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璀璨星-秦邦宪 周恩来 叶剑英 张冲》
1937年3月25日，一辆黑色轿车由北向南急驰于沪杭公路上。车内坐着三位中年男子，其中的一位相貌堂堂，短发高额，瘦削的国字脸上，透着一股坚毅，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他，就是名震中外的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之一周恩来。而陪他同车赴杭的两位英俊男子都戴着金丝边眼镜，显得儒雅文静，他们分别是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潘汉年和中央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
前者人称“江南才子”，而后者也有“党国干才”之誉。
一年前的春天，也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一则“寻人启事”要被寻者“伍豪”(周恩来化名之一)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赴四川路新亚饭店某号房，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出自“中统干将”张冲之手，但这回与1932年2月20日、21日他为诬陷周恩来而在《申报》炮制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事件不同，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就在国共双方代表初步往来以及中共中央调整对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各方措手不及，张冲马上在上海找到潘汉年，以期探询事变内幕。潘汉年将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想法告诉他，并表示愿意陪同国民党代表前往西安。事平后，1937年2月初，潘汉年陪同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在西安介绍给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代表见面会晤 。
1937年2月9日，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在西安开始举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首次正式会谈。
西安一月，周恩来与张冲“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周恩来语）张冲在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的过程中，他内心很钦佩周恩来不计前嫌的宽大胸襟和坦荡人格，为他的外交才干和潇洒风度所折服。两位浙江同乡谈笑风生，共谋抗日，完全看不出当年曾是有过生死搏杀的对手。谈判间隙，他们还相邀同游终南山，留下了愉快的笑容，并从此结下了超越党派利益的个人信用和私人情谊。
由于西安谈判收获不大，这年3月，中共中央授意周恩来，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这才有了蒋介石电约“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的承诺。
潘汉年同志在1970年曾回忆道：“大约是三月，蒋介石在西湖养病时，约中共中央代表面谈两党合作问题。我在上海与张冲等候中共中央代表，然后同乘小汽车去杭州，张冲陪中共代表与蒋介石面谈。”3月22日，周恩来从西安飞往上海，同潘汉年一起由张冲陪同会见了蒋夫人宋美龄和宋子文，并送交了中共的文件。周恩来、潘汉年在沪紧张活动了几天，广泛地接触了各界人士后，忽又悄然消失了。这就有了沪杭公路上这辆急驰的轿车，有了三位"外交长才"的西湖之行，有了国共合作关系史上神秘而又光彩的一页。
夜幕刚刚降临，喧闹了一天的西子湖渐渐平静下来，沪杭公路上的那辆黑色轿车此时恰好趁着暮色驶抵湖边昭庆寺后城河下一幢幽静的别墅，肩负重任的中共代表挟着风尘跨下轿车，安顿了下来。
这幢名叫“柏庐”的花园洋房，围墙高耸，门楼巍峨，两扇铸铁大门内是一处古木参天、亭台错落、小桥流水的中式庭院；而园内的主体建筑却是一幢块石砌基、厚砖垒墙、雕花石柱、拱形门窗的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西式洋房，当时为浙赣铁路局的高级招待所。
此刻，在西湖的那一头，位于湖滨公园的“澄庐”别墅里，也有一个人正为小轿车客人的到来而心绪不宁。他，就是蒋介石。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因腰伤先往奉化溪口，再赴杭州西湖疗伤。“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与溪口一样，西湖也是他的避风港和栖息地，每当人生得意或失意之时，这两处"风水宝地"便是他韬晦养心的首选。不过此次来西湖，更多了一层神秘色彩。自3月23日晚由宁赴杭入住澄庐后，接连几天密集召见孔祥熙、陈诚、朱家骅和意大利顾问史蒂法尼、蒋百里、薛光前等人，商讨对策。
