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

王建平

小说家毛姆，一生活出了别人十辈子都无法活出的丰富内容。他说：“美是奇异的，它是艺术家从世界的喧嚣和他自身灵魂的磨难中筑造出来的东西。”“培养阅读的习惯就是为你自己建立一座避难所，让你得以逃离人间几乎所有的痛苦与不幸。”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有一段话：“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耐不得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诵读。”

阅读小说时读的是什么呢？是语言，由语言构成的语境、意境、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带入了小说美妙的艺术境界。有时想，小说语言好的语境又是什么呢？语言有标准吗？广义上讲它是没有标准，作家可以天马行空，任意挥洒。实际上小说语言是有特殊要求的，哪怕是一个句、一个词、一个字都是有机的，严格说多一字不可，少一字不行。写小说相对散文要求更高、更复杂、更苛刻，没有一定的文学积淀和文字修养是很难跨入这道门槛的。

小说语言有四要素：一、叙述的内部诉求是无限的贴；二、准确性；三、能不能留下强烈的回味感；四、它有无让我惊讶的地方。查阅了网上的定义，它说小说语言有“四性”，即：一、个性。语言个性化。独特鲜明的语言风格；二、生动、形象性。能够准确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场景，增强读者的代入感；三、感情性。充分表达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以及情节的起伏跌宕的变化；四、叙述性。叙述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引导与跟进。

汪曾祺将小说语言的写作要求大体概括为：它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以修辞手法作为表达方式，是技巧；它代表作家的生活态度和全部修养；它句与句之间产生美感像流水，是不能切割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后面是文化积淀，“无一字无来历”；它可以测定作家文化素质高低；它的标准是准确；它有节奏性，有起有伏，像音乐一样；它是内在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自然呆板，它与内容同在，不能像橘子皮，可以剥削下来扔掉；它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家思想，不能看两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它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表现的意思，而是在语言暗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信息，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也就是古人所谓“言外之意”。这样的概括是把小说语言的特质基本覆盖了。

小说的语境比较复杂，小说语言不是蜜，但可以粘东西，这是语境的生成。语境是把真相掩盖起来，一种来自表面的平静，那却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以文达意靠的是语境，以神传情亦然。语境产生强烈的回味感，充满哲学的想象和判断，充满暗喻和预示，充满悬念的叙述，充满无限的扩张和延伸，充满立体多维的效果。有些语言看似不搭边，却起着暗示作用，颇为引人入胜。我曾对《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作品选集“爱与生命”》中福纳克的短篇小说《赌注》爱不释手，至少读了数十遍，小说语言精彩，故事跌宕，人物个性鲜明，赌一件事物的正反面，最后发明了保险产业。对小说的章节做了分析笔记，成为案头书。

由语境营造出的创作手法：

1、凝结。小说凝结的效果在于慎密的构思，将小说的人物、事件凝结在一起，提炼的内容完全符合它的内部述求。思想感情等结成的新东西，与凝聚单纯的思想感情、精神、智慧或心血聚在一起不同，凝聚是一种精神状态，所发生的变化能够让人思想上达成一致。在无事状态下写出吸引人的故事，写出人物心中的波澜，情感弥漫在每一个角落，细腻、敏感的、脆弱的心理会有一种颤动，弱者的内心世界在平淡中让人怦然心动。写出集中的矛盾冲突，精巧的结构，凝结与凝练一致，不拖泥带水，一切围绕着打动人心，这是小说的本质。表现人世间最敏感的感情。语言的背后读者不希望什么都被告知，尽量扩大阐释空间，尽量在人物和事件上凝结深化，所叙述的故事层面直逼人物内心世界。

2、移置。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情节，表现一些重要的心思，来骗过意识。调动安置，转移建置，无意识地将指向某一对象的情绪，意图或幻想转移到另一个对象或象征物上，轻精神负担，取得心里安宁。化杂芜为单纯，化分散为集中，化一般为典型，化生活为艺术，以化为核心，是移置的目的所在。

3、替代。以甲换乙，用原来甲应起的作用换成乙，将冲突导入一个没有威胁性的目标物，替代性冲动无意识的愤怒指向，避免不被接受的想法却被意识表达出来。弗洛伊德的一个病人的儿子害怕马，他推测，是儿子对马的害怕替代了对父亲的害怕。许多不合理的害怕或恐惧，都只不过是象征性替代。在有些情节中替代看似没起作用，包括写景也是为人物和情节设置一个特殊环境，前呼后应，贵在含蓄，话到嘴边留半句，节骨眼上写七寸，通读后，会有强烈的感染力。

4、借喻。是一种修辞方法，通过借用一个事物或概念来比喻另一事物或概念，以增强表达形象性和感染力。通过比较和类比，将一个熟悉的或具体点事物引述到对象中，以便更好地理解或感受到对象的特征或含义。将所要表达的对象进行联系、比较，从而达到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效果。借喻的情节不是可有可无，借喻的事物往往比平铺直叙更具艺术效果。

