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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临风（小说）
文/汤文来（福建）
县文物局的院子里，真的有一棵树。
是棵白玉兰，长在东南角，正对着秦副局长办公室的窗户。据说是民国时一个县长种的，树龄少说也七八十年了。树干粗得两人合抱，树皮皴裂如老人的手背，可每年春天开花时，却白得惊心动魄，像一树停满了振翅欲飞的白鸽。
秦副局长爱这棵树。他办公室的窗常年开着，春闻花香，夏听蝉鸣，秋扫落叶，冬看枯枝。局里人都知道，秦副局长的命是这棵树救的——五年前局里老楼改造，施工队嫌树碍事，要砍。秦副局长当时还是办公室主任，抱着树不让砍，说这是文物，砍了就是破坏历史风貌。施工队长啐了口唾沫：“一棵破树，算哪门子文物？”争执推搡间，一根掉落的钢管砸下来，秦副局长护着树，硬是用肩膀扛了一下，锁骨骨折，躺了三个月。树到底保住了。出院后，他成了秦副局长。
树保住了，局里的日子却没因此好起来。文物局是个清水衙门，经费紧得像老处女的腰带。秦副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最东头，夏天西晒，热得像蒸笼；冬天暖气到这儿已是强弩之末，窗缝还漏风。有人劝他换个房间，他摆摆手：“这儿好，能看见树。”
真正让他烦心的不是冷热，是那棵树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今年春天开花比往年晚了半个月，花朵稀稀拉拉，像是害了羞的新娘子。接着夏天没过完，叶子就开始发黄，边缘卷曲焦枯。秦副局长找了园林处的人来看，说是树老了，根可能也出了问题，土壤板结，营养不良。开了点药，浇了水，却不见好转。
入秋后，问题更明显了。半边树冠的叶子掉得精光，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绝望的手。剩下的半边虽然还有叶子，却黄得不正常，是一种病恹恹的蜡黄。远远看去，整棵树像是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死，一半是垂死。
秦副局长坐在窗后，看着这棵树，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茶杯里的水凉了又换，换了又凉。秘书小吴进来送文件，瞥了一眼窗外，小声说：“局长，这树……要不还是让园林处的人来看看？”
“来看过了，没用。”秦副局长没抬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敲的节奏竟和窗外风吹枯枝的晃动有几分相似。
小吴放下文件，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忍住：“我听说……隔壁文化馆的老徐说，树和人一样，有时候是心里有病。”
“树有什么心病？”
“老徐说，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话，树老了成精，能感应地气。”小吴压低声音，“他说咱局里这地儿，民国时候是县衙的牢房旧址，地下……不干净。”
秦副局长终于抬起头，看了小吴一眼。眼神很淡，淡得像白开水：“你是党员吗？”
小吴脸一红，赶紧退了出去。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秦副局长一个人。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秋风吹过，几片枯叶打着旋落下，有一片飘进窗里，落在他肩上。他拈起来，叶子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叶脉却清晰得像一张地图的纹路。
那天下午，秦副局长没在办公室。他去了档案室，翻出了局里保存的老县城地图。泛黄的图纸上，墨线勾勒出百年前的街巷。他戴着老花镜，手指在地图上一点点移动，嘴里念念有词。最后，他的指尖停在一处——正是现在文物局大院的位置。旁边一行小楷批注：丙辰年改建牢狱，移古树三株。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丙辰年，是1916年。算起来，那三棵“古树”若活到现在，该有上百年了。可院子里，只有这一棵玉兰。
另外两棵呢？
他接着往下翻，在一本民国三十七年的市政维修记录里，找到一条简短的记载：“因扩建牢房，伐碍事古槐二株。”时间正好是1948年春天。伐树的理由很充分，记录也很平常，可秦副局长却注意到一个细节：记录人是当时的教育科长，姓胡。而这个胡科长，在建国后的档案里再没出现过，像一滴水蒸发在了历史里。
秦副局长合上档案，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窗外，那棵半边枯死的玉兰树在暮色里静默着，轮廓渐渐模糊，最后融进深青色的天光里。
第二天，秦副局长叫来了办公室主任老马。“今年局里办公环境改善的经费，还剩多少？”
老马翻了翻本子：“不多，刨去必须的，还能机动个两三万。”