眼下，望着桌上夫人宋美龄转来的中共文件，琢磨着中共所提出的15条意见，他踱步思忖。听夫人的口气，她是赞同中共可以合法存在的，且言语间热衷于国共合作，联美抗日。然而，蒋介石心中的如意算盘，从来是不允许他人拨弄的，尽管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大地提高了。他对宋美龄的意见不置可否，沉吟良久，陷入了矛盾彷徨之中……
20世纪90年代，《百年恩来》摄制组在西湖烟霞洞采访拍摄周恩来与张冲亲属场景（从左至右：铁竹伟、邱清华、周秉德、张雪梅、周尔均、邓在军）。 摄影 | 仲向平
就中共的意见而言，显然与自己的想法相去甚远，难以“恩准”；而他的如意打算，又必会遭到周恩来的否决。结局只能是谈而无果，不欢而散。
从眼前的对手来说，这位昔日属下、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为人和才干是令人信服的；但他对共产主义的赤胆忠心却是难以容忍的。眼下，国共合作的呼声日高，自己在西安又亲口做了联共抗日的承诺。如果这次自己亲自出马的最高级别的西湖会晤谈不出什么名堂，怕难以向各方交代，也有损于自己的“领袖”威望。
谈判，终于在蒋介石的再三犹豫中开始了。
西湖的南山，有一座峰峦叠翠的烟霞岭，岭上有一个名闻遐迩的烟霞洞。此地洞幽林深，岚烟袅绕，远处钱塘江萦回若带，近旁西子湖清莹似镜。难怪当年胡适爱在此读书休养，蒋介石喜于此开会决策。张冲和潘汉年可谓慧眼独具，选中这"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好去处作为国共高层秘密会谈的场所。
清晨，周恩来与潘汉年脚踩山阶青苔，耳听鸟鸣莺啼，如约准时登临烟霞洞。蒋介石已迎候在洞旁的烟霞寺内，双方握手寒喧.对阵而坐。周恩来开门见山，简要地向蒋介石通报了西安会谈及在上海与宋氏兄妹交谈的情况，进一步表达了对国共合作的立场。
周恩来指出:中共的立场是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计谋与国民党合作的，我们寻求的是彼此的谅解和相互的真诚，而决不能接受国民党关于“投降”“收编”的种种诬蔑。
蒋介石显得情绪不错，一上来就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西安事变后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但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各地军阀割据和列强占领中国的局面，分家的主要责任是鲍罗廷。对此，我们彼此都要有勇气去检讨过去”。
周恩来说：大敌当前，国人应团结起来。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先生也应给他们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这样才有利于彻底地实现和平统一。蒋介石无奈地叹了口气，摊开双手有点文不对题地说，我最大的失败，是在于没有造出干部。
周恩来则紧扣主题，又一次重申了中共坚持苏区行政区完整，政府人员民选推荐，红军编为3个师和红军领导人不变等项主张，要求蒋介石给予明确的答复。
蒋介石则认为：这些都是小节问题，容易解决。至于合作，你们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准确地说，是与我的合作，永远合作，他接着还要求中共方面尽快拿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蒋介石在此耍了一个小聪明，企图诱使对方同意与他个人合作的观点，进而取消中共的独立性，合并于国民党。机敏睿智的周恩来洞悉蒋介石的内心，清楚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在于“领袖问题”。而他的所谓永久合作也是有条件的。但眼下最要紧的是共同创造一个全民抗战的局面。
于是，周恩来不卑不亢，不慌不忙：“我们承认委员长是全国抗日领袖。并不意味着我们丧失作为一个政党的独立性，如果说抗日是合作的基础，那独立则是我们的原则。”
接着，周恩来询问“蒋先生有什么永久合作的具体办法”时，蒋介石却滑头地推说“我正在疗养身体.还没有具体办法，要中共先商量。”周恩来早已胸有成竹，提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并将中共原先提出的 15条意见改为 6点要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
事已至此，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一下诚意。他说：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红军。不来干涉中共行政区的内政。周恩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毕竟对方在这种正式场合有了明确的态度，内战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了。
就在国共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谈判进入最艰苦的拉锯时刻， 3月 27日，宋美龄迎来了她的38岁生日。据《宋美龄年谱》载：3月24日、3月25日、3月26日连续三天，蒋介石和孔祥熙、宋霭龄夫妇以及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仪等家人在杭州澄庐、中央银行等处接连为宋美龄举办庆生寿宴，蒋宋夫妇心情十分愉悦。
