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季,日、伪、特相结合,对长清县进行了规模的多次"扫荡"。由于敌特的策划,以北坦山朱存祯为首的红枪会头子,对我党政军民进行残害,企图毁灭我长清抗日根据地。
红枪会暴动后,经过武装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后,朱存祯的红枪会有的为我们掌握,有的逐步瓦解(红会暴动后,我们绝大部分干部已转移到黄河以西工作)。为了瓦解红枪会,稳定长清县的抗日局面,县委派李鲁辉等六七名干部奔赴长清三区开展工作。1940年七八月份之间,是高粱晒红米的季节,李鲁辉和七八名干部由长清八区直达长清三区开展工作。他的家是在李官庄村,是他们行程的必经之路,他村的西面即是长平公路,从长清八区出发到达长平公路,已是正午烈日当空之时,他们坐在高粱地里,商量怎样过公路的事情。
因他是本地人,对地形、人情都非常熟悉,商量之后决定:由他先到公路上打探敌情,有敌情,李鲁辉就直往前行,他们即返回黄河西;若没有敌情,他即返回原地,带领全体同志前往预定目的地。
当他到公路探望敌情时,因他村西部公路是个上下坡,探望敌情是在公路凹处。他在凹处翘起脚跟,探望归德方向来的敌人时,发现了敌人的汽车扬起黄土。为了保全后边的同志,他临危不惧,沉着地向前行走,瞬间汽车已开到他的身后,他仍向前行走,日伪向他开枪了,高声喊着叫我站住,跑是跑不掉了,只好沉着应战。日寇逮到中国人,拳打脚踢那是家常便饭啦,日寇将他拉到车边打了一顿,把他架到车上又打了一顿。日寇开始审问他:"八路的有,你是什么的干活的……"他沉着机智,面不改色地回答了日寇的审问,他说这里的老百姓,是赶归德集的,并说了附近村的一些村名,以表他是当地的老百姓。
当时,翻译说话了,他当机立断做翻译的工作,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你给皇军说几句好话嘛,我是这里人,是赶归德集的。"这时,翻译给日寇答了话……日寇将他从车上拖了下来,他认为日寇要枪毙他呢,他想,死到这里比带到城里去要好的多。把他拖下车来后,日寇又叫他站在车边,用刺刀向我头部砍了两刺刀,头部鲜血直流,双眼发黑,未料到敌人开车走了。他想这位翻译对日寇是说了好话,这也可能是我们做敌伪工作的功劳吧。他忍着疼走到家中,吃了一点儿中午饭,后边的同志也来了,哪能在家中停留,我们全体同志极速地奔向三区王魏村,完成了带领几位同志东渡黄河到达三区工作的任务。
粮食在当时不论是对敌人、对我们都是生死存亡、关乎成败的重要物资,敌我时刻都在争夺粮食,群众活下去需要粮食,一切斗争都围绕着争夺粮食。因此,党领导群众"反资敌"就成了重要任务,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组织群众利用各种办法藏粮,县大队、区政府、区委、群众团体,各自有指标存粮,各自有粮库,武装打击敌人抢粮。群众采用抗缴、少缴、缓缴的办法对付敌人,乡、镇、村长为此吃过不少苦头,敌人常把他们囚起来作人质,要群众拿粮食去赎人。
当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发动群众救灾自救。1941年、1942年、1943年连续三年大旱,1942年的麦收,多数是只收回种子,不少户秋收完了粮也吃光了。部队的战士各存一袋半,不打仗不准吃,到村住下要粮做饭已经困难了,村干部挨户去敛饼子吃,谷糠都吃不上了,和讨饭差不多我们花费很大力气研究寻找地球上有什么可吃的东西,玉米核、锯末等都吃,树叶旱得长不出来,长出来也都吃了。
党支部没有被敌人压垮,更不能被饿垮,党大力组织生产,做生意,互相借贷,也允许党员群众逃荒寻生路。饿和病往往伴随着来,灾荒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可真能受罪,特别是妇女有惊人的生存能力,几天不吃粮食,讨借点吃的先喂孩子,要多大的忍受力,但还是活下来了,坚持下来了。
从抗日政权建立开始,我们即关注人民生活,为了抗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发扬民主,改善民生,推行减租减息,制定了征收公粮、合理负担制度,优待抗日家属,实行代耕,帮助家务劳动,这些都有利于发展抗日武装。
日军从1937年11月进入这块地区,到1945年投降,共在这里占领了94个月,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用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但始终是形式上的占领。敌人不仅没有征服这里的民心,而且是两个政权并存,抗日民主政权长时间占压倒优势,但也不能否认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是一个地区占领与反占领的粗略历史,外国人侵入面积这么大,时间这么久,并建立了全国性的伪政权,这是中华民族四千多年历史的第一次,日本是强盗,也应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软弱。八年的战争,也显示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是不可征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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