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 《璀璨星-王会悟 李达》
王会悟（1898—1993年，浙江桐乡人）从浙江省湖州湖郡女塾（现湖州二中）学习英语结束后，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经上海学生联合会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湖南人李达。当时的李达是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回国办事时与女界联合会有密切工作联系。1920年，李达和王会悟结为伉俪。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李达负责会议筹备工作。会议筹备中，李达遇到了两件事：一是会场安排，一是代表住处。他把这两件事交给了妻子王会悟去办理。
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病逝，享年 95 岁。
李达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省永州市零陵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0年，李达从日本留学归国，随即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筹备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2年至1923年，应毛泽东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7年至1941年，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地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
1966年8月24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李达逝世。
忆往昔峥嵘岁月。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然而会议进行到中途，突遭法租界巡捕的搜查滋扰，被迫紧急中止。
危急关头，一位胆识过人的女性挺身而出，提议前往浙江嘉兴 —— 那里的南湖水域开阔，租一艘游船开会既能掩人耳目，又能保障安全。
代表们一致认可了这个稳妥的提议。
这位女性便是王会悟，她当即赶赴嘉兴租下一艘大画舫，备好酒菜，将会议巧妙伪装成游湖赏景的雅集。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王会悟 —— 时任李达的妻子，主动坐在船头充当 “哨兵”，佯装唱曲的歌女观察四周动静，为船舱内的会议放风警戒。
这场在南湖画舫上召开的会议持续了 7 个小时，最终圆满完成了全部议程。
正是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作为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见证人，王会悟被后世誉为 “一大卫士”。
人们在称颂她功绩的同时，更惊叹于这位奇女子的非凡胆识与过人魄力 —— 倘若没有她的临危献策与周密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或许会被改写。
而这位改写了党史走向的伟大女性，除了 “一大卫士” 的身份，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杰出思想家李达的妻子。
1898 年，王会悟出生于浙江省桐乡乌镇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王彦臣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
6 岁时，她便跟着父亲在私塾旁听读书，期间结识了比自己年长几岁的表侄沈德鸿（即后来的文学巨匠茅盾）。
沈德鸿对知识的执着追求，为年少的王会悟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激发了她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强烈渴求，也为她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重要伏笔。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的骤然离世让王家失去了经济支柱，家境骤然败落，生活陷入窘迫。
为了维持生计，王会悟与母亲只得靠刺绣、织毛线等手工活贴补家用。
艰苦的生活并未消磨她的意志，反而磨砺出她坚韧不拔的品格。
就在此时，沈德鸿返乡探亲，告知她嘉兴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建议她前往求学。
可彼时的王会悟连温饱都难以保障，根本无力支付学费。
她不得不压下求学的念头，萌生了效仿父亲办学的想法 —— 既能教书育人，又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时，母亲极力反对：“一个女孩子家办学谈何容易？稍有不慎便会招惹非议。” 但王会悟坚定地说：“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
母亲拗不过她的执着，最终点头应允。
得到母亲支持后，王会悟立刻付诸行动。她首先前往本镇的宝阁寺，恳请方丈出借一间殿堂作为教室。
面对方丈的疑问，她掷地有声地答道：“为何男子能入塾读书、识文断字，女子却要被拒于学堂之外？唯有让女子识字明理，才能真正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这番铿锵有力的话打动了方丈，顺利解决了教室难题。
接下来的招生工作同样充满挑战。王会悟每天走街串巷发放招生传单，邀请持观望态度的家长带孩子免费试课，用实际教学效果赢得信任。
办学前，她早已精心备课，课堂上用生动活泼的方式传授新知识、普及科学常识、倡导进步观念，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
家长们纷纷将孩子送入学校，称赞她教学有方 —— 她招收的学生数量，远比父亲当年办私塾时多得多。
教学期间，王会悟一边授课，一边向学生传播新思想、倡导新风尚：
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足，坚决反对童养媳制度。
她的这些举措，解救了许多被封建思想束缚的女孩，在当地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
然而，这份进步事业并未持续太久。镇上的保守势力视她的新思想为 “异端”，百般阻挠破坏，学校最终被迫停办。
此后，王会悟曾辗转多所学校应聘教师，却都因 “文凭不足” 被拒之门外。
这次经历让她深刻意识到：仅凭私塾所学的知识，难以支撑自己成为合格的教育者，必须进入正规学校系统深造。
于是，她想起了沈德鸿此前的建议，下定决心重返校园。
1913 年下半年，15 岁的王会悟终于如愿考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
在学校里，她不仅刻苦学习课本知识，更在老师的引导下，领悟到了爱国爱民、救亡图存的深刻道理，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提升。
