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81年，在鲁西平原的老家，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我那时还是一个11岁的少年，就睡眼惺忪地被父亲从被窝里喊起来去拜年。院子里寒气逼人，呼吸间都是白色的雾气，除夕下的大雪，已被起得更早的父亲扫出了一条尽可能宽敞的道路。

起初，大门外只有两个人影。那是本家的小堂叔、小堂弟，袖着双手，缩着脖子，在等我和大堂弟碰头。声音不大：“小忠过来了吗？”“嗯，来了！”“走，咱出发！”

此时的路上，人越聚越多，分成好几组，像一条无声的溪流，从各家各户的大门里流进，再流出。队伍里有壮年汉子、半大小子，甚至还有些刚过门不久的年轻媳妇，跟在各自的队伍后头，有说有笑。双脚踩在铺满雪的土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我们一组先去的，是本家那时辈分最大的玉成老爷爷家。推开虚掩的北屋门，屋里还点着红蜡烛，八仙桌前铺着一块干净的蒲草帘子。

“给祖上叩头了，给爷爷奶奶拜年了！”领头的生叔喊一嗓子，身后的我们便齐刷刷地跪了下去。人多，北屋小，蒲草帘子也窄，年龄最小、排在队尾的二华弟弟，只能双膝跪在硬地上。大家俯身，额头触地，每人三个实实在在的响头，依次磕下去。

那时候，行的是跪拜叩首的拜年礼，不犹豫，不敷衍，是农村人对天地、祖先、长者最朴素的敬畏。新的一年开始了，把最高的礼数，献给看着我们长大的老人。玉成老奶奶则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计，颤巍巍地过来挨个扶，嘴里说着：“快起来，别磕了，人到了就行！”脸上却笑开了花，满是褶皱的脸上，尽显岁月沉淀下的满足与被尊重的荣光。如此重复，直到把本家有长辈的人家一一拜完，才各自归家。

后来，我十九岁那年，离开了那片土地，跨过黄河，来到这座以玫瑰著称的小城工作、安家落户。故乡，从此成了户口本上的籍贯。

如今，三十六年过去了，像一场大梦。今年再回去，村里早已完全变了模样。那些曾经让我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土的土路，早已变成平坦的水泥路，一直通到每家每户的大门口。大路两旁，整齐的路灯透着光明，散发着喜庆。曾经低矮的土坯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青石垒脚、红砖砌墙、楼板封顶、水泥防漏、瓷砖铺地的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有的大门口还停着锃光瓦亮的小轿车。生活，今非昔比了。可拜年的方式，也变了。

还是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街上也有人走动，却不再是从各家各户汇流而来的小队，而是三三两两，或是开车，或是骑电动车赶来。大家见了面，依然笑着说一句：“过年好啊！”“给您拜年了哈！”

也去本家长辈家拜年。大门是崭新的防盗铁门，北屋迎门正中的北墙前，摆着先人的牌位，上着供，燃着香，地面铺着瓷砖，干净敞亮。长辈坐在大北屋的组合沙发上，看着热闹的春晚重播。来拜年的人进来点点头，互相寒暄、握手。那句“给您拜年了”仍挂在嘴上，也有人作势欲跪，可膝盖，却弯不下去了。长辈赶紧拉住：“别磕了，别磕了，现在不兴这个了，快坐吧，吃糖，抽烟，喝茶。”

问好，变成了寒暄；磕头，变成了点头。

那个曾经老北屋里挤得站不下，后面的人只能跪在门外磕头的场面，如今已成了过去式。年轻人大多在城里打拼，买房安家，只有过年这几天，才像候鸟一样飞回来，住上几天，又匆匆离去。有的早把老人接去同住，过节也不回来，老家成了真正的空巢，只剩一通电话、一条微信，象征性地拜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