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琐忆——我的小学》（上）
我的小学，是我人生路上最初的光。不耀眼，却足够明亮，陪着我长大，温暖了往后所有的岁月。
水刘小学，坐落在村子中央。全村一百多户人家，全姓刘。听老辈人讲，我们的祖先育有四个儿子，后来分成大房、二房、三房、四房四个房头，我们是大房，辈分高。村子大，又被划成好几个区域。
学校东边是一道缓坡，坡下有一眼供人饮用的泉水，旁边有一个大涝坝，供人们洗衣和牲口饮水。一到夏天，涝坝四周柳树成荫，枝繁叶茂，垂条依依，风一吹便轻轻拂动水面。这里不独风景宜人，更是村里妇女最爱的去处，浓荫如盖，洗衣裳也不晒。东南边是“水家坪”和因我祖上开药铺而得名的“药铺门下”。南边是“上场里”和三官爷庙南坡下的“陈家湾里”；北边叫“山顶里”，东北边是“巷子里”。
小学的北面，一字排开三间教室；南面有一间教室和一间老师办公室。紧挨着南面教室的，是村里唯一的药铺，住着两位先生：世忠和元宝。论辈分，他们还比我低一辈。我小时候因为辈分高，遇上比自己年长许多的人，反倒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常常觉得尴尬。
他们既是赤脚医生，照看全村人的头疼脑热；又是我们的代课老师。一旦老师有事，他们就拍掉手上的草药屑，站上那方没有讲台，只有平地的课堂。
那时候的日子清浅又简单，除了过年过节偶尔得到一两颗洋糖，几乎尝不到别的零嘴。药铺柜台里那个半旧的玻璃罐，便成了我们所有念想的归宿。罐子里躺着一片片浅绿的薄荷片，微微泛着白霜，像封存着一小片清凉的梦。只要摸出两分钱，那钱常常被攥在手心里捂得汗津津的，就能换来两片薄荷片。含在嘴里，先是硬的，而后慢慢变软，化开一股清冽的甜。那凉意丝丝缕缕渗开来，从舌尖爬到太阳穴，连呼吸都变得清澈。那不是单纯的甜，甜里带着药草的微苦，苦后又回上来一股让人清醒的甘。我们舍不得嚼，只让它在嘴里慢慢消融。
许多年后，我尝过各式各样的糖果，却再没遇到过那样的味道。那甜，是穷日子里熬出来的一点盼头；那凉，是浑浊童年里的一阵清风。每当舌尖无意间触到一丝清凉的甜意，恍惚之间，我总会回到那个弥漫着草药香的午后，踮着脚，将两枚温热的硬币轻轻推过木柜台。
药铺的草药香与北面教室的粉笔灰味之间，有一道豁口。说是缺口，更像是无心留下的一扇门。豁口里，藏着一方用石头与水泥板垒起的“圣地”，我们的乒乓球台。台面是两块青灰色的水泥板，中间那条细缝上，几片红砖侧立，便是楚河汉界。这球台的沙石，是我们全校师生，从阳马家的深沟里一点点抬上山的。
记得那是个秋阳清亮的下午，四位老师担着拌笼走在最前头，扁担吱呀吱呀，像在唱歌。我们跟在后面，两人一组，抬着拌笼里的石头或沙子。队伍从沟底蜿蜒而上，在黄土坡上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真像一队虔诚又快乐的蚂蚁，在搬运属于自己王国的基石。
山路寂寂，只有我们的歌声和脚步声把它填满。起初是老师起了个头：“东方红——”我们便自然而然接上：“太阳升——”《东方红》的旋律冲出口腔，在山谷间撞出回响。歌声不算整齐，却有一股蛮横的力气，把肩上的重担都唱轻了。唱累了，不知谁又换成更明亮的调子：“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歌声一起，脚下的步子便不自觉踩准节奏，欢腾的劲儿像火苗一样窜起来，点燃了每一张淌着汗的小脸。那不只是歌唱，那是我们在用自己的声音，给这段沉重的山路、给正在创造的未来，配上一曲最昂扬的乐谱。
终于，所有材料在豁口里汇聚。老师变身泥瓦匠，我们是小工，和浆、垒石、抹平。等到干透后，横立几块砖头在“国界”线上，一方粗糙而完美的战场就此落成。夕阳的金粉慷慨洒下，给这朴拙的球台镀上勋章一般的辉煌。
从此，那清脆的“乒乒乓乓”声，便成了药铺与教室之间最动听的旁白。总会想起山沟里的号子和歌声，那是一群人在一无所有时，用双手和歌谣为自己建造乐园的激昂。