这天，下榻柏庐的周恩来送给了蒋夫人宋美龄一束报春花，并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出人意料的好消息：“蒋先生，潘汉年同志刚刚收到共产国际的相关信息，苏联内务部已查到你的公子蒋经国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
蒋介石一听，惊喜交加，眼睛都有点温润了，尽管蒋经国在“四·一二事变”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登报声明脱离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咒骂老蒋是“新军阀”“刽子手”，可还是免不了被流放到工厂劳改。父子分离，关山万里，今朝终有团聚之日！此时此刻，蒋介石对周恩来不无感激之情：恩来，你是中共领导人中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
关于这段史实，潘汉年同志曾经回忆道：“其间蒋介石老婆宋美龄到我们寓处，找我谈话，她表示欢迎我为她帮忙如帮宋庆龄一样，其含义是要我为她服务。”而蒋经国回国之事，中共则早已在二月西安谈判时便开始相关运作了。
这年4月，蒋经国一家从莫斯科抵达上海，毛泽东、周恩来还派李克农同志会同张冲在上海会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当然这是后话。
此后的几天，国共双方易地再谈，几经交锋，几经曲折，也各自作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让步，向着求同存异的大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被誉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的周恩来和潘汉年，在谈判中准备充分，磋商频繁，显得有理、有利、有节；而蒋介石似乎准备不足、理亏词穷而谈不过对手，他的口头语经常是“这个……再谈，再谈”。最后，他终于同意周恩来搞个共同纲领的建议，最终商定，两党合作问题，先由中共方面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另定时间协商。蒋介石方面，仍由陈立夫、张冲与延安通过电报联系，关于红军改编和经费问题，由宋子文负责与红军代表商洽。
事后，中共中央肯定这次西湖会谈“结果尚好”。此后，国共双方代表又二上庐山，终至南京，从1937年2月至1937年9月，双方共进行了5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终于扫除重重障碍，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起到了国共谈判重要参与者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两人也成为了“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周恩来语）的忠实朋友。
谈判顺利成功，使得国共代表都放下了一颗悬着多日的心，大家显得兴致很高。这天，宋美龄来访，感谢周、潘两人于西安事变时分别在西安和南京对她的帮助，以及他们为国共合作所作的努力。并恳切希望中共以后能像对她二姐宋庆龄那样为她帮忙。她还表示让周恩来此次可以带着被国民党关押的岳母杨振德一同飞返延安。
周恩来则邀请张冲访问延安，得到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问：“恩来，你几号动身?”张冲代答:“3月底到上海，从上海飞西安，尔后再由专机送到延安。”蒋沉吟片刻，又说“恩来，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请中共方面先开一张名单过来，查实后分批释放”，并当即嘱咐张冲尽快编制一套新的密码，交周恩来亲自带回延安，以便使南京和延安能建立起一条新的“秘密热线”。
此时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已和中共代表取得了充分的谅解，他为西湖会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有益工作，为表达对这位国民党年轻中央执委的真诚谢意，周恩来特地请潘汉年为他们两人合影留念。“咔察”一声，历史在这一瞬间定格，多才多艺的潘汉年不仅为他俩留下了他们化敌为友的友谊见证，也为历史留下了关于西湖会谈的唯一纪念实物。
据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一书中回忆：“周恩来带着较为宽松的心情离开杭州来到上海，3月30日，他带着同蒋介石联系的专用密码本，飞抵西安。他把蒋介石侍从室制的密码给我看，是一本明码本加角码的简单密码。他又把在杭州住所门口和张冲的合影给我，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了。”
