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香如故
朱海燕
一
2012年龙年腊月19日上午，我给大哥打电话，问父亲的身体如何？接电话的是大嫂，她说，大哥到前院邻居家喝喜酒去了。父亲身体很好，早晨喝了一碗稀粥，吃了一个鸡蛋。
中午12点，大哥突然打电话来，说：父亲去世了！让我火速赶回。
父亲平凡朴素得一如泥土，他奋斗一生，最后把劳累交给大地，可以安息九泉了。作为儿子，我不知该用何种语言为他送行。父亲在我记忆的起点处，不是以父亲的角色出现的，我还不满周岁时，姑妈把我抱养，当记忆有了功能的那个瞬间，父亲变成了我的大舅。因这个原因，89岁而终的父亲，一生没听过我喊他一声爸爸；先他而去4个月的母亲，活到90岁，也没听过我喊她一声妈妈。人从小喊惯了一种称呼之后，不好改口。好在，互为安慰的是，他们真心地把我当成儿子，我真心地把他们视为父母。即便如此，我仍感到心痛，有句话说的好：“别爱的太迟，常回家看看”，这分明是对我的批评。我爱他们爱得太迟，爱得不够，爱得也不深。母亲去世时，由于身在职场，事务缠身，我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现在父亲已归黄泉，临终前，我也未能与他见上一面。虽然翻过去的岁月不会追究，但我无法原谅自己。
二
我这个家族，颇像《红旗谱》中严志和的那个家族，爷爷就像书中的严志和，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想把一生的汗水洒在土地上，最后奋斗成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地主。父亲和二叔，很像严志和的儿子运涛与江涛。爷爷一生省吃俭用，能把黄土用智慧握成黄金，但他也知道读书的重要，像严志和送江涛去城里读书一样，他把聪明的二叔送到颍州读了中学。在旧社会，在距城几十里路的乡间，这简直是罕见的壮举。爷爷希望二叔有出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但他又希望二叔一生平安，不要搅进战争之中，他怕不长眼的子弹，伤了自己的儿子。1946年，解放军一所军政干校看上二叔有文化，特招入校。一听是军校，爷爷吓坏了，硬叫父亲追到那个漂泊不定的军校，把二叔领了回来。爷爷有经营土地的智慧，没有涌入时代潮流的勇气，因此也改变了二叔的命运。
父亲仅上三个月的学，但他的命运，是在一个革命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当新中国的第一缕朝霞投射到家乡那片土地的时候，父亲成为乡村历史的火车头，是故乡人民中寻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社会制度的第一批勇敢的尝试者和实践者，他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第一批成为“公家人”的国家干部。父亲善于学习，在不长的时间内，他能读报纸，看文件，能在几千人的大会上作报告。他被人们视为是一种骄傲，成为活跃于故乡舞台中心的人物。家谱记载，我们朱姓家族，在明代初年，由皖地迁徙金陵，由金陵迁徙燕山，由于第一代先祖是明朝重臣，曾封地于京郊的房山。到我的太祖这一辈，由房山迁徙颍淮，安家于西淝河南岸，由于他义无反顾地献身，英勇卓绝的奋斗，在西淝河南岸买地造街，取名“顺河集”，后改名为“朱集”。父亲是太祖的第十五世族孙。与父亲一起，走进历史大背景的朱氏另一位族孙，是王市集的朱富平大叔，他和父亲一样，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框架内，以奋斗的笔触，写下新中国革命在故乡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父亲与朱富平大叔两位朱姓年青人的表现，为我们那一带人留下鲜明的印记，总说他们的出现，是朱家祖坟上冒出的青烟，家族突逢大喜，是祥瑞象征，被视为大吉之兆。虽说风水文化，不足为信，起码说明在朱姓迁徙颍淮大地的几百年中，父亲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并不是风行于片刻，他的名字已留在故乡的大地上，他宗教般的奋斗与献身，因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满足。