5、象征。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特殊意义，用部分代表全体，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具体事物。象征是传达信息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形象、物品、动作、语言都具有象征意义。通过特定的，容易引起联想的具象，来表现抽象的意义或不便表达的意义。将抽象的思想、意义、概念、形象具体化，使其立意高远，含蓄深刻，能丰富人们的联想，耐人寻味，使人获得意境无穷的感觉，给人以简练、形象的实感，能表达真挚的情感。

小说语境像是一棵圣诞树，繁花似锦，每一片叶不同，每一片都具个性，个性就是独特的“这一个”，语境笔墨的节奏，如同绘画一样，同样的颜色有深有浅，有浓有淡，有疏有密，语境也讲求远近透视法，突出画面焦点，出神入化，凸显神质。

语境与众不同就是艺术创新，语言个性是小说的灵魂，语境烘托事件，人物个性靠个性语言塑造。小说语境可以沿着内部诉求的轨迹天马行空；可以再现生活、高于生活，这些都是语言在发生作用；在无事的状态下，写出心中的波澜。细腻的、敏感的、脆弱的文字，会产生一种心灵的颤动。语境能把情感弥漫在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人的内心世界在语境中生出一种最温柔、最绵软的悸动。没有具有个性色彩的语言，没有艺术性极高的语境，书本上就不会出现一个幻觉的、吸人眼球的大屏幕；没有了捧读的性情；没有了消闲的境界和审美带来的愉悦；没有了情感的波动；没有了心灵的陶冶；没有了人生境界的提升以及文化修养的滋生；没有了锋利的小说语言手术刀，去刮骨疗伤；没有了洋洋洒洒的语言文字将读者代入情境；没有了在一个又一个情节的悬念，让世界实现伟大的转形。

小说语言像跳荡在五线谱中的音符，它不但有优美的节奏、有强有弱，还有整体上的完美的音乐和弦，它编织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中，绝不是简单的文字罗列和排阵，为什么说小说语言不是蜜，但可以粘东西，就是它的艺术魅力把你粘在书本中不能自拔，牢牢地吸附住读者，你成为它的附庸，它的听差，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至于走到哪，走到什么地方不知道，知道的是渐入佳境，步入了桃花源，往往产生内心的震动，心灵的一颤，一种惊喜、惊讶、惊叹，一种放下书本的久久回味。这些都是小说语言、语境带给人的高度审美，带给人的思考与启迪，带给人的精神升华。

读小说，在一个很平常的小事中，也可能是一段话，都可挖掘出不同的认知，不同的内心诉求和暗示，用形象去说话，去比喻哲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人物的一个动作、心理、环境描写都不可小视，它刻画出的人的灵魂抵得上一个宇宙。灵魂是附在人身上的非物质存在，具有主宰作用，它是人的潜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精神生活的内在空间，是心灵修养的主要组成部分。读一本好书是快乐的，每当放下这本书的时候，思绪会停留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高级的艺术享受妙不可言。

放下余华的《兄弟》，又捧起《活着》，无疑是雪上加霜。余华以灵动之心，平和之笔，巧妙运用凝结、移置等创作手法，泣血泣泪写了前后五十多年发生在福贵身上的故事。笔触所到之处都是他内心独白，把血泪碾碎撒在字里行间，人物命运牵动着读者的心。好长时间没有读小说掉泪了，而且是泪流满面。眼泪可分为两种，后一种是顿悟。余华这把钥匙打开了读者心锁，看到活着如同一块辛辣的老姜，拨动了泪腺，欲罢不能，甚至连梦境都是恐怖而残酷的。福贵告诉老牛说：“你喘着气，流着汗，骂着娘把日子过下去，骨头才能长结实。”作者以冷酷的意志在述说着福贵的故事，其魅力在于真实的描写，福贵的命运具有典型意义，福贵就是“这一个”，一个处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鲜活人物，让人浮想联翩。

苦难与生命结伴而行。福贵的苦难是典型的苦难。至真至诚的笔墨，时间线横跨民国末年、土地改革、大跃进、文革直至改革开放，每个历史节点都成为刺向福贵的利刃。以“死亡” 为标点符号，将福贵的人生切割成血色的诗行：父亲坠厕而亡的荒诞，母亲病逝的苍凉，有庆抽血致死的惨烈，凤霞难产的悲怆，家珍病逝的平静，二喜被水泥板夹死的意外，苦根吃豆子撑死的窒息 —— 七次死亡如同七记重锤，敲碎了一个普通人对生活的所有幻想。这种 “密集死亡” 的叙事“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撕裂中抵达真实。