众所周知，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国共西湖会谈留下的资料很少，全景再现这段历史很难。当20世纪80年代童小鹏同志把这张合影寄给我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照片的具体情况。直到有一天，我偶然间看到浙江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韩蹈出演的一部电视剧，场景中出现了周张合影别墅门口的两根“石头龙柱”，忽觉眼前一亮，就是它！然后请教韩蹈，找到柏庐，对号入座，终于考证确认了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故事。
可惜的是，柏庐已在道路交通建设中被一切为二，花园、池塘、大门、长廊“今已不存”，仅剩主楼一幢。
西湖会谈时，张冲曾为中共代表设宴饯行。此番来杭，正值“窈窕西湖三十里，柳丝含烟拂湖水”的大好时节，周恩来和潘汉年虽在西湖逗留多日，却因谈判的紧张艰苦，无暇顾及美丽的湖山。况且，“国破山河在”，肩负救亡重任的他们也不忍目睹蒙受羞辱的西子湖。所以，只在临行前应邀前往楼外楼菜馆，在二楼选了个僻静的位置，吃了一餐家乡饭。几十年后，周恩来重登此楼，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感慨不已。这，大约也是他解放后九上楼外楼、对它格外偏爱的原因之一吧。
3月30日，周恩来携密码经沪飞回西安 。4月2日乘军用飞机回到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等都到机场欢迎。
中共中央立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汇报，大家对西湖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仲向平）
🇨🇳 《璀璨星-王会悟 李达》
王会悟（1898—1993年，浙江桐乡人）从浙江省湖州湖郡女塾（现湖州二中）学习英语结束后，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经上海学生联合会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湖南人李达。当时的李达是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回国办事时与女界联合会有密切工作联系。1920年，李达和王会悟结为伉俪。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李达负责会议筹备工作。会议筹备中，李达遇到了两件事：一是会场安排，一是代表住处。他把这两件事交给了妻子王会悟去办理。
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病逝，享年 95 岁。
李达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省永州市零陵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0年，李达从日本留学归国，随即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筹备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2年至1923年，应毛泽东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7年至1941年，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地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
1966年8月24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李达逝世。
忆往昔峥嵘岁月。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然而会议进行到中途，突遭法租界巡捕的搜查滋扰，被迫紧急中止。
危急关头，一位胆识过人的女性挺身而出，提议前往浙江嘉兴 —— 那里的南湖水域开阔，租一艘游船开会既能掩人耳目，又能保障安全。
代表们一致认可了这个稳妥的提议。
这位女性便是王会悟，她当即赶赴嘉兴租下一艘大画舫，备好酒菜，将会议巧妙伪装成游湖赏景的雅集。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王会悟 —— 时任李达的妻子，主动坐在船头充当 “哨兵”，佯装唱曲的歌女观察四周动静，为船舱内的会议放风警戒。
这场在南湖画舫上召开的会议持续了 7 个小时，最终圆满完成了全部议程。
正是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作为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见证人，王会悟被后世誉为 “一大卫士”。
人们在称颂她功绩的同时，更惊叹于这位奇女子的非凡胆识与过人魄力 —— 倘若没有她的临危献策与周密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或许会被改写。
而这位改写了党史走向的伟大女性，除了 “一大卫士” 的身份，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杰出思想家李达的妻子。