父亲是故乡新生政权的代表，他如朝霞一般，把光芒洒到每一位穷苦人的日子里，他有一双看到穷人就湿润的眼睛，有一双瞄准走农村合作化道路的坚定的眼睛。
而爷爷则向反。爷爷是视土地为生命的人，在旧社会虽然家贫如洗，但只要给他时间，凭他对土地的热爱与常人难以达到的劳动技能，坚信自己会奋斗成为一名地主。历史没给这个机会。解放了，家里分到几亩薄田，但爷爷不嫌土地贫瘠，只要是他的，他会用汗水将土地喂肥，让它长壮。在爷爷眼里，任何一块土地，都是覆盖希望的一片田野，辛勤与劳动的字母，都会让庄稼在叶粒间唱起歌来；像墨水写满一页纸张，他会用丰收写满这几亩土地。爷爷简直是土地之神，他在土地上，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本领，他能把白天变成太阳，能把夜晚盘成月亮。爷爷不愿走合作化的道路，他说，农民中有很多自私的人，有偷懒的人，走合作化道路会导致勤快人养懒汉，一个勤快人养十个懒汉，会误了农业生产。
父亲坚持走农村合作化道路，爷爷坚持单干，他们形成一对尖锐的矛盾。我不在那个矛盾的现场，他们的矛盾焦点，直接触及到当时故乡人民生存的本质，那就是苦难。走合作化道路，可能避免两极分化；走单干道路，可能有穷有富。如果走单干的道路，爷爷肯定是走向富裕的第一个人。父亲与爷爷的斗争，我想肯定是激烈的。此时，父亲就像下乡落户长安皇甫村的柳青，而爷爷就像皇甫村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的富裕中农。我遥想当年一个个夜晚，父亲怎样去做爷爷的工作……要讲多少道理，要费多少口舌，要摆出多少让爷爷口服心服的实例。他们围绕着合作化运动的轴心，围绕着大多数农民的困苦。最终父亲做通了爷爷的工作。如果他连爷爷的工作都做不通，那十里八乡的互助组怎么建立起来？己不正焉能正人？大雁高飞头雁领，父亲必须让坚持单干，在农业生产上有丰富经验的爷爷，做合作化道路的领头雁。父亲说，刚解放时农业生产力低下，无灾之年，小麦亩产只有四到五斗，也就是120斤到150斤。爷爷会种地，地里的产量也就是200斤左右。穷人这么多，靠国家能照顾过来吗？国内战争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正在开打，新政权的经济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只有让农民在劳力与畜力之间互相协作，才能提高生产力，使农民逐步脱贫。在父亲的说服之下，爷爷同意由他带头建立了第一个互助组。父亲的思想工作，让爷爷点亮了第一盏灯，爷爷的这盏灯又照亮了一片灯。于是，十里八乡跟着爷爷出现了一批互助组，而后初级社。
爷爷对我说，他带头成立互助组，看是出于公心，但公心中也有私心。当时我父亲是这一带最有出息的“公家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他不能拉父亲的后腿。他带头建起互助组，初级社，父亲才好向组织交代，显出他的能力，才能以我们村的经验推动其他村的工作。因为我们村第一个成立了初级社，在故乡一带具有榜样的力量，所以朱庄获得“老社”这个走进历史的村名。因为父亲，爷爷对外称我们这个家是“革命家庭”。晚年，爷爷为父亲当年的行为而感到自豪。
父亲向故乡的土地发出嘹亮的声音，他把那方土地从互助组，带入初级社、高级社，而后带入人民公社。如今，父亲去世了，声音停滞在他流淌汗水的土地上。他的功绩，已被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犁铧，一犁一犁地犁开撕碎。证明他存在的，只有被乡亲们传颂的名字。
三
我到姑妈家后，身份转变了，回家，变成了走姥姥家，父亲变成了大舅。父亲给我的最初印象，像一段短促的电影片断。一天，我在姑妈家所在的街口玩耍，那时，我还不会说话。有人告诉我：你大舅来了。只见，父亲穿一身整洁的黑色制服，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腰间似露非露有一块红布，那是包裹手枪最鲜明的标志。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大舅，我对他，记忆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启动。