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味

            张项红

     今年除夕，弟弟陪母亲在海南五指山。视频接通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坐在阳台上，背后是远远的青绿色山影。

      “妈，吃年夜饭了吗？”

      “吃了吃了。”母亲凑近屏幕，脸在镜头里变得很大，“你们吃啥呢？多吃点。”

       我们虽已古稀之年，但在母亲眼里还是孩子，需要她多叮嘱。

       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姊妹们都跟晚辈去外地旅游了，现在旅游过年开始时髦。

       以往过年，我们姊妹四个，没有一个不是拖家带口往父母家奔的。大姐十四岁就当兵走了，在外地几十年，每年腊月二十九准到。先是一桌，后来孙子辈结婚添了人，慢慢就摆成了两桌。站着吃，坐着吃，怎么吃都香。

      我父母都是东北人。当年参军一路南下，打到海南岛，后来因工作需要留在了淮安。此地无亲无故，早年间过年，就我们一家六口。看着人家七大姑八大姨串门走亲戚，眼红得很。这时候父亲就拿出老家来信，念给我们听。母亲在旁边抹眼泪。

        后来我们都成家了，但过年必回父母家。不用谁说，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知道，远离家乡的父母这时候最想家。等我们都有了孩子，一大家子二十几口挤在父母身边，其乐融融。

       女婿们陪父亲打牌，父亲手气好时哈哈大笑，手气差时女婿们让着他。我们在厨房里忙，母亲的手最巧，能炸出金黄的麻花，能做那种东北的粘豆包，锅里冒出的热气、满屋子都是香味，和笑声混在一起。

        开席了。父亲坐上座，拿起酒杯，用满口东北口音低声说：“当年辽沈战役，我们一个班，打完了就剩我一个。这第一杯酒，敬我的那些战友。”

       他把酒洒在地上。

       那一刻，满屋子安静。

      然后他又把酒杯满上：“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这句话每年都说，他说了几十年。他笑着举起杯：“来，开席！”大家也都跟着笑起来，一时间笑声满屋。

       父亲九十岁走了，母亲健在。我们仍然围着她，听她讲老家的故事。那些故事讲了几十年，我们都能背下来了，可还是听。听她小时候的事，听她和父亲怎么认识的，听东北的大雪、冻梨，听那一望无际的黑土地。那时交通不便，坐火车几天几夜，到了还得找军分区派车。那么多年，父亲只回去过两次，最后一次是奶奶去世。而我直到九十年代才回到老家，见到那些书信里叫了多年的亲人。

       今年不一样了。母亲去了海南。弟弟说那边有亚洲最大的热带雨林，负离子高，对气管好。母亲的慢性气管炎，去海南兴许能养回来。晚辈们要学时髦的过年方式，带着孩子去旅游，住亲子酒店，说是里面有儿童乐园，有游泳池，孩子玩的东西多。

       我站在厨房里，锅里腾腾的冒着气，电视里唱着歌，

       没有了父亲的开场白，没有了女婿们故意输牌的哄笑，没有了孙子孙女跑来跑去撞到人的尖叫声，没有了母亲手背抹汗的样子。

        年味还能回来吗？

        也许年味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跟着人走，人聚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母亲在五指山，父亲在天上，儿孙们在亲子酒店的游泳池里。年味被分成了好几份，散在好几个地方。

       视频里，九十五岁的母亲笑着对我说：“这边暖和，我咳嗽好多了。等我好了，明年咱们好好过个年。”

       我说好。

       挂了视频，我站在那儿没动。窗外没了以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偶尔一两声“窜天猴”咻地飞过窗外，又没了声息。

      老伴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电视里开始倒计时，满屏的欢呼声涌出来，新的一年来了。

       我端起桌上的酒杯，想说什么，又放下。最终只是把酒，庄重地洒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