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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水浩浩荡荡，穿行于湘西的千山万壑之间，不仅滋养了两岸的土地，更孕育出两位以不同方式照亮中国现代文化的巨星。一位是文学天才沈从文，用诗意笔触构建了独特的湘西世界；一位是辞书大家舒新城，以三十载春秋铸就了《辞海》这一文化丰碑。他们如同沅水的两条支流，各自蜿蜒，最终汇入中华文化的浩瀚江海。
一、同饮一江水
舒新城（1893-1960）和沈从文（1902-1988）的故乡，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舒新城出生在溆浦刘家渡，沈从文来自凤凰古城，两地同属沅水流域，山水相连，人文相通。
说来有趣，沈从文曾在《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专门提到溆浦，对那里的文化氛围印象深刻：“溆浦地方在湘西文化水准特别高，读书人特别多......史学家向达，经济学家武堉干，出版家舒新城，同是溆浦人”。一个凤凰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推介邻县的才俊，这种惺惺相惜，可见一斑。或许在沈从文的心目中，溆浦的舒新城，正是湘西文化“水准特别高”的一个生动注脚。
二、水边的童年：船与河的启蒙
一个人的童年，往往决定他一生的精神底色。对于舒新城和沈从文来说，这条底色，正是由家乡的河水浸染而成。
舒新城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他在《故乡》中深情回忆：“每逢秋季鱼汛的时候，便会‘喜而不寐’地同父亲叔父们在水中过夜。同时对于水上的船，更是感觉无穷的趣味”。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个可以“四海为家”的浮动世界。同学家的大船驶往沅江，带回来的不仅是货物，更有“航行沅江的种种故事”，听得他“竟至不愿归家而要随他去走遍天涯”。父亲曾许诺：“你发愤读书，入泮的报子进屋那一天，我一定给你造一只船。”这份承诺，成了他童年的精神动力。
沈从文对水的感情，同样刻骨铭心。他后来一再宣称：“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沅水的滩险潭深、两岸的吊脚楼、河街上的水手、码头边的妓女，这些水上生活的点点滴滴，日后都成了他文学世界里最动人的风景。
一条沅水，在舒新城心中种下了对远方、对知识的向往；在沈从文心里，则埋下了对人性、对命运的深沉感悟。水，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两位湘西之子。
三、殊途同归：1934年的故乡书简
历史的巧合往往令人惊叹。1934年初，两位游子几乎同时踏上了回乡之路，又几乎同时用书信的形式，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故乡的不朽篇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沈从文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匆忙从北平启程。在回乡的漫漫水路中，他坐在小船里，对着沿途的山水、村落、人物，将所见所感倾注笔端，写给新婚的妻子张兆和。这些信后来整理出版，便是脍炙人口的《湘行书简》。那里面，有沅水的秀美，有船夫的艰辛，有湘西在时代巨变下的萧索与坚韧。
早在此前三年（1931年），舒新城也因父亲病重，从上海赶回溆浦。他同样在途中写下书信，寄给爱人揖君，后来结集为《故乡》一书。教育家朱自清读后，曾有一番精辟的评论，大意是说：真正能写好故乡的，既不是一直困守本地的原住民，也不是走马观花的旅行者，而必须是像舒新城这样，“有长期生活在底层的经历，同时也有生活在上层的高度”。这话，拿来评价沈从文的《湘行书简》，也同样贴切。
两本书，同写于探亲途中，同是写给至亲的私语，又同于日后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这个巧合里，藏着某种必然：他们都真正“走出”了故乡，具备了“外来者”的审视眼光；又都从未“离开”过故乡，始终保持着“原住民”的深沉情感。唯其如此，才能“进得去出得来”，写出故乡的真魂。
四、两种笔墨，一样乡愁
同写故乡，两人的笔触却大异其趣。
舒新城的《故乡》，写的是“老中国儿女的生活习惯和传统观念”，是“内地乡村社会的日常琐事，朴实、平凡”。他记录的是父亲病榻前的点滴、乡邻往来的世故、农家生活的柴米油盐。这种写法，平实、克制、近于白描，没有半点渲染和夸张。他像一个耐心的医生，在为乡土社会把脉问诊。
沈从文则完全不同。他的《湘行书简》里，有“一派美丽的自然景色和萧索残败的村落”，有“神奇、绚烂和诗意”。他写水手的粗野情歌，写吊脚楼女子的痴情守望，写沅水上日升月落的诗意变幻。他像一个抒情诗人，在用文字为故乡唱一曲深情的挽歌。
一个以“真实义料”自许，一个以“美丽忧愁”动人。这是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却源自同一份对故乡的深情。一个关注的是“社会”，一个凝视的是“人性”；一个用功在“辞书”的精确，一个用力在“文学”的想象。或许，这正是两人日后走向不同人生道路的伏笔。
五、从湘西到世界：两种文化使命
离开沅水后的舒新城和沈从文，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平，各自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文化生涯。
舒新城自1928年受聘主编《辞海》，此后三十余年，他的名字便与这部巨著紧紧相连。1936年《辞海》上下册相继出版，其中有一段著名公案：当时日军侵华步步紧逼，中华书局总经理担心引发事端，主张删除书中敏感的社会科学条目。舒新城断然拒绝，直言：“即使中国亡了，关于历史上的名词，也应存在，社会科学条目决不能取消。”这种文化气节，可谓铮铮铁骨。抗战时期，日军甚至派人胁迫他回湘出任伪职，他同样严词拒绝。从溆水边那个爱看船的孩子，到守护中国文化根基的一代宗师，舒新城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守土有责”。
沈从文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从1924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他陆续写出了《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一系列杰作，用文字为湘西立传，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抒情乡土小说传统。他的笔，始终向着那片生养他的土地，向着那些“水手”、“妓女”、“士兵”、“农夫”，给予他们最深沉的悲悯与最温暖的注视。他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从凤凰古城那个顽皮的“岳焕”，到走向世界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用一生证明：地方的就是世界的。
六、尾声：沅水依旧
1960年11月28日，舒新城病逝于上海，未能亲眼看到他全力推动修订的新版《辞海》问世。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病逝于北京，留下了一座文学的丰碑和无尽的怀念。
而今，沅水依旧东流。溆浦的江面上，或许还有舒新城儿时见过的那种小船在捕鱼、载客；凤凰的沱江边，依然游人如织，寻觅着《边城》里的诗意。两位从沅水走出的文化巨匠，一个以《辞海》筑起了汉语的万里长城，一个以《边城》点亮了现代文学的璀璨星空。他们如同一轮一映在沅水中的日月，光芒各异，却共同辉映着这片土地的荣光。
他们是沅水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