那时，我不知道血缘关系的概念。不知为什么，我对他是那么亲，没有一点生疏感，血缘燃烧起我的所有细胞，我抱他的腿，摸他的车子，亲他的脸。在街口的商店里，他给我买了糖果和袜子，我还是不愿离开他，一直扯着他的车子走。父亲当时在阜阳县王市区工作，经过姑妈所在的集镇，要到阜阳参加一个会议。父亲劝我回家，我不回家，一直扯着他的衣服走。走了很远，父亲把我抱上自行车，又把我送回姑妈家。这个被刻在心灵中的细节，似乎揭示了我未来的命运，只有跟着父亲走，我才能迈过人生的羁绊，走上属于自己的坦途。第一次和父亲的接触，没有语言，没有泪水，没有受人指使，一切都是无意识的表现。但那一刻，深刻演绎了父子之间的生命结构与骨肉关系。
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每逢走姥姥家，大哥、二哥便带我赶往父亲单位，我们玩得十分开心，能把父亲的单位闹得天翻地覆。有时大哥、二哥因上学回家了，父亲便把我留下，他下乡检查工作时，让我坐在自行车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我知道他是我的大舅，不知道他是我的父亲。
严密封锁抱养我消息的，是我的姑妈，跟她十几年，她从来只字不提。要说，就唠叨大舅妈对我如何不好，说大舅妈对我最“搓”，不舍得给我好东西吃。“搓”是家乡的土语，是指抠的意思。其次，是爷爷、奶奶，二叔、二婶，对我也说大舅妈的不好，离间我与母亲的关系。我每次回家，爷爷、奶奶不让我在母亲家吃饭，灌输的全部是大舅妈的负面的东西。说得多了，我和她们就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会在姑妈面前说大舅妈的坏话了。每当这时，姑妈和我叫三奶的邻居朱翠华，拍着手高兴得前仰后合。之后，她们再补充一些大舅妈的不对，便心满意足了。诸不知，她们这种愚蠢的做法，导致母亲一肚子火气，她在寻找把秘密戳穿的时机。一次，我回家，正逢母亲杀鸡，母亲给我送来两只鸡大腿，由于鸡炖得太烂，露出一根光溜溜的鸡骨头，不懂事的我，拿鸡骨头说事，来验证母亲对我的抠门。没想到母亲对我大发脾气，毫无遮拦地说：你是我生的，我能不疼你吗？谁说我对你抠？我要跟他们说道说道。随即母亲遭到二叔二婶的喝斥。越是这样，母亲的火气越大，说的也就越多，真相也越来越明。我作为事情的责任人，成了隔岸观火的角色，看着、听着，知道了事情最原本的东西。只是，命运和时间还需要我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
父亲胸怀宽大，对我从来不说这些东西，但我能感觉到，他是我生命的后盾，是我生存的力量。有一年，我冒着风雪，大年初二走姥姥家，父亲坐在姥姥的堂屋里等我。姥姥说，不是等你，你大舅早回单位了，他等你等了一个上午，想你了，就想看看你。对他，我没有一点陌生感，扑到他怀里，他用手暖我冻红的小脸，拿手帕给我擦眼泪与鼻涕。我可以说，我与父亲之间发生的这些细节，在哥哥和弟弟身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冥冥之中，我感觉他在尝还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父亲丢失的那份对儿子的爱。
我沉默着，但并不安然。岁月之轮虽然在转动，命运还没有开始自己的行程。我只能把该说的话刻在心头，让自己去参悟。参悟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每桩事情都像是造物主的旨意，命运总是规定着人生的走向。明知道每桩事都是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也知道每一个日子，都是那么多机缘巧合凑拢起来的图案，但自己却丝毫无法改变主宰命运的一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成为我生命中悲剧的一章，于家庭与时代的矛盾，理智与感情的两不相容，年轻人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等等，一大堆问题垒成一个不可回避的背景，结实得使我窒息，使我无望。
四
