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一把镰刀，割过半个世纪的岁月
——重访杨家岭大礼堂散记
张兴源
谨以此文，献给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延安，献给那座永远矗立在我心中的杨家岭大礼堂，以及那些以笔为犁、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灵魂。
一
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要早一些。
那年三月，延河刚刚解冻，河边的柳树爆出嫩黄的芽尖，我站在东关的河堤上，望着对岸的杨家岭，心里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滚烫的潮汐。回到志丹后，我一口气写下了那首《镰刀——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的我，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文学青年，刚刚从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没几年，在志丹县城里做着一名教书匠。诗写得很涩，也很野，像陕北的山丹丹花，带着一股子土气和倔强：
那时/延河光秃秃的/河上没有桥
两岸有弹坑 像一地乱扔着的皮袄
四二年三月，野百合花/终于像杂文一样长出来
很密 很高……
那是我第一次把“杨家岭”作为审美的对象，或者说，作为精神的胎记，写进我的作品里。诗中那把“锋利的镰刀”，从杨家岭的大礼堂割出去，割遍了全中国。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把镰刀在我的梦里，依旧“雪亮”，“依然不老”。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三年秋，我有幸被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合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班录取。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极为珍贵的日子。在京城那个文学的殿堂里，我听名家讲学，与来自天南海北的文友激辩，我讲得最多的，还是延安，还是那道浅浅的延河，还是那座沉默在黄土山峁里的杨家岭大礼堂。他们听得入迷，我也讲得动情。讲完之后，心里却常常空落落的，像是丢失了什么。
后来，我被调进了延安日报社，成了一名党报记者。从此，我扛着相机，握着钢笔，跟随着一拨又一拨的中、省、市领导，无数次踏进杨家岭，踏进那座大礼堂。作为记者，我必须客观、冷静、精准地记录：某某领导指出，某某领导强调，重温历史，继往开来。但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反抗这种“客观”。面对那一排排简陋的条凳，面对主席台上那依旧鲜艳的党旗，我的感受，总与身边的同行们有些不同。那是一种奇异的疏离感，又是一种刻骨的亲切感。仿佛是离家多年的游子，突然回到了祖辈的老屋；又仿佛是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触摸那些滚烫的、早已凝固的岁月。
今天，趁着春色正好，我决定一个人，谁也不惊动，以一个普通延安人，不，以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现在的党报记者、一个永远的学生，再去看看那座大礼堂，看看大礼堂前那片——当年（1942年5月）那群穿着灰布军装的作家艺术家们，拍照留念的草坪。
二
从延河大桥往西，不过二三里地，就到了杨家岭。
如今的杨家岭，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光秃秃”的模样。满山遍地的松柏，郁郁葱葱，把那些土黄色的窑洞和青灰色的建筑，掩映得庄重而幽深。穿过写着“杨家岭革命旧址”的牌楼，沿着平整的青石路往里走，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放轻。
转过一个弯，中央大礼堂，就那么猝不及防地，站在了你面前。
它的确不能算是雄伟，甚至比不上如今任何一个乡镇的礼堂气派。青砖灰瓦，两层楼高，建筑风格是那种典型的“中西合璧”——外观是西式的，有着圆拱的窗户和挺拔的线条，可骨子里，却是陕北窑洞的拱形结构。据说当年是为了节省木料，才设计成了这般模样 。可正是这“土洋结合”，让它有了一种奇特的包容力。那灰砖，是陕北的土烧的；那红五星，却是从遥远的理想国度借来的魂魄。
大礼堂正门上方，“中央大礼堂”五个字，历经风雨，依旧清晰。推门而入的那一瞬，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光线从高大的窗户倾泻进来，能看见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缓缓飘浮。映入眼帘的，是那种沉甸甸的、静穆的辉煌。主席台上，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端挂正中，眼神穿越岁月，温和而坚定地望着每一个进来的人 。台口上方，那行著名的标语赫然在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两边的墙上，六个“V”字形的木座上，24面党旗静静地垂挂着，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到1945，那二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后墙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同心同德”。