1898 年，王会悟出生于浙江省桐乡乌镇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王彦臣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
6 岁时，她便跟着父亲在私塾旁听读书，期间结识了比自己年长几岁的表侄沈德鸿（即后来的文学巨匠茅盾）。
沈德鸿对知识的执着追求，为年少的王会悟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激发了她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强烈渴求，也为她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重要伏笔。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的骤然离世让王家失去了经济支柱，家境骤然败落，生活陷入窘迫。
为了维持生计，王会悟与母亲只得靠刺绣、织毛线等手工活贴补家用。
艰苦的生活并未消磨她的意志，反而磨砺出她坚韧不拔的品格。
就在此时，沈德鸿返乡探亲，告知她嘉兴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建议她前往求学。
可彼时的王会悟连温饱都难以保障，根本无力支付学费。
她不得不压下求学的念头，萌生了效仿父亲办学的想法 —— 既能教书育人，又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时，母亲极力反对：“一个女孩子家办学谈何容易？稍有不慎便会招惹非议。” 但王会悟坚定地说：“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
母亲拗不过她的执着，最终点头应允。
得到母亲支持后，王会悟立刻付诸行动。她首先前往本镇的宝阁寺，恳请方丈出借一间殿堂作为教室。
面对方丈的疑问，她掷地有声地答道：“为何男子能入塾读书、识文断字，女子却要被拒于学堂之外？唯有让女子识字明理，才能真正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这番铿锵有力的话打动了方丈，顺利解决了教室难题。
接下来的招生工作同样充满挑战。王会悟每天走街串巷发放招生传单，邀请持观望态度的家长带孩子免费试课，用实际教学效果赢得信任。
办学前，她早已精心备课，课堂上用生动活泼的方式传授新知识、普及科学常识、倡导进步观念，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
家长们纷纷将孩子送入学校，称赞她教学有方 —— 她招收的学生数量，远比父亲当年办私塾时多得多。
教学期间，王会悟一边授课，一边向学生传播新思想、倡导新风尚：
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足，坚决反对童养媳制度。
她的这些举措，解救了许多被封建思想束缚的女孩，在当地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
然而，这份进步事业并未持续太久。镇上的保守势力视她的新思想为 “异端”，百般阻挠破坏，学校最终被迫停办。
此后，王会悟曾辗转多所学校应聘教师，却都因 “文凭不足” 被拒之门外。
这次经历让她深刻意识到：仅凭私塾所学的知识，难以支撑自己成为合格的教育者，必须进入正规学校系统深造。
于是，她想起了沈德鸿此前的建议，下定决心重返校园。
1913 年下半年，15 岁的王会悟终于如愿考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
在学校里，她不仅刻苦学习课本知识，更在老师的引导下，领悟到了爱国爱民、救亡图存的深刻道理，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提升。
1914 年毕业后，在沈德鸿的引荐下，王会悟进入湖郡女校继续深造。
这所创办于 1878 年的教会学校，以英语教学为核心特色。对于从未接触过英语的王会悟来说，一切都要从 26 个英文字母起步。
为了赶上进度，她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打扫校园时默念单词，宿舍熄灯后便在楼道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背诵课文；为了练习口语，她主动与师生用英语对话，积极参与英语话剧、演说会等活动。
在湖郡女校的这段时光里，王会悟还接触到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她汲取进步思想的重要源泉。
一年多的勤学苦读，让她飞速成长 —— 不仅学识日益渊博，思想也愈发解放，个性更加独立，为即将到来的人生转折做好了充分准备。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会悟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撼，她毅然奔赴上海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沈德鸿的帮助下，她成功应聘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的秘书。
工作中，她每天协助徐宗汉整理文件、接待访客、抄写文稿，徐宗汉不仅时常与她探讨工作见解，还耐心传授她各类知识与处事经验。
在徐宗汉的悉心指导下，王会悟的能力飞速提升，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得力助手。