写父亲不能不说姑父。父亲、姑父与我，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的命运体。姑父与父亲一样，也是故乡一带的风云人物。他不是国家干部，仅是农民身份的大队书记，在故乡黎明之前的黑暗中，他与进步组织有了接触。一解放，组织上让他随解放大军南下，到江南某地农村做区长，姑父谦称没文化，愿在故乡的土地上为翻身的农民做一点实事。他做支部书记，把那个大队搞得红红火火，骡马成群，经济繁荣、商贸兴旺。姑父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主张农民发家致富。尤其是安徽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后，姑父用几十匹骡马成立了大队运输队，跑阜阳、淮南、蚌埠，帮助国营单位的百货公物、货运公司等单位搞运输，增加集体收入。他获得阜阳地区劳动模范称号，所在集镇被乡民们称为“小合肥”。于是，在那场风卷残云的运动中，姑父遭到最无情残酷的批斗，迫害整整10个年头，我成为姑父的陪斗者。为了把姑父整倒，我小学的班主任造姑父的反，诬陷我在学校成立反革命组织，和我好的同学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想通过整我，摧毁姑父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每天公社、区教办室来人找我，让我交代问题。后来上报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陈家纪经过一番调查之后，非常严肃地批评学校，你们随意网罗罪名，牛头不对马嘴，冤枉学生，想制造冤案。这样我算没落进那个渊深阔大的血盆大口之中。
在姑父挨整的岁月，我和父亲有过两次近距离的接触。新中国建政之后，上级配发父亲一支手枪。运动开始批斗姑父时，我像一只惊魂的小鸟，想躲到父亲怀抱里，避开这场风雨。我哭着泪着赶到父亲的单位，没想到院墙内外贴满父亲的大字报，不是打倒，就是火烧，内容直指一个：交出手枪。此时，父亲也推上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那天我没见到父亲，一天走30多里路，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回到姑父家。没多久，一天夜里，父亲找我来了。他对姑父说，由于运动的风雨来得太急，他的手枪没来得及交给上级组织。现在各级组织瘫痪，手枪成了一种累赘，如果落在造反派手里，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父亲和姑父商量，要带着我“跑反”。那时，大哥在部队，二哥跟着红卫兵串连去了，我这个11岁的孩子，在父亲眼中变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起与他共担风雨。为保护这支手枪，我与父亲四处逃亡，一会躲在这个亲戚家，一会躲到那么朋友家，朝夕漂泊，居无定所，既要深刻周纳，又要处处留心。在小龙王村我舅家避难时，父亲天不亮就把我叫醒，叫我到村口放哨，一有动静，马上回来报告，以便把枪藏匿起来。我时常和父亲在高粱地里一趴一天，在茴草地里一躺半夜。后来，形势稍有稳定后，父亲把枪交给了县里有关部门，他那颗不安的心才算平静下来。父亲说，再严酷的批斗他都可以面对，但枪决不能落在坏人的手里，否则，人民的生命就会受到极大的危害。
第二次，是父亲恢复工作之后，在一次下乡检查工作时，不慎摔了一跤，左脚骨折了。姑父叫我到父亲所在单位，照顾父亲约半个月的时间，每天给他送饭端水，搀扶他进出厕所，晚上还要对跌伤处擦酒按摩。
有了这两次近距离的接触，我对父亲的距离感渐渐缩短了，虽然嘴上仍喊他大舅，但在心里我已经把他视为父亲了。
姑父仍处在叫天不应，喊地不灵的迫害中。整来整去没整出姑父的任何问题，他们实在下不了台，便给姑父戴上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大帽子。在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上学时代，因姑父的这顶帽子，初中毕业后，我无学可上。好在，那时父亲已被解放，且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父亲托人找门路，我总算上了高中。