1914 年毕业后，在沈德鸿的引荐下，王会悟进入湖郡女校继续深造。
这所创办于 1878 年的教会学校，以英语教学为核心特色。对于从未接触过英语的王会悟来说，一切都要从 26 个英文字母起步。
为了赶上进度，她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打扫校园时默念单词，宿舍熄灯后便在楼道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背诵课文；为了练习口语，她主动与师生用英语对话，积极参与英语话剧、演说会等活动。
在湖郡女校的这段时光里，王会悟还接触到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她汲取进步思想的重要源泉。
一年多的勤学苦读，让她飞速成长 —— 不仅学识日益渊博，思想也愈发解放，个性更加独立，为即将到来的人生转折做好了充分准备。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会悟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撼，她毅然奔赴上海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沈德鸿的帮助下，她成功应聘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的秘书。
工作中，她每天协助徐宗汉整理文件、接待访客、抄写文稿，徐宗汉不仅时常与她探讨工作见解，还耐心传授她各类知识与处事经验。
在徐宗汉的悉心指导下，王会悟的能力飞速提升，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得力助手。
1920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会悟在陈独秀家中结识了李达。两位志同道合、怀揣新思想的年轻人一见如故，彼此欣赏，很快便互生情愫。
有一次，王会悟突发高烧，连续数日未能前往陈独秀家办公。李达得知后心急如焚，立刻四处打听她的消息，最终通过沈德鸿找到了她的住处。
探望期间，李达不顾旁人眼光，悉心照料、嘘寒问暖，这份真挚的关怀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痛，意外促成了一段革命伴侣的姻缘。
1921 年 4 月，王会悟与李达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2 号陈独秀家中，举行了一场简朴而温馨的婚礼。
婚后不久，夫妻二人便全身心投入到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中，其中最关键的便是确定会议地点与代表住宿地。
经过反复商议，中共一大定于 1921 年 7 月 20 日在上海 “李公馆” 召开，而代表们的住宿问题，则由王会悟出面圆满解决。
原来，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曾在黄兴麾下任职，创办博文女校后，还聘请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担任董事长。
凭借曾担任徐宗汉秘书的这层渊源，王会悟顺利说服黄绍兰，将博文女校设为代表们的临时住宿地。
7 月 21 日，与会代表商议决定，次日先召开预备会，举行简单开幕式并确定会议具体议程。
由于此前已深度参与一大筹备工作，7 月 22 日预备会当天，王会悟也来到博文女校，在代表们开会期间全程承担警戒掩护工作。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正式召开。
接下来的几天里，会议按计划推进，王会悟则每天在楼下房间里，以打毛线、看书、刺绣为掩护，暗中警戒，时刻留意外界动静。
尽管前几次会议都平安无事，但她始终不敢有丝毫松懈。
没想到，7 月 30 日晚 8 点，当第六次会议在楼上书房召开时，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突然闯入。
彼时，全国各界联合会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支持南方革命政权，正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立案侦查，程子卿此次前来正是为了探查相关情况。
不久后，大批巡捕赶到李公馆搜查盘问，虽最终一无所获，但会议已无法继续进行，被迫彻底中止，原定计划被完全打乱。
紧急关头，代表们多次商议后一致认为：
上海已不宜继续开会，需尽快转移至一处既能当天往返、又熟悉安全的地点。
就在众人各执己见、难以达成共识时，王会悟提出了一个成熟的方案：“我老家桐乡附近的嘉兴南湖，风景秀丽却不如西湖那般引人注目。我们可以租一艘游船，扮作游湖的游客，在船上完成会议。南湖距上海仅百余里，乘火车两小时可达，当天便能往返；我曾在嘉兴女子师范求学，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万一遇到突发状况，也能通过老同学疏通协调。”
董必武第一个拍手称赞，其他代表经过短暂讨论，也一致同意了这个提议。
随后，王会悟率先带领部分代表赶赴嘉兴，提前订好旅馆、租下游船，并妥善安排好会议相关事宜；次日，其余代表乘坐早班火车抵达嘉兴汇合。
1921 年 8 月 1 日，王会悟与几位代表在南湖选定了一艘合适的游船，并完成了所有会务布置；8 月 2 日，代表们先乘摆渡船登上湖心岛稍作休整，随后在王会悟的引导下，确认将船停泊在烟雨楼东南方向约 200 米的隐蔽水域。
上午 11 点，代表们陆续进入船舱，中共一大南湖续会正式召开。
会议期间，王会悟始终坐在船头放哨，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湖面上来往的船只。为了让伪装更逼真，代表们在船上享用了午餐，而王会悟为了不放松警戒，并未一同就餐，始终坚守在船头观察动静，以便在突发情况时第一时间通报。
下午 5 点左右，湖面突然传来汽艇轰鸣声，王会悟立刻警觉起来，迅速走进船舱示意大家暂停会议。
代表们见状，赶紧收起会议文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将牌，装作兴致勃勃地搓麻娱乐。
幸运的是，这只是一场虚惊，汽艇很快便驶离了这片水域。
之后，代表们加快会议进程，于下午 6 点多顺利完成了全部议程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此刻，坐在船头的王会悟内心无比激动：她不仅见证了这一神圣庄严的历史时刻，更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为党的诞生保驾护航，连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
1921 年 12 月 10 日，在丈夫李达的支持下，王会悟创办了进步刊物《妇女声》。
该刊物旗帜鲜明地主张 “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呼吁打破一切压迫与掠夺，为女性争取平等的生存权与劳动权，得到了陈独秀、施存统、沈泽民、邵力子等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
《妇女声》的创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的思想觉醒，动员了大批女性投身革命洪流，为妇女解放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
