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巍巍丰碑，屹立在大地与人心之间
——重游延安革命纪念馆记
张兴源
陪着小孙子靳小毅，站在王家坪那道熟悉的坡洼上时，已是2024年8月上旬的一个晌午。延河的水声在沟底下潺潺着，声音不大，却像是这黄土高原亘古不息的心跳。河水瘦了，不像几十年前那阵儿，夏天一发山水，满川道里都是泥浪的怒吼声。但河还是那条河，从上游的芦子关下来，绕过万花山，穿过整个延安城，把几千年积攒下的泥沙和故事，都带进了黄河。小毅刚上小学一年级，小脸蛋晒得红扑扑的，脑门上挂着汗珠，手里紧紧攥着学校发的那张“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强国少年”的社会实践任务单。他抬头看我，问：“爷爷，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特别大的纪念馆？”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我只是看着那一片在阳光下泛着青灰色光芒的巨大建筑，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这座纪念馆，我是熟悉的；但今天看来，却又那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打从八十年代初在延安大学读中文专科那会儿，我就来过。那时候的纪念馆还在老地方，展陈也朴素，但那股子气韵，是锁不住的。后来写长篇传记《沈占江》一书，为了查证他青年时代在这儿学习准备当讲解员的细节，我又泡进来好几回，对着那些文物、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沈占江先生后来因为普通话不过关，没能站在这里给天南海北的客人讲解延安的故事，到底在各乡镇、粮食系统、县政府、县人大转了一圈。可他那段青春岁月，毕竟是在这红色的熔炉里淬过火的。再后来，零零星星随着中央和省、市领导也来过许多回，那都是工作，是任务，走马观花，心里头装着别的事，看不真，也吃不透。
这一晃，我退休都五六年了。小毅都上小学了。要不是他这张任务单，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次踏进这座纪念地哩。
我们从广场南端的彩虹桥下起步。这座桥像一道巨大的弓，斜跨在延河上空，把人的视线和脚步，都引向北边那座巍峨的殿堂。广场阔大得很，据说有三万八千多平方米，地面上铺着巨大的石板，那些石板的接缝不是横平竖直的，而是画着同心圆，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像水的波纹，又像是树的年轮，从我们的脚下，向着广场正中央那尊伟岸的铜像汇聚过去。小毅撒开腿沿着那弧线跑，小身影在空旷的广场上显得格外小，格外轻。我跟在后头，脚步沉沉。那铜像是毛主席，穿着中山装，双手叉在腰间，目光向着远方。那目光里有风雷，有山河，有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与辉煌。阳光打在他身上，那铜像是暖的，是亮的，是活的。小毅跑到铜像脚下的基座前，停下来，仰着脑袋看，然后又回头看走到近前的我，认真地说：“毛爷爷好高啊！”
我点点头，摸着小孙子的头，心里说：孩子，这不只是一尊铜像，这是我们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在这片贫瘠而伟大的土地上，站立起来的姿态啊！1947年，胡宗南的二十多万大军压境，毛主席就是带着不到两万人的部队，在陕北的沟沟峁峁里和敌人转着圈子，愣是把敌人拖垮了，把胜利的曙光拖来了。那时候，他哪里有这样高大的铜像？他和咱们陕北的受苦人一样，住在黑咕隆咚的窑洞里，吃着钱钱饭，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灰布衣裳。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心里装着的，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翻身解放的大事业啊！
基座上镌刻着江泽民同志手书的“毛泽东同志”五个大字。我让小毅站在铜像前，给他照了张相。镜头里，他的身后是高大的主席，他的脚下是宽阔的广场，再远处，是那座背靠赵家峁、雄健如山的纪念馆主建筑。纪念馆是“Π”字形的，向东西两翼舒展开来，中间的门廊高高耸起，像是张开的双臂，要把所有的来人都拥进历史的怀抱。主入口两侧，立着十八尊花岗岩雕塑，工、农、兵、学、商，还有国际友人，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象征着那个时代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深厚的人民力量。拾级而上的台阶分成三台，不高不低，正好让人在登攀中酝酿情绪。这三台，隐喻的是党在延安经历的三个伟大时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每上一级台阶，就像翻过一页历史，心头的分量，就重了一分。