1920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会悟在陈独秀家中结识了李达。两位志同道合、怀揣新思想的年轻人一见如故，彼此欣赏，很快便互生情愫。
有一次，王会悟突发高烧，连续数日未能前往陈独秀家办公。李达得知后心急如焚，立刻四处打听她的消息，最终通过沈德鸿找到了她的住处。
探望期间，李达不顾旁人眼光，悉心照料、嘘寒问暖，这份真挚的关怀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痛，意外促成了一段革命伴侣的姻缘。
1921 年 4 月，王会悟与李达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2 号陈独秀家中，举行了一场简朴而温馨的婚礼。
婚后不久，夫妻二人便全身心投入到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中，其中最关键的便是确定会议地点与代表住宿地。
经过反复商议，中共一大定于 1921 年 7 月 20 日在上海 “李公馆” 召开，而代表们的住宿问题，则由王会悟出面圆满解决。
原来，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曾在黄兴麾下任职，创办博文女校后，还聘请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担任董事长。
凭借曾担任徐宗汉秘书的这层渊源，王会悟顺利说服黄绍兰，将博文女校设为代表们的临时住宿地。
7 月 21 日，与会代表商议决定，次日先召开预备会，举行简单开幕式并确定会议具体议程。
由于此前已深度参与一大筹备工作，7 月 22 日预备会当天，王会悟也来到博文女校，在代表们开会期间全程承担警戒掩护工作。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正式召开。
接下来的几天里，会议按计划推进，王会悟则每天在楼下房间里，以打毛线、看书、刺绣为掩护，暗中警戒，时刻留意外界动静。
尽管前几次会议都平安无事，但她始终不敢有丝毫松懈。
没想到，7 月 30 日晚 8 点，当第六次会议在楼上书房召开时，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突然闯入。
彼时，全国各界联合会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支持南方革命政权，正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立案侦查，程子卿此次前来正是为了探查相关情况。
不久后，大批巡捕赶到李公馆搜查盘问，虽最终一无所获，但会议已无法继续进行，被迫彻底中止，原定计划被完全打乱。
紧急关头，代表们多次商议后一致认为：
上海已不宜继续开会，需尽快转移至一处既能当天往返、又熟悉安全的地点。
就在众人各执己见、难以达成共识时，王会悟提出了一个成熟的方案：“我老家桐乡附近的嘉兴南湖，风景秀丽却不如西湖那般引人注目。我们可以租一艘游船，扮作游湖的游客，在船上完成会议。南湖距上海仅百余里，乘火车两小时可达，当天便能往返；我曾在嘉兴女子师范求学，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万一遇到突发状况，也能通过老同学疏通协调。”
董必武第一个拍手称赞，其他代表经过短暂讨论，也一致同意了这个提议。
随后，王会悟率先带领部分代表赶赴嘉兴，提前订好旅馆、租下游船，并妥善安排好会议相关事宜；次日，其余代表乘坐早班火车抵达嘉兴汇合。
1921 年 8 月 1 日，王会悟与几位代表在南湖选定了一艘合适的游船，并完成了所有会务布置；8 月 2 日，代表们先乘摆渡船登上湖心岛稍作休整，随后在王会悟的引导下，确认将船停泊在烟雨楼东南方向约 200 米的隐蔽水域。
上午 11 点，代表们陆续进入船舱，中共一大南湖续会正式召开。
会议期间，王会悟始终坐在船头放哨，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湖面上来往的船只。为了让伪装更逼真，代表们在船上享用了午餐，而王会悟为了不放松警戒，并未一同就餐，始终坚守在船头观察动静，以便在突发情况时第一时间通报。
下午 5 点左右，湖面突然传来汽艇轰鸣声，王会悟立刻警觉起来，迅速走进船舱示意大家暂停会议。
代表们见状，赶紧收起会议文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将牌，装作兴致勃勃地搓麻娱乐。
幸运的是，这只是一场虚惊，汽艇很快便驶离了这片水域。
之后，代表们加快会议进程，于下午 6 点多顺利完成了全部议程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此刻，坐在船头的王会悟内心无比激动：她不仅见证了这一神圣庄严的历史时刻，更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为党的诞生保驾护航，连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
1921 年 12 月 10 日，在丈夫李达的支持下，王会悟创办了进步刊物《妇女声》。
该刊物旗帜鲜明地主张 “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呼吁打破一切压迫与掠夺，为女性争取平等的生存权与劳动权，得到了陈独秀、施存统、沈泽民、邵力子等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