老师办公室和西边的土埂之间也有一个缺口，从这个缺口向南出去，就是操场。土埂边上有一颗枝繁叶茂的核桃树，操场东边是戏台，西南角是土厕所。这两个缺口，便是我们的校门。
学校一共有四位老师，像是约好了要守着这方水土的文脉。永泉哥、富海（按辈分小我一辈）老师、跟院爸、金泉爸。他们不只是老师，更像是按着性情与岁数，在学堂里各司其职的几位家长。
永泉哥是我大爷爷的长孙，年纪最长，也最温和。他的儿子松林和我同龄，在一个班。记忆里，永泉哥的眉头从未对我们真正皱起过，声音总是不疾不徐，像冬日煨在灶膛边的温水。
临到小学升初中那些紧绷的日子，他把我们五年级12个学生全都领回自己家补课。晚上，男生一铺炕，女生一铺炕，挤挤挨挨睡下，一直持续到考试前夜。有一次，一个女生半夜不小心尿了炕，晨起臊得满脸通红，几乎要哭出来。永泉哥一边麻利收拾，一边连声说：“没事，没事，晒晒就好。”可那女生终究捂着脸，一溜烟跑回了家。他站在那里望着背影，无奈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责备，只有温厚的体谅。
永泉哥的辛苦终究没有白费，那年小学升初中的会考中，水刘小学竟爆了个大大的冷门。那时全公社公认最有实力的，当属王河小学与阳屲小学。会考当日，在王河中学的台阶上，两位校长相遇，握手之间已是暗暗较劲，相约今年再一决高下。谁也不曾料到，最后拔得头筹的，竟是小小的水刘小学。
会考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的教室很小，课桌都是两三张并在一起，旁边没有过道，进出很不方便。数学试卷一发下来，我觉得题并不难，很快便一挥而就，仔细检查两遍，心中笃定无误，便一心想着交卷。我那时又瘦又小，又坐在第一排，索性弯腰从桌子底下轻轻钻了出去。监考老师连忙叫住我：“不再多检查一会儿吗？时间还早着呢。”我望着老师，轻轻摇了摇头，径直走出了考场——我心里有数，这些题我都做对了。
语文考试亦是如此，同样早早交卷。成绩公布那日，我数学九十九分，位列全公社第一；语文九十八分，位居全公社第二；总成绩稳稳拿下第一。而我们水刘小学，也凭着这份亮眼的成绩，一举夺得了王河公社第一名。
富海老师是个天生的急性子，说话像连珠炮，板书也快得惊人。粉笔头在黑板上“嗒嗒嗒”敲个不停，一笔一画都带着一股子着急劲，仿佛稍慢一分，那方块字和拼音就要从指缝里悄悄溜走。
他和永泉哥年纪差不多，三十多岁，可性格却天差地别。永泉哥沉静温和，像一口藏着暖意的深井；富海则是灶膛里烧得正旺的明火，火苗噼啪作响，热烈又直白，一眼就能望透。
上课时我们稍不留神，拼音读错、声调念偏，他眼睛立刻一瞪，嗓门陡然拔高，那一声呵斥下来，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我们个个心里一紧，连大气都不敢喘。可凶归凶，真到讲解知识点时，他又比谁都耐心，把那些难记的声母韵母掰开揉碎，一遍又一遍地念，非要我们当场记熟、当堂会读才肯罢休。
偏偏我们年纪小，记性差，刚教过的读音转头就读错。他便恨铁不成钢地跟我们念叨：“我去县里参加拼音培训，走路时在背，吃饭时在记，就连夜里躺在床上，都在肚皮上一笔一画地默背。你们不下点苦功夫，怎么能学得会？”
他的火气来得猛，去得也快。下课铃声一响，刚才还一脸严厉的模样瞬间烟消云散。只见他叼着烟卷，慢悠悠踱到操场边，和同事们高声说笑，笑声爽朗又痛快，半点课堂上的急脾气都没了，成了个再亲切不过的邻家大哥。
这就是富海老师，火一样的性子，火一样的心肠，把一身的热乎气，全都泼在了我们这些学生身上。
跟院爸和金泉爸则年轻许多，二十出头的年纪，与其说是老师，倒更像比我们大不少的兄长。跟院爸性子沉稳，话不多，肚子里却装着山外世界的模样。他讲课时，常会带出些我们从未听过的典故与见闻，眼神望向窗外远山时，有一种沉静的向往。