但高中时代，对我来说是极不痛快的岁月。由于姑父受迫害，学校一些人把我视为是落实给出路的政策，才允许上学的。社会上无论什么运动，如查清“五一六组织”，“一打三反运动”，传达这些文件时，他们总以“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名扯到我的头上。那时，我最远的地方到过阜阳，其次是利辛县城，所谓“五一六组织”，我听都没有听到过，比十万八千里还远，与我没有丝毫干系。他们点我的名，说我有出路不走，一心向死路上奔。传达林彪事件时，我又是“树而静而风不止”的典型。最让我铭记的是，街上出现一条反标，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怀疑你，你就有罪。有罪无罪，他们拿捏随心。因为无法，尽兴网罗。社会着意于专政，百姓生死于运动。运动连连，终年摧残我这个不成年的学生。作恶的权力伸向社会的角角落落，一方面伸向姑父，一方面伸向读书的我。学校的几个教师，甘当鹰犬，为虎作伥，恬不知耻，翻云覆雨，丧尽天良，落石下井，以做帮凶小丑，投靠主子，感到荣光。毕业几十年后，原班团支部书记徐北平语我：我也知道你表现很好，也知道你学习甚佳。但学校政工组长对我有交代，必须卡死你的入团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绝不能让阶级异己分子的子弟有出头之日。尽管政治的压力比学业的压力还大，尽管对我的打压与摧残，填满中学的时间。但草长莺飞，日升月落，我头上仍是青天，我脚下仍是大地，东方飞霞，云在走，风在吹，我仍然固我，向往着大千世界，寻找着美好人间。
我的困苦，姑父看的一清二楚，临近毕业还有一个学期，姑父带我去打高粱叶。高粱深处，是我和姑父的世界，这里没有盯梢的鹰眼，没有迫害的罪恶。姑父对我说，他们想把我和你朝死路上逼，大舅是你的生身父亲，为了找一条有前途的路，你回大舅那里去，我这里还是你的家，我跟你大舅谈。我没说话，只流下一行泪水。
大哥对我说，为了我的前程与生活问题，父亲常常长吁短叹。如果让我回来，会不会惹姑父姑妈不高兴，他们把你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很不容易。让你回家，他们感情上何以承受得了。好在，此事由姑父先提出来了。
高中临近毕业，我想，关于回到父亲身边的问题必须提出了。
一次，父亲带一批干部到姑父家吃饭，他们中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可以肯定他们都是父亲多年结识的朋友。姑父、姑妈忙着在厨房做饭，父亲他们在堂屋里说话。这时，我递给父亲一张纸条。上面这样写道：
父亲：我想回到你身边去，他们把姑父这边当法西斯试验场，迫害姑父不计代价，不惜成本，残酷无情的政治情势，使我彻底绝望了。我无法报效祖国，无力为人民服务。来程凄苦，去路迷茫，大地沉默，黑夜漫长，向未来无法投送青春的目光。请你多做姑父、姑妈的工作，放我回去。以后不管做什么，我不会忘记他们，我会永远孝敬他们。
父亲看了很久。他分明不是看一张字条，是看离开他整整16年的儿子的挣扎、绝望与哀求。我看到他眼角上流下的两滴泪水，这是我一生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眼泪。看完，他一句话没说，把纸条装进衣兜里，深情地看着我。我没勇气与他对视，默默地倚门而立。室内沉默了，那些跟父亲谈笑风生的人，不知道父亲与我之间发生了什么。
吃饭时，又恢复了和谐的气氛，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饭后，我送父亲至大门外，父亲对我说：“我会做工作的……”他在我肩头上拍了两下，然后，又拍两下。父亲骑着自行车远去了，我想，那天他的心情肯定是异常沉重的，一个不满周岁被妹妹抱养的儿子要回到他身边去，别人不可解，他应可解；别人不可懂，他应可懂。虽咫尺远在天涯，虽天涯近在咫尺，只有回到他身边，儿子才能在日升月恒中堵漏补缺，踉跄前行。但是，情面难却，形式上要夺走妹夫与妹妹至爱，能遂他之愿吗？姑父、姑妈对我毕竟相爱之深，相知之切，如果父亲向他们吐率直之言，他们能否理解？
我坚信，父亲有能力处理好这一切，这个时候，也只有他，作为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最为合适。但由于是说我的事，他又是一种间接的力量，间接的他可以在他们之间解开一些误会的纠葛，让我踏着青春的音节，去憧憬未来的理想。他的心既随我旋转，又随着养育我的姑父姑妈旋转，这样，我就不显得那么无助与孤单了。
