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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蓝色的毛衣
刘技巧
二月十九日的上午，手机在震动，我随手点开，是教师群里的一条吊唁函。发信人是高红老师的女儿。我愣在那里，窗外明明是寻常的冬日，阳光也还照着，可那几个字却像一块石头，猛地砸进了心里——高红老师于丙午马年正月初一不幸离世，享年七十六岁。
室内很静，我却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一些往事，像被风吹开的书页，哗啦啦地翻涌而来。
一九八四年，我调到徐圩盐场中心小学，第一次见到高红老师。她生得雍容，身材微丰，皮肤白洁，说话时眉眼都带着笑。报到那天，我怯生生地站在办公室门口，是她先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刘老师来啦，咱们这儿热闹。”高老师大我十岁，像个贴心的姐姐，很快就把我拉进她的圈子里。她爱说爱笑，会唱会跳，每到一处都是大伙儿喜爱的活宝。可我知道，那热闹底下，藏着一颗极细腻的心。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我生完孩子返校的那段日子。
产假结束，班主任的担子又落回我肩上。我没有婆婆，母亲也早逝，孩子没人看管，每天上班只能把儿子锁在家里。偏偏那时还参加海州师范的函授，每周日都要赶早班车去上课。日子过得像拉满的弓，绷得我透不过气。我跟校领导说明难处，他们也点头，可班主任的工作还是没拿掉——也是领导认可我的能力吧。可认可归认可，我实在撑不住呀。
那天下午，我无可奈何，站在办公室窗前，面朝窗外，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怎么也止不住。
高老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她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背，然后转身就出了门。后来我才知道，她径直去了教导处，声音大得半个走廊都能听见：“你们看看！小刘多难，孩子没人带，刚生完孩子身体虚，还要去函授，她再能干也不能这么安排呀！”
这话说得直，说得冲，可句句都砸在我心上。第二天，我的班主任就被拿掉了。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更近了。
记得孩子才二十九天，我就得去海州师范参加函授。十二门课，门门严格，一门不及格就拿不到毕业证，我一节课也不敢落下。每周日凌晨六点坐住站车去新浦，晚上五点坐住站车再回来。中午别人去饭店吃饭，我就找个卫生间，用吸奶器把奶吸水出来，不然一天下来，涨得受不了。那时高老师和我一起函授，每次看我红着眼从卫生间出来，她从不说什么，只是把打好的饭菜推到我面前，说：“快吃，凉了不好。”
在我的人生中，很多亲人、朋友、同事都认为我坚强好胜，没有苦恼和眼泪，其实我只是不想给领导和身边人添麻烦，很多事只是默默的忍受，只有高老师，她看懂我，理解我，心疼我。可她不问，不说，只用一碗热饭，温暖着我。
还有那件浅蓝色的毛衣。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她走到我教室，手里拎着一个布包。我正备课，抬头看她，她笑着走到我讲台前，把布包打开，拿出一件毛衣，说：“给你织的，试试。”我愣住了——那是一件浅蓝色的粗线外套毛衣，领口开了个小叉，叉口两边还织了两根两寸宽的飘带。我穿上，刚刚好，她又把飘带打成蝴蝶结，我一下子亮堂高雅起来。我要给她钱，她坚决不要，并说：“我就喜欢看你穿得漂漂亮亮的。”
从毛衣款式设计，还有那一针一线的编织，要花高老师多少个夜晚的工夫，凝聚她多少心神，那是用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一份温暖，一个非亲非故的姐姐不求回报，对我如此关爱，这份情，怎能忘掉？怎能不铭刻一生？！这样温暖的姐姐我怎能不敬爱她一生？！
后来我调到了中学，又转行去了政府，高老师也调到了场工会。可我们的联系从没断过。一起旅游时，我们手搀着手，住一个房间；电闪雷鸣时，天生怕雷的我吓的一惊一乍，她拥着我的背，口里念着不怕不怕；朋友遇到困难时，我俩一起为朋友的事奔波，去找上级领导；我俩一起去高老师的老家陈家港玩，她指着老房子说：“我小时候就在这儿长大的。”我们还一起读了四年函授，一起在求学的路上奔波，一起讨论公开课的方案，相互提建议。
那些年，她一直像一位贴心的姐姐，像一位慈善的长者，像一位在我最难的时候，伸手拉了我一把的亲人。
如今她走了。走得突然，让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窗外的阳光还是那样照着。我打开衣柜，那件浅蓝色的毛衣还在，几十年了，我搬了几次家，丢了许多东西，可它一直挂在最显眼的地方。领口的小叉还是当年的模样，两根细细的飘带垂着，像是等着谁来系。我把脸埋进去，粗线的纹理扎在脸上，有阳光的味道，也有岁月的痕迹。恍惚间，仿佛又看见她站在教室门口，笑着打开布包，说：“试试，我就喜欢你穿得漂漂亮亮的。”
那个爱说爱笑、会唱会跳的高老师，那个给我织毛衣、给我打饭、为我出头的高老师，那个和我手搀着手一起旅游的好姐姐，她不在了。可这件毛衣还在，她的温度还在，她给我的温暖还在。
愿高老师，我尊爱的姐姐，一路走好，天堂无痛。
我会一直记得，那年初春，她打开布包，拿出那件浅蓝色毛衣的样子。她笑着说：“试试，我就喜欢你穿得漂漂亮亮的。”
那一瞬间的阳光，那一抹浅蓝，够我念记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