大意的，别看这里不严实，这些年来这里的没出过一回事。甚至鬼子从上边路上过，崖头下的俺家也会安然无恙。正是我这里破破烂烂穷得寒碜掩护了交通站，敌人看不上眼，引不起怀疑，反而更安全。越深宅大院还往往越引起敌人的注意，我这里很安全。以后他就放心了。其实他不放心是有原因的，发展一个地下交通员、交通站是经反复考察和考验才确定下来的，有的地下交通站因种种原因，用了不长时间就不慎暴露了，给地下交通线带来很大损失甚至惨痛教训，是很痛心的。发展一个可靠的地下交通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咱家的破旧寒碜的土屋反而掩护了交通站，再说，我从不敢麻痹大意，时时提高警惕，虽遇险情，但绝处逢生，一直到战争结束咱家的交通站也没发生过事故，也没暴露过。

相 濡 以 沫

需要一提的是，大峰山抗日武装打鬼子的事，在长清可谓妇幼皆知。在一个村，谁参加了八路军，谁参加了游击队打鬼子去了，村里人大都知道。可在抗日队伍里的隐蔽战线，村里谁干上地下交通员，是不为人知的，也不能为人所知的——要“绝对保密”。

虽说要绝对保密，但是对母亲是无法保密、也不能保密的。父亲的所作所为母亲都看在眼里。她心知肚明，心领神会，默默地支持着父亲。时间长了母亲成了父亲的好助手、好帮手。来人了，她忙着起火烧水做饭，在村口抱着孩子帮着瞭人，大门口干针线活放哨。平时大都会蒸下干粮，摊下煎饼放着，一旦来人临时就能吃上饭。她把平时积攒的鸡蛋腌起来，延长存放时间，吃用时也方便。咸鸡蛋全家是舍不得吃、不能吃的，来了大干部才拿出来当高档菜用。新中国成立后，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到母亲八十多岁(母亲91岁去世)，家里一直保持着腌咸鸡蛋的生活习惯，往往因舍不得吃把蛋黄腌黑了，甚至腌臭了。我想这大概是那时形成的生活习惯吧。

尤其，母亲裹着小脚，走起路来很不方便，更不能大步快跑。可父亲用到她，就是急的，她都言听计从，随叫随到，不顾缠足走快路带来的痛苦，马上去做。由于保密缘故父亲是单枪匹马去传送情报，独自一人接送人员，关心体谅只能落在母亲一人身上。环境的险恶，生怕父亲在路上发生意外，直到父亲回来了，她才放下心来。尤其夜里出发，父亲回不来，她会一直等着的，甚至等到天明。

回想起这些，母亲“抱怨”地说：送信、接人不定在什么时候，一有情况，马上就走。有一回，半头晌午，你爹回家拿着张镰和筐就走了，直到快黑天，才一瘸一拐的回来。我问他是怎么弄得，他说这回上三区送情报没向东走薛家岭，就装上庄南徐也小沟割草去，可减少别人注意。翻南山再上东走下山时摔了一下子，崴脚脖子了。我掀起他裤腿一看，腿也磕破了一个大口子。有一回夜里出门送人，路上倒没遇到危险，可遇上了瓢泼大雨。你爹直到下半夜才跌跌撞撞地回到家，浑身上下淋得滴答水不说，也拉盖（额头）发烧得烫手。我赶紧熬了姜水让他喝，睡了两天多才缓过劲来。那时候，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在路上一旦遇到敌人，还不知道回来回不来哩，拿着个小命去送信送人接人，多吓人多不容易。他一出门我就揪着个心，等他回来了，才不挂着咯，才把心放到肚子里。可母亲转而又“自豪”地说：可我知道他办的是打鬼子的正事、大事，该办，我愿意这样帮着他！

不 负 使 命

我曾问父亲，曾接送了多少党和八路军干部，传送了多少文件和情报。他说：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地下工作是保密的，是不留痕迹的，这个是没法记住的，也不能记下来的。因对敌斗争环境的时好时坏，有时十分复杂和极端艰难。接人送人和送文件送情报有时少些，有时接连不断，送往迎来，白黑频繁。有时三五天一回，有时一天好几回。经常打交道的、记得住的除董文江外，还有三区区委书记张振华，后来，他在与国民党军队战斗中牺牲。还有个叫刘涛的，解放后在聊城退休。县情报站的邵同杰，他是咱村的，特别是在红会暴乱最艰难的时候还经常联系。以后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后来定为烈士。八路军县大队手枪排张贺，以后升为营长。日寇侵占长清后，土匪多起来，打着抗日的幌子，到处抢劫群众。

在1941至1943年他带领县大队消灭了一股土匪，逮住了土匪头子，为民除了一大害。以后他在平阴南战斗中牺牲了……经常来的知道真实姓名和职务，而大多数是不认识的。为安全保密，有的甚至是假姓假名，不知道是何姓何名何职务，都是“同志”称呼。有知道姓的，就称“张同志”“王同志”。地下工作是按组织要求，对上暗号，接上头，不该问的别问，一站一站地接送，完成好任务。可知道这个人去的方向，其他的，比如到底去哪里，干什么去，不是你该知道的，就坚决不问，这是工作纪律。送情报送文件送人，送一回了结一回，任务完成一回，心里踏实一回。

战争年代父亲干地下交通员，不负组织重托，勇敢担当，对党忠贞不二。他能严格遵守党组织要求的地下交通工作纪律，谨慎小心，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又能大胆机智地处理紧急突发的危险情况，化险为夷。不管战争环境多险恶，接送共产党、八路军干部和工作人员，送文件、送情报，从没出过事故，丢过文件，误过情报！出色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善于“伪装”自己，从没暴露自己的身份，这实际上也保护了父亲自己！这与其说父亲在战争年代干地下交通员险象环生，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不如说西褚科地下交通站每每化险为夷成就了一个可靠安全，值得党信赖的为战争胜利做出特殊贡献的红色地下堡垒。这也是父亲自己最满意和引以为骄傲的。由于保密得好，不仅在战争年代，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全村人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地下交通员，家里是地下交通站。即便出现了两个叛变了的软骨头，他也没出现危险。否则，生死难卜，很难看到和过上新中国的好日子了。

天佑西褚科地下交通站？！天佑老父亲这个地下交通员？！

父亲是战争年代地下交通员中普通的一员，他老人家在85岁这年已去世了，可长清又有多少“隐姓埋名”的地下交通员作古后还不为人知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