《妇女声》的创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的思想觉醒，动员了大批女性投身革命洪流，为妇女解放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
1922 年中，王会悟再次挺身而出，为中共二大承担了警卫工作，继续用自己的方式为革命事业保驾护航。
1922 年 12 月 21 日，王会悟与李达前往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与杨开慧。毛泽东向杨开慧介绍道：“这位便是王会悟同志。当年一大召开时处境何等危险，若非她当机立断提议转移到嘉兴南湖，我们恐怕早已身陷囹圄，一大也难以顺利闭幕啊！”
这番话，既是对王会悟历史贡献的高度认可，也印证了她在中共一大顺利召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王会悟及其子女安排了公房，但她不愿给国家增添负担，坚持带着孩子住进自己的旧居，过着简朴平淡的生活；彼时在湖南工作的李达，只能偶尔回京与家人团聚。
1959 年，浙江嘉兴启动中共一大纪念馆筹建工作，核心难题便是还原当年召开会议的游船原貌。
经过大量走访调研，筹建办初步摸清了游船的式样与内部装饰，制作出一款双夹弄丝网船模型。
同年 3 月，筹建委员会副主任郭竹林与工作人员董熙楷带着模型赴京，计划请毛泽东、董必武两位领导人审查，却得知二人分别前往西南、西北考察，归期至少需要 20 天，两人不免深感失望。
就在此时，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提议：“可以去找当年参与一大保卫工作的王会悟同志，她作为亲历者，一定对游船情况记忆犹新。”
王会悟得知二人来意后，欣然接待了他们。她仔细端详模型后说道：“这艘船模的样式与当年开会的游船颇为相似，但体量偏大了些，还需再缩小；而且当年的船并非双夹弄丝网船，而是一艘体量更小的单夹弄丝网船。”
时隔近三十年，她对历史细节的清晰记忆
早年经历与教育背景：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父亲是晚清秀才，她自幼接受新思想启蒙。1913年就读于嘉兴女子师范学校，后进入湖州湖郡女塾学习英语，接触进步刊物并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百科
婚姻与政治身份：1920年，她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期间结识李达，并于同年结婚。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从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评价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晚年与逝世：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中共一大中的关键贡献
会议筹备与安保：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将会场安排和代表住宿交由王会悟办理。她选择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家作为会场，并安排代表入住附近的博文女校。百科
警觉应对与转移建议：7月30日会议期间，她发现可疑人员闯入，立即报告代表，会议随即休会；随后法国巡捕搜查会场。当代表们讨论另择会址时，王会悟提议转移到家乡嘉兴的南湖，租画舫继续开会，该建议得到董必武等代表支持。
南湖会议的周密安排：她先行抵达嘉兴，预订旅馆和画舫，并在会议期间坐在船头望风，以哼唱小调、敲舱门等方式警示代表，确保会议安全进行。最终，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圆满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创办妇女刊物：1921年后，她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半月刊，担任主要负责人，撰写并发表多篇文章，传播妇女运动信息。
开办女子学校：1922年，她协助李达创办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担任工作部主任，该校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培养了丁玲等妇女干部，并成为秘密联络点。
推动地方妇女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1947年在桐乡县发起成立青镇妇女会，主持纪念国际妇女节等活动。
晚年贡献：1976年后，她为中共党史、妇女运动史及家乡地方志编写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李端棻 中国近代改革家
《北京大学》首倡者
《戌戍变法》总策划
堪比庐陵的教育家
贵州新学创始人
梁启超不仅是李端棻的堂妹夫，也是他的学生和战友；
梁启超是蔡锷的老师，蔡锷也是朱德的老师。