进得序厅，迎面而来的，是一组巨大的青铜群雕。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际友人一起，正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他们身后，是巍巍的宝塔山，是奔腾的延河水，是镌刻在浮雕墙上的“1935—1948”几个大字。那正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由挫折走向胜利、由苦难走向辉煌的十三年。我站在群雕前，久久挪不动步子。这些伟人的形象，我是在书本里读熟的，是在电影里看惯的，可当他们以这样宏大的体量和气势，以这样扑面而来的动态感呈现在眼前时，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不是冰冷的铜，那是热血，是信仰，是一个时代最炽热的呼吸。小毅也安静了，他紧紧挨着我的腿，小手攥着我的手指头，黑亮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些雕像，像是在努力辨认着什么。他忽然又小声问我：“啊？哪个是毛爷爷？”我指给他看，他又问：“他们要去哪儿？”我说：“他们要去给老百姓打天下，去打日本鬼子，去打反动派，要让全中国的小娃娃，都能像你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那目光里，已经有了不一样的郑重。
从序厅进入主展区，就像是走进了一条时光的隧道。这陈展，比我当年写《沈占江》那会儿，又大不一样了。声、光、电，各种高科技的手段都用上了，那些静止的历史，一下子活了起来。但真正打动人的，永远不是技术，而是技术背后的铁血真实。
我们在一组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石刻前停下了。那是四个方方正正的颜体大字，刻在粗糙的砂石上，因为岁月的侵蚀，石面已经有些斑驳，但字迹依然遒劲有力。这是延安时期的原物，是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在整风运动中刻下的。它没有金子的光泽，没有玉石的温润，可它比金子更珍贵，比玉石更坚贞。这四个字，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当年，毛主席就是反复强调这“实事求是”，才把那种只会背诵马列词句、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从党的领导地位上赶了下去，才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我弯下腰，让小毅看那几个字。我说：“小毅，你记住，这叫什么？这叫‘实事求是’。你以后念书、做人、做事，都要记着这四个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糊弄别人，更不能糊弄自己。”孩子还小，未必全懂，但他看着我一本正经的样子，还是使劲点了点头。
再往里走，是一张小小的炕桌。那张桌子，长不过半米，宽不过四十公分，矮矮的，四条腿敦实，桌面上的漆皮已经磨得斑驳了，露着木头的纹理。可就是这么一张不起眼的小炕桌，却让我隔着玻璃展柜，看了许久许久。讲解员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响起：“1936年2月，毛主席率领红军东征，驻扎在清涧县的袁家沟。那几天，陕北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主席踏雪来到黄河边的高家坬上，放眼望去，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脚下的黄河，也失去了往日的咆哮，被冰雪封冻成一条银色的长龙。回到窑洞里，主席就伏在这张小炕桌上，一气呵成了那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我的脑子里，顿时涌出了那气吞山河的词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那样的艰苦岁月里，住着那样简陋的窑洞，点着那样昏暗的油灯，可毛主席的胸中，却装着那样壮丽的河山，那样豪迈的自信。那是怎样的胸怀，怎样的气魄！古往今来，“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真正能改天换地、真正能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不是那些封建帝王，而是正在这片贫瘠土地上奋斗着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
小毅趴在玻璃柜上，鼻尖都快贴上玻璃了，使劲往里瞅。他可能还理解不了那首词的伟大，但他一定能感觉到，这张小小的桌子，和它背后那个伟人的身影，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奇力量。