我曾经无数次跟随中、省、市领导同志在这里参观，听讲解员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述七大的历史。可一个人站在这里时，我听见的，是另一种声音。
我听见的，是1945年春天，那七百多位代表走进会场时，脚步踏在黄土地上沉闷而有力的回响 。他们穿着打补丁的军装，脸上带着战场的风霜，眼神里却燃烧着信念的火。那时候，日军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国民党的封锁依旧严密，根据地的生活极其艰难。可就在这座自己动手盖起来的房子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构筑他们关于未来的宏大叙事。
朱德总司令说得多么风趣：“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这句话里，有自豪，更有一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豪迈。那些木制的长条椅，一条能挤下好几个人，椅背上贴着的代表名字，早已模糊不清。我找了一个角落，轻轻地坐下来。椅子发出轻微的“吱呀”声，这声音，像是从七十多年前传来的回音。我闭上眼睛，仿佛能听见毛泽东主席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报告，正在这空旷的大厅里回荡，讲到精彩处，雷鸣般的掌声便如潮水般涌起，那是“掌声似麦浪/金黄地刮过” 。
三
然而，对于我这个以笔为生的人，杨家岭大礼堂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1945年的那个政治高峰。
更让我魂牵梦绕的，是1942年的那个五月。
在我的诗里，我写过“四二年三月，野百合花/终于像杂文一样长出来”。那是一个春天，延河两岸不仅有战火留下的弹坑，更有文艺青年们思想的激荡。他们从亭子间走出来，从大后方奔赴而来，带着各自的脾气、各自的偏见、各自对文学的理解，汇聚在这片贫瘠却自由的黄土地上。他们写杂文，写诗歌，办墙报，发议论，那时的延安文艺界，像解冻的延河，喧哗而充满生机，也夹杂着泥沙与枯枝 。
于是，就有了五月二十三日那天晚上，礼堂里亮起的菜油灯。
我常常想，如果文学有神启的时刻，那晚的杨家岭大礼堂，就是中国文学的西奈山。毛泽东在那个深夜，站在这里，对着那些后来成为中国文艺史上一座座高峰的人们，发表了那个著名的《讲话》 。关于立场，关于态度，关于工作对象，归根结底，是那一句振聋发聩的——“为人民服务”。
当时在座的丁玲、艾青、何其芳、陈荒煤……他们或许并不能完全意识到，这个夜晚将如何彻底地改变他们的创作，乃至改变整个中国文学的走向。但从那一天起，“杨家岭不再是简单的素描”，它有了灵魂，有了色彩，有了一把割除荆棘的“镰刀”。
礼堂前的那片草坪，是我每次来都要驻足良久的地方。那是一片极其普通的草地，春天返绿，秋天枯黄。但在我的眼里，那是一片神圣的文学沃土。就在座谈会结束后不久，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在这里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照片里，毛泽东身材高大，穿着白色外套，坐在人群中间，显得很突出。那些年轻的、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们，或蹲或站，挤在一起，脸上洋溢着一种自信的光彩。
我看着那片草坪，仿佛能看见历史的叠影：
我看见，赵树理揣着《小二黑结婚》的手稿，从太行山深处走来，他的脸上带着农民的憨厚，他的文字里，流淌着地地道道的山药蛋味 。他的“李有才”，他的“二诸葛”，不是他“创作”出来的，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我看见，柳青（后来他背着行李住进了皇甫村），他或许就坐在草坪的某个角落，静静地听着，心里却已经在酝酿着，日后那个要“把命拼上”去写《创业史》的决心。
我看见，从鲁艺走出来的王大化和李波，就在礼堂门前的空地上，扭起了刚刚诞生的《兄妹开荒》。那把雪亮的镰刀，从礼堂里割出来，割进了热火朝天的南泥湾，割进了每一个庄稼汉的心坎里。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的那种“陌生而又熟悉”的感觉从何而来。陌生，是因为我只是一个后来者，隔着几十年的光阴，瞻仰他们的足迹；熟悉，是因为那把“镰刀”割出来的文学道路，正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一直在走的道路。
四
沿着礼堂侧面的石阶，可以走上后面的山坡。