朱德元帅曾说过，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他们都是湖南人。在我参加革命前，蔡锷是我的老师，参加革命后，毛主席是我的老师……
发配新疆的李端棻被慈禧“特赦”回筑后，不改初心，励志办学……今贵阳一中，贵阳学院……就是铁的佐证！
梁启超为了阻止袁世凯复辟称帝，和弟子蔡锷及蔡锷的学生朱德等一起发动了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扫除了前进中的障碍！
没有帝制的中国，走向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才有今天盛世中国……
为着力颂扬李端棻和梁启超为中国近代史和创建新文化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奉还他们本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历史的尊重！子孙后代的尊重！同时打造出一张崭新的文化名片，展现贵州的人文风采！这是端超集团办企业的初衷。让其成为贵州的又一文化品牌。传承后代，影响世界……
以一个文化见证贵州发展、让一个文化更进一步发展贵州！
贵大教授饶昌东云：
《满庭芳 端超耀青岩》
回首青岩，渔璜以炯，李端棻湧高台。
平刚伶利，今古不徘徊。
重建青岩书院，黔多彩、重视今来。
初心睿，诗乡绽彧，百姓满情怀。
迎新春癸卯，鸿飞玉免，喜乐悠哉。
抬眼望，端超之境精猜。
普照睿光成效，兴国路、永继真才。
书香熠，实抓教育，儒道乃前排。
地 址：贵阳市南明区左藏三库昭文门：
贵州省（农联会）乡村振兴研究院
《贵州 端 超 集团》
贵州端超集团 端棻研究院
贵州省 县域发展服务平台 管委会
（秦仁智15286160000
18185059915）
（请老师到此指导）
《贵阳牛人李端棻》
（石孝军）
科甲乘风宦海游，狂澜既倒舍身求。
超凡慧眼识君子，拯世维新梦自由。
功败苦熬边塞驿，归来力筑学堂楼。
觉醒惊电催天晓，鸿业春秋美誉留。
《致李公苾园》（李世洪）
少小圣贤应理穷，
信端入世感恩蒙。
为民谋福初心志，
思国振兴由始衷。
冒突列強橫肆忌，
积贫大夏独难雄。
维新变法竭求索，
岂顾身家日月同。
端超端超 史尘清扫
还原本真 睿光普照
位于貴阳南明河畔的“贵州端超集团”是取李端棻的“端”字和梁启超的“超”字组合而成。
他俩既是郎舅，也是师生，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李端棻，字苾园，1833年出生于贵阳，清末礼部尚书，帝师！
娄山高 乌江长
端棻出生在贵阳
跟着舅舅学文化
遵崇朝仪循政道
赴京赶考获进士
翰林一职显才智
云南学政见成效
广东主考鉴启超
郎舅二人互相帮
力推学校献甘脑
深思熟虑奏折响
首倡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振兴路
引导皇帝变革忙
礼部尚书刚任命
慈禧惊恐维新夭
所有新物均灭掉
仅留京师大学堂
星星之火播火者
燎原之势不可挡
虽败犹荣遣新疆
特赦返筑归故乡
义无反顾再办学
接二连三新校创
北大样板显威力
一代更比一代强
饮水思源不忘本
端棻精神大发扬
家家受益聚合力
人人读书旧习抛
民富国强增荣耀
活力四射全球照
李端棻(1833-1907)，出生于贵阳市，清末礼部尚书，帝师。
朝仪：李朝仪，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
李蕙仙之父亲，李端棻之叔叔，梁启超之岳父。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李端棻穷其一生首倡和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主讲贵州经世学堂、发起和创办贵阳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贵州中学堂(今贵阳一中)。
李端棻从《请推广学校折》开始，他身体力行地奔走在“教育兴国、科技强国”的道路上……
李端棻与梁启超不仅是郎舅关系也是师生关系。他俩与光绪皇帝、康有为、谭嗣同等共同发起了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戊戌变法》。
端超端超 史尘清扫
还原本真 睿光普照
光绪十五年李端棻之父李朝桢、之母何氏覃恩封赠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华胄清资，启佑必原于严父；
令仪硕望，蕃昌聿振于名门。
爰涣国恩，用彰家训。
尔李朝桢乃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加三级、随带加一级稽查中书科事务李端棻之父，操修纯粹，启迪勤劬。儒席传珍，琢就珪璋之器；良材肯构，蔚为台阁之英。
门祚方新，宠章洊被，兹以覃恩赠尔为光禄大夫，锡之诰命。
於戏！承家有子，聿昭孝治之风；
被命自天，用作义方之劝。
式承茂奖，追念德音。
制曰：推恩溯本，爰锡庆于亲帏；禀训入官，并归功于母教。
式颁渥典，用播嘉声。
尔何氏乃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加三级、随带加一级稽查中书科事务李端棻之母，顺以承夫，勤于课子。
宅能三徙，夙成俎豆之容；织就七襄，早振文章之绪。徽音久著，宠命宜加，兹以覃恩赠尔为一品夫人。
於戏！鸿章叠布，尚伸慈孝之恩；凯泽长流，弥笃靖共之谊。广宣休问，远树芳仪。
诰命之宝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