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哥奇遇

               杂文随笔/李含辛

      江西街头的寒风卷着梧桐叶掠过路面时，谁也没料到一场关于人性的考验正在上演。一位老人踉跄倒地，围观者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无人敢上前搀扶。直到滴滴司机张伟停下车辆，拨通120急救电话，将外套盖在老人身上——这个温暖的举动，却在老人离世后，将他推向了被告席。家属索赔30万的诉讼请求，像一柄冰冷的刀，割裂了社会的信任纽带。

      事件的经过如同一部荒诞剧：老人摔倒后，围观者们或驻足或绕行，议论声在寒风中飘散——“扶人太危险，被讹怎么办？”——这句低语成了集体沉默的注脚。张伟的介入，本是人性微光的闪现：他不仅报警，还脱下衣服为老人保暖，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然而，救护车抵达后的抢救未能挽回生命，心源性猝死的诊断让家属陷入悲痛。他们将怒火转向路人、医院和张伟，指控“延误救治”，索赔30万。法庭上，家属情绪激动，质问声回荡：“若早送医，人就不会死！”但法律的天平最终倾斜：法院依据《民法典》“好人法”条款，认定张伟的自愿救助行为无责；路人虽冷漠，却无强制救助义务；医院急救流程合规，亦无过错。诉讼被驳回，30万索赔化为泡影。

      这场闹剧折射出社会的深层病灶。当“扶老人被讹”的阴影笼罩人心，善意便被恐惧冻结。路人退缩的身影，是道德失温的缩影；家属的索赔执念，则暴露了维权意识的扭曲——他们将悲剧归咎于他人，却忽视了自身应承担的风险。法律在此刻成为唯一的锚点：它不强求道德完人，却为善行筑起屏障。张伟的遭遇，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信任的崩塌：当救人者反成被告，谁还敢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法院的判决虽公正，却难掩一个事实：法律能厘清责任，却无法修复人心的裂痕。

      寒风依旧，街头的老人已逝，而30万索赔的余波仍在荡漾。它提醒我们：道德的重建，远比法律的判决更艰难。或许，唯有当社会重拾“互帮互助”的初心，当讹诈的阴霾被阳光驱散，那些冰冷的索赔数字，才会真正失去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