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马迎“亲”

文/黄正林

窗外是萍乡的丘陵，层层叠叠，像凝固的墨绿波浪。这里是赣西，罗霄山脉北段，山多煤多，抬头见岭，低头见矿。不像我的老家都昌——那地方出门见水，鄱阳湖的浪拍着圩堤，芦苇荡一望无际，连风都是湿的、咸的，带着鱼腥味。

这个丙午年的春节，我在萍乡过。

正月初二的早晨，推开窗，对面山坡上传来一阵鞭炮响。循声望去，一队娶亲的小轿车正沿着山腰的公路缓缓开来，扎着鲜花彩带，黑亮亮的，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光。这是如今的排场。可我看着看着，眼前却浮出另一幅画面——也是正月，也是丙午年，只是那一年，我七岁。

七十多年了。

六个马年，像六道闸门，把长长的一生截成六段。第一道闸门打开时，我站在都昌老家的圩堤上，踮着脚尖往鄱阳湖那边望。

那年我七岁，站在村口的堤坝上，踮着脚往湖那边望。都昌这地方，出门就是水，抬眼就见山。村子蹲在鄱阳湖北岸的丘陵上，门前是田，田外是湖汊，湖汊外面是茫茫的鄱阳湖。正月的风从湖面上来，穿过干枯的芦苇荡，爬过一道道圩堤，最后钻进村子里，把家家户户门楣上的春联吹得啪啪响。

“看什么看，你堂姐的出嫁队伍还早着呢。”母亲在身后喊我。

我不理她。我知道不早。从湖那边的周溪镇到我们村，要翻三道岭，过两条港，走二十多里湖汊间的泥巴路。队伍天不亮就出发，怎么着也得晌午过后才能到。

可我就是想站在堤上望。望那匹枣红马什么时候能从湖汊的弯道里拐出来。

那年月，我们都昌乡下娶亲，时兴用马。不是家家户户都有马，是家家户户娶亲都想租匹马。马比轿子便宜，比自行车排场，走我们这湖汊交错的丘陵路，比什么家伙都稳当。谁家养了一匹好马，腊月里就有人上门来定，正月里的日子排得满满当当，从初二排到二十，马腿跑细一圈，主人家的荷包鼓起来，过年杀猪都舍得割最厚的肉。

租一匹马接亲，两块钱，外带一升黄豆。两块钱在丙午年是什么概念？我爹在生产队出一天工，挣八个工分，年底分红合两毛钱。可娶亲的人家舍得。一辈子就这一回，不能让新媳妇走着过门。

我堂姐嫁的是七角公社的人家，那边靠湖，打鱼的多。迎亲的队伍要沿着湖汊走二十多里，中间要过两道用木船搭的浮桥，翻三座长满茅草的红土岭。这样的路，除了马，什么车也走不了。

日头偏西的时候，队伍终于从湖汊的弯道里拐出来了。

打头的是一匹枣红马。那马真俊，皮毛像缎子一样闪着光，四蹄雪白，跑起来像踩着四朵云。马头上扎着一朵用红绸叠的大花，两只花穗垂下来，随着马的步伐一甩一甩。马背上搭着一床新被子——大红底面，绣着鸳鸯戏水——一直垂到马肚子两边，远远看去，跟花轿没什么两样。牵马的是个精瘦的老头，穿着一身黑棉袄，腰间系着条蓝布围裙，手里攥着根红缰绳，走得稳稳当当。

马背上骑着一个人，红盖头，红棉袄，红棉裤，红绣鞋——浑身上下红得像一团火。

那是堂姐。

迎亲的队伍在村口停下来。鼓乐队可着劲儿吹，《小桃红》的调子，笛子吹得最响，唢呐吹得最亮，锣鼓敲得震天。我们这些孩子围上去，却不敢靠近那匹马，只敢远远地看。马很大，比我见过的任何牲口都大，它偶尔甩甩尾巴，打个响鼻，蹄子在冻硬的红土地上刨几下，刨出几道白印子。

堂姐被扶下马来，由两个伴娘搀着，往祠堂里走。红盖头遮着脸，看不见她的表情。我只看见她的绣花鞋一步一步踩在红土地上，踩得很稳，像踩着什么看不见的节拍。

酒席摆在祠堂里，摆不下，又摆到门前的晒谷场上。八大碗，红烧肉、米粉蒸肉、鄱阳湖的鱼、自家做的豆腐，管饱。男人们喝酒划拳，女人们嗑瓜子说话，我们这些孩子端着碗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捡地上的鞭炮放。