有评论说，福贵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更像是中国农民的精神标本。少年时的他是 “城里有名的阔少爷”，赌坊里一掷千金的浪子；中年时沦为佃农，在命运的泥沼里艰难跋涉；晚年成为只剩老牛相伴的孤寡老人，却依然能在夕阳下哼起小调。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在于他始终游走在 “堕落” 与 “坚韧” 的边缘 —— 他曾因嗜赌输掉祖宅，却在输掉一切后学会了耕地播种；他面对亲人离世时会发疯打人，却最终能蹲在产房外平静地抽烟。余华用手术刀般的笔触，解剖着这个人物身上的兽性与神性：当他把馒头掰碎喂给老牛时，展现的是对生命本能的怜惜；当他在文革中偷偷埋掉皮影时，坚守的是人性深处的文化尊严。家珍这个米行老板的女儿，用一生诠释了 “韧” 的哲学。她穿着红棉袄嫁给福贵，在丈夫赌输后依然带着孩子回来；她拖着软骨病的身躯在田间劳作，把野菜粥让给丈夫孩子；她临终前握着福贵的手说 “我也不放心”，用最后的温柔织就生命的襁褓。她的存在是中国女性特有的隐忍与慈悲。福贵这种认命不认输的活法，是他活着的意志，这个人物在动物本能与人性之间苦苦挣扎，活着是他唯一不能被剥夺的东西。活到这个地步有他自身的原因，客观说是时代的赋予。人将活成一个唯一有生的希望，没有存在价值的人。他微型的人生观，却如此艰辛残忍，挣扎在此间的福贵，凄楚惨败的一生。

这是一次“残忍”的阅读，沉痛的悲剧带来无比痛苦，偶尔的轻松、缓口的时刻，感受到的也都是死去般的麻木，接着会有又一个更猛烈的残忍。

《活着》的震撼力，源于它对 “苦难” 的重新定义。在传统文学中，苦难往往被赋予救赎意义，余华却无情地撕去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福贵的苦难没有带来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长，他只是 “活着” 本身的载体。这种 “为了活着而活着” 的生存哲学，展现了现代性语境下人的存在困境 —— 当历史的巨轮碾压个体时，生命的尊严该何处安放？小说中反复出现的 “牛” 意象，成为这种生存哲学的最佳注脚。福贵给老牛取名 “福贵”，又把死去亲人的名字都安在牛身上，看似荒诞的行为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生命认知：在苦难的长河里，每个生命都是负重前行的牛。当福贵唱着 “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时，突然明白，他早已在苦难的淬炼中获得了精神的豁免权 —— 那是一种超越了荣辱成败的生存智慧，是历经沧桑后对生命最本真的皈依。

这部作品之所以能跨越文化壁垒，在于它精准把握了人类共通的生存焦虑。日本汉学家吉田富夫认为，福贵的形象 “让人想起日本战后文学中的虚无感”，而美国读者则在其中看到了 “存在主义式的荒诞”。余华的叙事风格亦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质：他对苦难的冷静凝视，暗合海明威的美学原则；对人物心理的精准捕捉，又带有司汤达式的现实主义锋芒。独特的写作调性，使得《活着》既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标志，又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中国切片。在法国《世界报》的书评里，有这样一句评价：“余华用看似冷漠的笔触，织就了一张让读者无法逃脱的情感大网。” “冷漠” 与 “炽热”恰恰是《活着》的艺术魅力所在。当看着福贵牵着老牛渐行渐远的背影，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中国人的苦难史，更是人类生存境况的普遍性，在命运的无常面前，我们都是负重前行的赶路人，唯有活着，才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余华的细致不失于一点幽默，阅读小说是轻松闲适的消遣，却让人灵魂动荡，搅得五腹六脏风云翻滚，泪腺失衡。放下书情绪始终沉浸在书中，满眼浮现悲戚情景。福贵的活，经历了包括苦根在内四代人的生死离别，每一个都在活扒他的皮，剜他活着的肉。这些文字是心灵抹不掉的“阴影”。读书本是消遣娱乐，却“自找苦吃”。福贵说：“活着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活着本身。”如果说孤独中有美，痛苦中有美，福贵悲戚的美学意义不言而喻！

简  历

王建平，男，1956年生，黑龙江省肇东县人。1984年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科班。现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首都书画艺术研究会会员、书协黑龙江分会理事。

散文作品曾在《中国散文大观》《散文百家》《散文家》《北方文学》《黑龙江日报》等发表数十篇，散文作品获中国散文家协会华表奖一等奖提名奖、第四届中国散文论坛优秀作品奖。出版散文集《地中海拾贝》《王建平散文集》。与高长顺合作编剧话剧《职场游戏》、音乐剧《太阳的部落》分获第31届田汉戏剧奖三等奖、黑龙江省戏剧大赛第八届丁香奖优秀剧目奖，与高长顺合作出版长篇纪实文学《教育烛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书法名家新作(王建平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