有一回，我见母亲拿着油布，细细擦拭爸爸刚为家里添置的梨木面柜。擦过之后，木纹温润，油光发亮。我心里暗想，等明天值日，我也要把老师的办公桌擦得这般干净光亮。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爬起来，寻了块旧布，背着母亲从油坛里舀了一油漏子油，往布上浸去。慌乱之间，油洒在了面柜上，我赶忙再取一块布擦拭干净，两手攥着两块浸透油的布，一路小跑赶往学校。
一起值日的还有一位女生，她扫地，我擦桌。我用心把每张桌子都擦得油亮光洁，心里美滋滋的，只等着被老师夸奖。
刚收拾完教室，上课铃就响了。我们用的铃铛，和阴阳先生念经时手里提的铃铛一样，上下课，老师会站在办公室门外摇晃。跟院爸一进教室，便开口问：“今天是谁擦的桌子？我趴在桌上写了几笔，袖子竟成了这样。”说着抬起胳膊，只见衣袖从手肘往上，全沾了一层油。
我立刻把头埋进竖起的书本后面，心怦怦直跳。本想好好表现，换来一句表扬，没料到竟闯了祸。
金泉爸则活泼得多，一手好字闻名乡里。每逢年关，村里家家户户的朱红对联，都出自他的笔端。不管在办公室写，还是在家里炕桌上写，周遭总围着很多人，一边聊天一边等着写好的对联。那支饱蘸浓墨的毛笔在他手中，如同掠过纸面的飞鸟。我们这群孩子常常在旁边看得出神，抢着帮老师拉纸，把写好的对联整齐排在廊上晾晒，心里说不出的自豪。也就是在这样的注视里，一种奇妙的兴趣悄然萌生。我开始觉得，那些方方正正的汉字，原来藏着如此生动的魂魄。
金泉爸每天会布置一页大楷作业。每当作业发下来，我总会急急翻看，寻找那些用红笔画的、温暖的圆圈——那是老师认为写得好的字。每每找到一个，我都会看了又看。那个字，在那一刻不再只是符号，它是我与那种行云流水的美之间，一座悄然架起的小桥。
这四位老师，用各自不同的性情与光亮，照亮了水刘小学那些简陋的教室，也照亮了我们这群山村孩子最初望向世界的眼睛。
他们都是民办教师，报酬方式与今天截然不同。他们的核心不是“工资”，而是“工分加补贴”。身份首先是社员，隶属生产队。教书的工作被折算成相应劳动工分，参与生产队每年的集体收入分配。年景好，则温饱无忧；年景差，则同样困难。“放下教鞭，拿起锄头”是他们的常态。节假日、课余时间，他们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取更多工分养家。除此之外，还能领到每月国家给的十五元补助，自己留十元，五元交生产队。队里按中上劳力给记工分，到年底再和社员一起参与分口粮。
那点微薄的收入，撑起的不仅是一家生计，更是他们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初心。
然而，正是这批民办教师，在国家教育资源最匮乏的年代，撑起了中国广大农村基础教育的一片天。他们亦教亦农，凭着对教育和乡土的责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历史性的启蒙使命。
怀念我的小学特有的亲情，农村宗法社会的人情世故，血脉相连的伦理和人间温情，这也正是商业化社会消失了的德行。
旧时光里的乡村小学，像一盏昏黄的油灯，照亮了我们的童年。记忆里药铺先生的衣衫依旧，粉笔无言，一字一句，皆是风骨；一颦一笑，尽是温情。那不是冰冷的课堂，是有人情味的乐土，是一生都回不去的温柔故乡。
他们一笔一画教做人，一言一语暖人心，那是最传统的教养，最珍贵的温情。如今，永泉哥和富海老师都已驾鹤西去，人去屋空，唯有思念，在岁月里轻轻回响，如一曲无声的挽歌。
师长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同窗如亲姊热妹，课堂里有书香，也有烟火气。那是渐行渐远的纯真年代，是刻在骨血里的乡愁，一想起，便热泪盈眶。
作者简介
刘郁华，女，汉族，本科学历。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务，已退休。喜爱文学，对书法情有独钟。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