1922 年中，王会悟再次挺身而出，为中共二大承担了警卫工作，继续用自己的方式为革命事业保驾护航。
1922 年 12 月 21 日，王会悟与李达前往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与杨开慧。毛泽东向杨开慧介绍道：“这位便是王会悟同志。当年一大召开时处境何等危险，若非她当机立断提议转移到嘉兴南湖，我们恐怕早已身陷囹圄，一大也难以顺利闭幕啊！”
这番话，既是对王会悟历史贡献的高度认可，也印证了她在中共一大顺利召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王会悟及其子女安排了公房，但她不愿给国家增添负担，坚持带着孩子住进自己的旧居，过着简朴平淡的生活；彼时在湖南工作的李达，只能偶尔回京与家人团聚。
1959 年，浙江嘉兴启动中共一大纪念馆筹建工作，核心难题便是还原当年召开会议的游船原貌。
经过大量走访调研，筹建办初步摸清了游船的式样与内部装饰，制作出一款双夹弄丝网船模型。
同年 3 月，筹建委员会副主任郭竹林与工作人员董熙楷带着模型赴京，计划请毛泽东、董必武两位领导人审查，却得知二人分别前往西南、西北考察，归期至少需要 20 天，两人不免深感失望。
就在此时，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提议：“可以去找当年参与一大保卫工作的王会悟同志，她作为亲历者，一定对游船情况记忆犹新。”
王会悟得知二人来意后，欣然接待了他们。她仔细端详模型后说道：“这艘船模的样式与当年开会的游船颇为相似，但体量偏大了些，还需再缩小；而且当年的船并非双夹弄丝网船，而是一艘体量更小的单夹弄丝网船。”
时隔近三十年，她对历史细节的清晰记忆
早年经历与教育背景：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父亲是晚清秀才，她自幼接受新思想启蒙。1913年就读于嘉兴女子师范学校，后进入湖州湖郡女塾学习英语，接触进步刊物并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百科
婚姻与政治身份：1920年，她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期间结识李达，并于同年结婚。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从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评价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晚年与逝世：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中共一大中的关键贡献
会议筹备与安保：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将会场安排和代表住宿交由王会悟办理。她选择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家作为会场，并安排代表入住附近的博文女校。百科
警觉应对与转移建议：7月30日会议期间，她发现可疑人员闯入，立即报告代表，会议随即休会；随后法国巡捕搜查会场。当代表们讨论另择会址时，王会悟提议转移到家乡嘉兴的南湖，租画舫继续开会，该建议得到董必武等代表支持。
南湖会议的周密安排：她先行抵达嘉兴，预订旅馆和画舫，并在会议期间坐在船头望风，以哼唱小调、敲舱门等方式警示代表，确保会议安全进行。最终，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圆满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其他革命活动与妇女运动工作
创办妇女刊物：1921年后，她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半月刊，担任主要负责人，撰写并发表多篇文章，传播妇女运动信息。
开办女子学校：1922年，她协助李达创办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担任工作部主任，该校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培养了丁玲等妇女干部，并成为秘密联络点。
推动地方妇女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1947年在桐乡县发起成立青镇妇女会，主持纪念国际妇女节等活动。
晚年贡献：1976年后，她为中共党史、妇女运动史及家乡地方志编写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红色光辉塑造的中央红军长征星火古城》
在贵州绵延的群山中，隐匿着一座历史长达2300年的悠久古城——老黄平（旧州），他曾经是贵州历史上两大古国之一的且兰古国的国都，并先后为历史上牂牁郡、乐源郡、黄平府、黄平安抚司治所。二战时期，中美盟军在旧州共同修建飞虎队空军基地老黄平机场，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为抗战后期中国制空权的夺回和掌控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300年历史的老黄平古城盟军飞虎队驻扎老黄平空军基地（旧州机场）
且兰，最早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历史巨著上。《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初，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年），遣将庄乔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琢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琢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牂牁地多雨獠，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邓 小平主编的机关报《红星报》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1934年的寒冬，这座看似寻常的古镇，却因与中国革命命运的偶然交汇，在长征的壮丽画卷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静默无声，却见证了几个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
一、8341和伟人毛泽东
最令旧州人津津乐道，也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与毛主席相关的“8341”故事了。
1934年12月26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黄平旧州。这一天，正是毛泽东同志41岁的生日。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老黄平（旧州）为毛泽东庆祝41周岁生日（央视《伟大的转折》剧照）
在烽火连天、前途未卜的艰险征途上，个人生辰无疑是被硝烟与疲惫遮蔽的。然而，历史的细节总不乏温情与巧合。