父亲走后，我回到学校。关于两个家庭对我的“交接”谈判，何时谈的？是和姑父一人谈，还是和姑父姑妈两人谈？他们从未向我吐露半个字。高中毕业的第二天，姑父对我说：“到你大舅家去吧，在我这儿会误你一生。不论你走到哪里，这里还是你的家”。
于是，我便回到我的出身之地，爷爷耕耘的朱庄，父亲创建的——老社！
五
回到父亲身边，我的身份改变了，由阶级异己分子的子弟变成革命干部的子弟；奸诈与邪恶离我远去，我成为革命路线上的新生代。想前望后，左鬼右神，夫复何言！
父亲所在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团支部书记，立即拿来一份入团志愿书来，让我填表入团。这水的收复，火的归来，谷穗的返回，皆是我青春迟到的话语啊！历史与社会，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能不让我思考，是谁构筑了这个荒唐的时代？
父亲所在大队的领导，看我这支笔能从土地上挽起泛绿的欢乐，能从粮食上获得农民的语言，让我给大队宣传队写节目，给批判队写批判稿。我坐在家里，成了每天可挣10个工分的文字匠。
父亲知道后对我说，写批判稿你就抄《红旗》杂志的文章，不要联系父老乡亲，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哪有什么资产。没有资产，怎能形成资本主义。我发觉父亲在思考社会问题。
我给宣传队写了一个剧本，是阶级斗争题材的，在全县汇演，剧本获得一等奖，我想父亲应该表扬我，结果得到的是父亲的批评。他说，你的痛苦，就是斗争的结果，为什么认识不到这一点呢？你剧本中说的地主破坏水库，我们这里有水库吗？我们西庄有很多地主，几十年来他们哪一个干过坏事？
父亲不懂文学，但他知道岁月之源里发生了什么。他在提示我尊重事实，熟悉土地，了解乡亲，写文章不是编排一无所知的虚无的东西。
父亲那时很忙，常带着农村基层干部到大寨、红旗渠、兰考等地学习取经。但在他的理念中，有他自己的东西。他要求农村干部要关心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他说，人民公社之“公”，不仅是让社员挖河工，修道路，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要关心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老百姓的任何事都属于“公”，都是公家应管的事。他们生活中的东西公家不发，若买，钱从何来？这向我们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必须搞家庭副业，搞副业才能有活泛钱；有了活泛钱，才能安心搞集体生产劳动。调动他们搞副业的积极性，也是公家之“公”。父亲是农民出身，他身上流着农民的血，他的理念没有悬在空虚里面，无论在什么形势下，他总能剥掉语言虚伪的空壳，抵达实际的天空，去抚摸太阳、雨水和百姓真实的生活。
有一年县里抽调父亲到中町公社搞“社教”，他是组长，成员是从全县各单位抽调的。腊月25日那天，我骑车50多里去看父系。见许多农民围着他，跟他商量事情，亲得像一家人一样。他去了也仅仅是一个月，那里的农民兄弟就把他成了知心人，有什么困难，总向他反映。父亲一生没有欲望的色彩，他的心一直通向农民。
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今年春节，每人发六两肉票怎么过年？我们家亲戚朋友多，他们来了，不能烧红芋稀饭招待客人吧？我让父亲想办法买些猪肉。这件事，引起社教的几位同志的议论。父亲说，就是旧社会，农民也不止买6两猪肉过年啊！这些年，经济停滞，发展落后，什么都用票证，布票、粮票、油票、火柴票、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按这条走下去，何时能走向富裕？何时能走向现代化。那晚，几个最基层的共产党人，深深思考着民族的命运，想象着第二天黎明玫瑰色的光芒。
第二天早晨，我告别父亲时，他说，今年春节他不回家过年了，他蹲点的地方，许多农民的困难需要解决。关于买猪肉的问题，叫你郭叔帮助解决。父亲所说的郭叔，是社教小组的副组长，他是县食品公司的经理。郭叔给我写了一张购买50斤猪肉的条子，在县城购买。父亲说：这肉是四家啊，有爷爷、二叔和三叔的。