坡上是一排排的窑洞，那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旧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曾在这里居住。这些窑洞和礼堂，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史诗：礼堂是前台，是宏大的叙事；窑洞是后台，是日常的奋斗。
我站在坡上，回望这座大礼堂。青瓦铺成的屋顶，在春日的阳光下，泛着鱼鳞般的柔和光泽。那座礼堂，就像一艘巨大的航船，停泊在这黄色的土海里。
我的思绪，不由得像那延河的流水，从1942年，流到了1949年，从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庄严宣告，流到了如今。
建国以后，那把“镰刀”割进了更广阔的天地。从解放区的文艺，变成了全国的文艺；从为工农兵服务，变成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吴强的《红日》，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那一部部作品，延续着杨家岭的薪火，收割着“成熟的阳光”，也“斩除着野草” 。
后来，路遥从延川的山沟沟里走出来，他背着书稿，从延安走到西安，走到北京。他的《人生》，他的《平凡的世界》，那不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丰硕成果吗？路遥写《人生》的时候，就在延安，就在离杨家岭不远的甘泉县招待所里，写到动情处，嚎啕大哭。他笔下的高加林，虽然迷惘过，挣扎过，但他的根，还是深深地扎在那片黄土地上。路遥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人民”这两个字，对于作家来说，就是大地，就是母亲。
再后来，文坛更热闹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有些人觉得，那把“镰刀”钝了，过时了，该收进历史博物馆了。可他们忘记了，镰刀收割的是粮食，是养活人的根本。不管文学的形式如何变化，技巧如何翻新，如果离开了脚下这片土地，离开了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民，文学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得再高，也终将坠落。
从鲁迅文学院回来这些年，我当过记者，写过通讯，也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我的身份在变，文体在变，但我始终不敢忘记那片草坪上，那群先贤们留下的启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脚下的黄土地，就是我永远的生活现场；延安的父老乡亲，就是我永远的读者对象。
五
走出大礼堂，已是黄昏时分。
游客渐渐散去，偌大的院子安静下来。我独自坐在礼堂前的石阶上，仰着头，望向西边的天际。夕阳把大礼堂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那片草坪上。
有一群孩子，戴着“红领巾讲解员”的绶带，正从旁边的窑洞里走出来，叽叽喳喳地，像一群归巢的小鸟 。他们都是附近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来旧址当义务讲解员。看着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意。
党的七大代表们走进这座礼堂时，他们也还是年轻人，怀揣着救国救民的梦想。那些参加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执笔为枪时，也正值青春。如今，青春的热血凝固成了历史，但这栋房子，这片草坪，却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心中，种下了新的种子。
我想起了我的《镰刀》一诗的最后几句：
割过半个世纪的岁月
这把镰刀
依然雪亮
依然不老
从1992年写诗初识杨家岭，到如今两鬓微霜，岁月这把镰刀，也在我身上割过了三十多个春秋。而我面前的这座大礼堂，它见证过“七大”的团结胜利，见证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思想光芒，见证过新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如今，它还在继续见证着，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
它不老，是因为它所承载的精神不老。
那把镰刀之所以雪亮，是因为它一直都在人民的手中，紧紧握着。
夜深了，我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最后看了一眼这座青灰色的建筑。它静静地矗立在暮色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父亲，沉默，宽厚，充满力量。
我转过身，朝坡下走去。身后，大礼堂的轮廓渐渐模糊，融入那片厚重的黄土之中。
而我心里，那把镰刀的刃，却愈发清晰，愈发锋利了。
2025年5月20日定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