等到日头西斜，酒席散了，祠堂里的仪式也完了，该发亲了。

堂姐又被扶出来，扶到马跟前。牵马的老头拍拍马脖子，马就安静下来，一动不动。堂姐抬腿踩上马镫——那马镫也是用红绸缠过的——一翻身，就骑到了马背上。

那一刻，晒谷场上忽然安静了一瞬。

红盖头遮着堂姐的脸，但遮不住她端端正正坐在马背上的样子。夕阳从鄱阳湖那边照过来，给她周身镶了一道金边。风吹起红盖头的一角，又落下去，露出半张红彤彤的脸——那脸不是胭脂染的，是羞的，是喜的，是女人一辈子最红的那一天。

鼓乐队又响起来了。《小桃红》的调子，笛子、唢呐、锣鼓，一齐响，把喜气抬得更高。送亲的队伍动起来：挑嫁妆的走在最前头，挑子里是被子、枕头、脸盆、暖水瓶，都用红绳子捆着；然后是抬箱笼的，箱笼里是堂姐的衣裳、布料、绣花鞋，箱盖上都贴着红纸剪的双喜字；再后面是伴娘，每人拎着一个竹篮，篮子里是花生、红枣、桂圆、莲子——讨“早生贵子”的彩头。最后才是骑马的堂姐，和牵马的老头，和压阵的几个本家叔叔。

队伍沿着来时的路，慢慢往湖汊那边去了。

我跟在后面送了一程，送到村口的堤坝上就不敢再送了。站在堤上望，望那匹枣红马越走越远，翻过第一道红土岭，隐进山坳里，又从山坳里冒出来，走上湖汊边的堤坝。隔着一道道港汊，那马背上的红越来越小，小得像一颗红豆，最后消失在暮色苍茫的芦苇荡里。

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吹得芦苇沙沙响。

我不知道堂姐坐在马背上在想什么。二十多里的路，要过两道浮桥，翻三座山岭，走到婆家天就黑透了。这一路上，她也许在想那个只见过两面的男人长什么模样，也许在想从此要离开的娘家，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听着《小桃红》的调子，数着马步，等着那一脚跨下马鞍的时刻。

那时刻一到，她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后来，我见过很多次用马接亲的场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们都昌乡下还时兴这个。每年正月，站在村口的堤坝上，总能望见娶亲的队伍从湖汊那边来，或者往湖汊那边去。马背上的新娘换了一茬又一茬，红盖头下面的脸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小桃红》的调子，是鄱阳湖上吹过来的风，是马踏红土时扬起的细细的烟尘。

如今不一样了。如今娶亲都用小汽车，一溜的黑轿车，扎着鲜花彩带，浩浩荡荡开进村来。气派是气派，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马的温顺，少了马背上的晃动，少了那一路的《小桃红》和湖汊间起伏的红盖头。

今年的马年又来了。屈指算来，离堂姐出嫁那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

夜深了，萍乡的灯火在山坡上层层叠叠地亮着，像另一片星空。我站在阳台上，往东边望——那边是鄱阳湖的方向，是我的都昌。什么也望不见，只有黑黢黢的山影，一重连着一重。七百多里路，隔了六十多个年头，隔得真远啊。

丙午年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煤烟味，带着爆竹的硝烟味。可我使劲嗅，也嗅不到鄱阳湖的鱼腥味，嗅不到老圩堤上芦苇的清香。我知道，那个骑马娶亲的年代，和堂姐她们那辈人一样，早就走远了，走进了湖汊间的芦苇荡里，再也拐不出来了。

可我还是想。想那匹枣红马，想马背上的红盖头，想《小桃红》的调子被风揉碎又拼起来的样子。想那条从闺女到媳妇的路，二十多里，翻三道岭，过两条港，要用一辈子走完。

六个马年了。堂姐若还在，该是八十多岁的人了。

我摸了摸窗台。那里有一小撮从都昌带来的红土，是好多年前回去时，特意从老圩堤上捧的。干了，硬了，可颜色还在——就是当年马蹄踩过的那种红，堂姐的绣花鞋踩过的那种红，七十多年了，一点没变。

风把窗台上的红土吹起一丝细细的烟尘，打着旋儿，消散在萍乡的夜色里。

那匹马，还在我心里跑着。

2026年2月21日，夜，于萍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