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季，日、伪、特相结合，对长清县进行了规模的多次"扫荡"。由于敌特的策划，以北坦山朱存祯为首的红枪会头子，对我党政军民进行残害，企图毁灭我长清抗日根据地。

红枪会暴动后，经过武装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后，朱存祯的红枪会有的为我们掌握，有的逐步瓦解（红会暴动后，我们绝大部分干部已转移到黄河以西工作）。为了瓦解红枪会，稳定长清县的抗日局面，县委派李鲁辉等六七名干部奔赴长清三区开展工作。1940年七八月份之间，是高粱晒红米的季节，李鲁辉和七八名干部由长清八区直达长清三区开展工作。他的家是在李官庄村，是他们行程的必经之路，他村的西面即是长平公路，从长清八区出发到达长平公路，已是正午烈日当空之时，他们坐在高粱地里，商量怎样过公路的事情。

因他是本地人，对地形、人情都非常熟悉，商量之后决定：由他先到公路上打探敌情，有敌情，李鲁辉就直往前行，他们即返回黄河西；若没有敌情，他即返回原地，带领全体同志前往预定目的地。

当他到公路探望敌情时，因他村西部公路是个上下坡，探望敌情是在公路凹处。他在凹处翘起脚跟，探望归德方向来的敌人时，发现了敌人的汽车扬起黄土。为了保全后边的同志，他临危不惧，沉着地向前行走，瞬间汽车已开到他的身后，他仍向前行走，日伪向他开枪了，高声喊着叫我站住，跑是跑不掉了，只好沉着应战。日寇逮到中国人，拳打脚踢那是家常便饭啦，日寇将他拉到车边打了一顿，把他架到车上又打了一顿。日寇开始审问他："八路的有，你是什么的干活的……"他沉着机智，面不改色地回答了日寇的审问，他说这里的老百姓，是赶归德集的，并说了附近村的一些村名，以表他是当地的老百姓。

当时，翻译说话了，他当机立断做翻译的工作，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你给皇军说几句好话嘛，我是这里人，是赶归德集的。"这时，翻译给日寇答了话……日寇将他从车上拖了下来，他认为日寇要枪毙他呢，他想，死到这里比带到城里去要好的多。把他拖下车来后，日寇又叫他站在车边，用刺刀向我头部砍了两刺刀，头部鲜血直流，双眼发黑，未料到敌人开车走了。他想这位翻译对日寇是说了好话，这也可能是我们做敌伪工作的功劳吧。他忍着疼走到家中，吃了一点儿中午饭，后边的同志也来了，哪能在家中停留，我们全体同志极速地奔向三区王魏村，完成了带领几位同志东渡黄河到达三区工作的任务。

粮食在当时不论是对敌人、对我们都是生死存亡、关乎成败的重要物资，敌我时刻都在争夺粮食，群众活下去需要粮食，一切斗争都围绕着争夺粮食。因此，党领导群众"反资敌"就成了重要任务，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组织群众利用各种办法藏粮，县大队、区政府、区委、群众团体，各自有指标存粮，各自有粮库，武装打击敌人抢粮。群众采用抗缴、少缴、缓缴的办法对付敌人，乡、镇、村长为此吃过不少苦头，敌人常把他们囚起来作人质，要群众拿粮食去赎人。

当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发动群众救灾自救。1941年、1942年、1943年连续三年大旱，1942年的麦收，多数是只收回种子，不少户秋收完了粮也吃光了。部队的战士各存一袋半，不打仗不准吃，到村住下要粮做饭已经困难了，村干部挨户去敛饼子吃，谷糠都吃不上了，和讨饭差不多我们花费很大力气研究寻找地球上有什么可吃的东西，玉米核、锯末等都吃，树叶旱得长不出来，长出来也都吃了。   

党支部没有被敌人压垮，更不能被饿垮，党大力组织生产，做生意，互相借贷，也允许党员群众逃荒寻生路。饿和病往往伴随着来，灾荒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可真能受罪，特别是妇女有惊人的生存能力，几天不吃粮食，讨借点吃的先喂孩子，要多大的忍受力，但还是活下来了，坚持下来了。

从抗日政权建立开始，我们即关注人民生活，为了抗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发扬民主，改善民生，推行减租减息，制定了征收公粮、合理负担制度，优待抗日家属，实行代耕，帮助家务劳动，这些都有利于发展抗日武装。

日军从1937年11月进入这块地区，到1945年投降，共在这里占领了94个月，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用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但始终是形式上的占领。敌人不仅没有征服这里的民心，而且是两个政权并存，抗日民主政权长时间占压倒优势，但也不能否认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是一个地区占领与反占领的粗略历史，外国人侵入面积这么大，时间这么久，并建立了全国性的伪政权，这是中华民族四千多年历史的第一次，日本是强盗，也应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软弱。八年的战争，也显示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是不可征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