回到父亲身边不久，我从军入伍。父亲对我提出一个严正的要求，将来无论干什么，都要把姑父姑妈的养老问题承担下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大哥送我10里之外，再三叮嘱：家庭不要我负担一分一厘，对姑父姑妈必须全力尽儿子之孝……
粉碎四人帮之后，姑父又得到春风阳光的沐浴。在部队的我从战士提拔为干部，经济条件好了，我对姑父姑妈给予全力照顾，没让他们在经济上犯难。每次我返乡省亲，父亲再三嘱咐我，先到姑父家，把“回家”当成“走姥姥家”，我的身份，再次回到没有“回家”的时候。
从部队转业之后，我在北京的一家部委报社工作。有一次回家过年，我住在姑父家。除夕那天，大哥找我，说，父亲病了，征求姑父姑妈的同意，我回到父亲身边与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父亲对我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在家过年。第一次，是母亲生下我的时候，第二次是这次他生病的时候。这时，我更加明白，父亲让我回家，是为了让我做一个更称职的养子，是为了让养子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退休了。为给父老乡亲解决就业问题，他执意要办麻袋厂。母亲、哥哥皆劝他不要办，年龄大了，又没办厂的经验，经营亏损怎么办？父亲认为，只要关爱职工，对人真诚，就一定能经营好。
事实证明，经营好一个厂子的核心要素，光靠真诚与善良远远不够。办厂不是仅凭好心肠，恩舍带来的只能是亏损。不到半年，父亲的厂子垮了。一分钱没挣到，反而欠下职工1800多元的工钱。那时，一个人的月工资仅30多块钱，1800多块钱相当于父亲两年多的工资。这时，正逢我返乡探亲，看到他在村头树林下踱步的沉重身影，我感觉到他背负的压力。父亲是一幅画，一生中写尽人世沧桑，晚年为了想帮助别人而办厂，没想到自己变成一株衰败的秋葵，身后已没有耀眼的金色作背景了。作为儿子，不能让父亲为这笔资金而难于释怀。那时，我刚出版一部书，稿费正好是1800块钱。我用这笔稿费，支撑着父亲走出晚年的困境。
父母到了晚年，已不能自食其力。为了让他们安度晚年，我的几个兄弟，轮流照顾他们，都尽到了义务与孝心。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悲伤，89岁，已属寿终正寝。这么大年龄，这么多疾病，活着，儿孙们尽再大的孝心，也难解除身体和精神所承担的痛苦。两年前，父亲患病住院，经过医院抢救，他从死亡线上又走了回来。医生说，父亲患的膀胱癌，已是晚期，照顾好了，还能活3个月。可是在兄弟们的精心护理下，他又整整活了两年多，我还有什么悲伤的呢？父亲一生十分充实，生活过、奋斗过、关爱过，有自己的信仰。如此人生，应该足矣。父亲工作一生，清贫一生，没占公家的一草一木，没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对他所工作的那片土地，那里的人民，献出了他的全部。他奋斗的那个时代，人们盛赞他的工作，他的为人，他的品格。及至老年，当他坐在充满阳光的屋檐下晒太阳的时候，那些从上海，苏州、南京打工回来的年轻人，都知道父亲是新中国故乡土地上第一代创业人，向他献出由衷的祝福。而这时的父亲会谦虚地说：我不如你们，奋斗一辈子，没使农民住上楼房，没使农民开上汽车，你们的奋斗，实现了这一切。父亲明白一个道理：时代的出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寻找，他属于他的时代，只有后来人的继续奋斗，才能走进他遥不可及的梦乡。
腊月22日那天，父亲魂归土地。有人说，走入泥土者，便获得生命的永恒。我想，到了春天，坟头上的那一片绿色，应该是父亲献给儿孙的一笔丰厚的遗产吧，那是蓬勃的理想，更是生命的接力。
父亲属于泥土，泥土永在，魂香如故。
作者朱海燕，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中央"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
责编：槛外人 2026-2-19（正月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