再往前走，看到了那匹小青马。那是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的坐骑，一匹个头不大、毛色发白、温顺而耐力十足的川马。它就那样静静地站在特制的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像一尊雕塑。可我看着它，却仿佛看到了七十多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身后是胡宗南十几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最近的时候，可听到国军的轻咳。可毛主席就是骑着这匹小青马，从容不迫地在陕北的沟壑里与敌人周旋。据说，有一次过河，小青马不小心被挤到了河里，它挣扎着，却没有顺流而下，而是拼命掉转头，朝着陕北的岸边游了回来。它也通人性，它也舍不得这片红色的土地啊！我告诉小毅这个故事，孩子听得入了迷，他问：“爷爷，马儿也怕坏人吗？”我说：“马儿不怕，它知道，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最后一定能走到胜利。”
展室里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大生产运动时三五九旅战士用过的锄头和纺车，那锄把子被手掌磨得油光水滑，不知开了多少荒地，纺出了多少线线；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用过的手术器械，那些钳子、镊子、剪刀，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挽救了多少八路军将士的生命；还有那一张张发黄的《解放日报》，那上面的一篇篇社论，就是射向敌人的一发发炮弹，是照亮黑夜的一座座灯塔。
我们走到复原的党的七大会场场景前。那些长条凳子，一排一排，静静地摆在那里。1945年，就在这延安的杨家岭，就在这样的长条凳上，坐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七百多位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党一百二十一万党员，聆听着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那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思想基础。我拉着小毅，也在旁边的长条凳上坐了一会儿。闭上眼睛，仿佛能听到那雷鸣般的掌声，能看到那些穿着粗布军装、脸上却洋溢着理想光芒的代表们，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一路走下来，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小毅跑前跑后，小腿也乏了，脑门上的汗擦了又冒出来。我们从纪念馆的侧门出来，又到了东边的展区，那里有“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大型浮雕，有再现当年新市场繁华景象的场景。从纪念馆里出来，阳光白晃晃的，刺得人眼睛眯缝了好一会儿才能适应。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有穿着红军服拍照的年轻人，有拉着横幅搞主题党日活动的单位团队，有推着轮椅带着老人来的孝子贤孙，还有像我和小毅这样，一老一少，大手牵着小手的瞻仰者。
我们在一棵松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歇脚。我看着眼前这座宏伟的建筑，心里头感慨万千。从1950年建馆到现在，七十多年了，它从南关交际处迁到杨家岭，又迁到凤凰山，最后在这王家坪扎下了根。它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成长和壮大，也见证了延安这座山城的沧桑巨变。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全国各地，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寻找初心，汲取力量。我的思绪又飘回到写《沈占江》的时候。那个从志丹县大山里走出来的老人，假使他再次看到他年轻时学习和向往过的这座纪念馆，变得如此宏大，如此先进，每天迎接着成千上万的后来人，他会说些什么呢？他大概会操着那一口终究没过关的志丹普通话，憨憨地笑着说：“好！好！这世事，变得太好了！”
小毅歇够了，又来了精神。他仰起小脸问我：“爷爷，我的社会实践作业，要写一篇作文——写话。我该写什么呀？”我指着广场上那座高大的铜像，指着纪念馆里那来来往往的人群，指着远处静静流淌的延河和巍然屹立的宝塔，对他说：“你就写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心里头想到了什么。你就写，有一个爷爷，领着他的小孙子，在这纪念馆里，走了一回。你就写，那个小孙子，在这一天，记住了‘实事求是’，记住了那张写诗的炕桌，记住了那匹忠诚的小青马，记住了，他的爷爷，眼睛湿了好几回。”
小毅眨着眼睛，似懂非懂。他从兜里掏出那个小小的笔记本，用铅笔头认真地写下日期：2024年8月X日……
回身再看那场馆，那像山一样雄浑的建筑，在午后的阳光下，愈发显得庄重、深沉和坚固。它是一座丰碑，一座用砖石、钢铁和混凝土浇筑的丰碑，更是一座用信仰、热血和生命铸就在大地与人心之间的丰碑。山在高处，碑在人心。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来讲，还有人带着孩子来走这一遭，这座碑，就永远不会倒。延安的精神，就永远在这片黄土地上，生生不息。
2024年9月9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