据说，正是在旧州的这一天，伟大领袖毛泽东度过了不惑之年41岁生日。多年以后，当毛主席的警卫部队番号“8341”公之于世时，人们不禁将这两个数字联系起来，赋予了它某种神秘的象征意义。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老黄平（旧州）为毛泽东庆祝41周岁生日（央视《伟大的转折》剧照）
41岁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服务党和国家革命建设事业41年，83岁逝世。“8341”这个独特的数字巧合，无疑为这座小城平添了一抹传奇色彩，也让人们记住了，在那样一个寒冷的长征冬日，一位伟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个人生命中极具标志性的41岁，而他的思想与意志，也正蓄势待发，准备迎接崭新的41年人民伟大领袖使命。
二、张王橘园动议
如果说毛主席的生日是一段富有人情味的佳话，那么发生在旧州的另一场谈话，则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的严肃政治博弈。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张闻天）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在老黄平城东的一片橘园里，进行了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橘园动议”。
时任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和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秦邦宪（博古）在贵州老黄平（旧州）
彼时，红军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导致湘江血战，部队损失过半，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严重怀疑和不满。
在这片金黄的橘林中，张闻天和王稼祥拖着病体，敞开心扉，深入交换了对当前军事指挥的看法。
2010年10月2日，中央党研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黄平张王橘林谈话遗址考察
他们一致认为，必须改变现有的领导方式，请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这次密谈，并非简单的私下聊天，而是为随后猴场会议、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特别是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
可以说，旧州橘园的这次深谈，如同在黑夜中擦亮的火柴，为红军照亮了漆黑前路，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再度崛起，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开端。
三、法文地图和《神灵之手》
在旧州的历史记忆中，还有一位特殊的外国人值得铭记，他就是瑞士籍传教士勃沙特（全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皮亚吉）。
1934年10月，作为红六军团在旧州的“俘虏”，勃沙特却做了一件对红军帮助极大的事情。
早于斯诺第一位参加红军长征的外国人——勃沙特
当时，红六军团在旧州天主教堂发现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对于不熟悉地形的红军来说，这张地图的价值不言而喻。
然而，如何解读上面的法文标注成了难题。萧克将军找到了略通中文的勃沙特，请他帮忙翻译。
勃沙特答应后，两人秉烛夜谈，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地图上的山脉、河流、城镇、关隘等法文名称逐一译成中文。
正是凭借这张翻译后的地图，红六军团得以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顺利穿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后来与中央红军的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勃沙特后来还将这段经历写成《神灵之手》一书，成为西方世界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之一。
一张地图，一段奇缘，勃沙特的故事，是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事业不期而遇的动人篇章。
四、语文教科书《旗手的责任》
旧州的红色记忆，同样闪耀在基础教育的课本中。为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收录的课文《旗手的责任》，便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红军长征时期由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挥的黄平战役。
2004年建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黄平战斗遗址》纪念碑
课文讲述了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位红军旗手如何牢记自己的职责，即使在战友倒下、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依然高擎着红旗，指引部队前进的方向。这个故事的原型，就发生在黄平战役期间。
旗手手中的旗帜，是信念的象征，是队伍的军魂。它教导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忠诚，什么是为理想而奋斗的牺牲精神。贵州唯一入编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的正式课文——《旗手的责任》
黄平战役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旗手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却通过这篇课文，跨越时空，深深烙印在亿万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回首往昔，旧州这座小城，它见证了伟人的人生驿站，孕育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接纳了国际友人的真诚帮助，更承载了普通战士的忠诚与担当。
这些看似独立却又紧密相连的历史片段，共同构成了旧州独特的红色气质。它不是车水马龙的大都市，却在革命最危难的时刻，以它的宁静与包容，为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一处思考、抉择与积蓄力量的空间。
旧州的故事，是长征这部英雄史诗中一段华彩的乐章，它告诉我们，历史的宏大变局，往往就孕育在这样一个个看似寻常却又充满星火的角落之中。每一位热爱党史和红军史长征史革命史的人们都应该安排一次前往旧州接受洗礼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