“全拿出来，”秦副局长说，“找最好的园林公司，给那棵树——做个全面诊疗。该换土换土，该施肥施肥，该治虫治虫。”
老马一愣：“局长，这……是不是太……”
“照我说的办。”秦副局长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树在，局里的精气神就在。树要是死了……”他没说下去，挥挥手让老马去办。
园林公司的人来了，带着各种仪器，围着树挖了探坑，取了土样，测了根系。结论很快出来：树的主要根系果然出了问题，一部分已经腐烂，原因可能是地下水位变化，也可能是土壤里有有害物质。他们建议做个“大手术”——把坏死的根切除，换上新土，加营养剂，还要搭支架固定。
动工那天，局里不少人都围过来看。挖掘机小心翼翼地在树周围挖开一个环形深坑，露出盘根错节的根系。工人们跳下去，用特制的小铲一点一点清理腐根。泥土被翻出来，堆在一边，散发出陈年的气息。
秦副局长也站在人群里，背着手，一动不动地看着。当坑挖到一米多深时，一个工人突然叫了一声：“有东西！”
所有人都凑过去。坑底，在交错的老根之间，赫然露出一角白色的东西。工人小心地扒开泥土，那东西渐渐显露全貌——是几块白骨。人的白骨。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有人倒吸凉气，有人往后退。秦副局长却往前走了两步，蹲在坑边，仔细看着。骨头不止一处，散落在根系之间，像是被树根紧紧缠绕、包裹着。最显眼的是一具相对完整的颅骨，空洞的眼窝正对着天空。
“报、报警吧……”老马的声音发颤。
秦副局长摆摆手。他盯着那些白骨看了很久，然后慢慢站起来，对园林公司的负责人说：“继续施工。小心点，别碰坏了骨头。”
“可是这……”
“继续。”秦副局长的声音很平静，“把坏根清理干净，好根保护好。这些骨头……先放在一边，妥善保管。”
施工继续进行，但气氛明显不同了。工人们的动作更加轻缓，仿佛怕惊扰了什么。白骨被一块块取出，放在铺了白布的担架上。秦副局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直到所有骨头都取出来，整整齐齐摆好。他数了数，至少是三个人的遗骨。
那天晚上，秦副局长办公室的灯亮到很晚。他坐在窗前，窗外是已经回填了一半的树坑，和那棵被支架固定着的玉兰树。桌上摊着从档案室借来的几本旧县志。他翻到1948年那部分，逐字逐句地读。
那一年，这个县城发生过很多事。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城里的守军风声鹤唳，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县志里只有干巴巴的记载：“是年四月，狱中病毙三人，草葬于郊。”没有姓名，没有身份，只有这三个冰冷的字：“病毙者”。
秦副局长放下县志，望向窗外。夜色中，玉兰树的轮廓依稀可见，支架的钢管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他突然想起园林公司的人白天说的一个细节：那些白骨所在的位置，正是树根腐烂最严重的地方。不是树根腐蚀了骨头，而是骨头——或者说，骨头里最后的那点东西——侵蚀了树根。
“树和人一样，”小吴的话在耳边回响，“有时候是心里有病。”
秦副局长站起来，走到窗前。夜风吹过，树梢微微晃动，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想起这棵树春天开花的样子，一树洁白，仿佛把所有黑暗都消化了，然后开出最纯粹的花。
第二天，秦副局长亲自去了民政局，又联系了地方志办公室。他要把这些无名遗骨妥善安葬，还要在县志里补上一笔——不一定能找回他们的名字，但至少，要记下他们存在过。
办这些事需要时间，需要手续，也需要面对一些不解和阻力。但秦副局长很坚持。他每天还是坐在那扇窗前，看着那棵树。树的恢复很慢，但毕竟在恢复。新的枝条抽出来，嫩绿的，带着倔强的生机。
冬天来了，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秦副局长收到民政局的批复：同意在县烈士陵园辟出一小块地方，安葬这些无名遗骨。虽然他们未必是烈士，但秦副局长想，在那样黑暗的年月里，能死在牢狱中的人，总该有个清净的归宿。
安葬那天是个晴天。秦副局长和局里几个老同志去了。墓穴挖得不深，三副小棺木并排放下。没有哀乐，没有致辞，只有铁锹铲土的声音。土盖到一半时，秦副局长弯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解开，把里面的东西撒在了棺木上——
是去年春天，他从那棵玉兰树下收集的、最完整最洁白的花瓣。已经干透了，轻飘飘的，落在褐色的泥土上，像一场迟到的雪。
开春的时候，那棵玉兰树竟然开花了。虽然花朵比往年少，虽然开得有些艰难，但终究是开了。洁白的花瓣在春风里微微颤动，阳光照在上面，透明得能看见细细的脉络。
秦副局长还是坐在那扇窗前。他泡了杯新茶，看着窗外的一树繁花。风吹过，几片花瓣飘进来，落在摊开的档案上。他拈起一片，对着光看了看，然后夹在了民国三十七年的那一页。
合上档案时，他轻声说了一句，像是说给树听，又像是说给别的什么：
“今年花开得晚，但总算是开了。”
②
五湖四海（短篇小说）
文/汤文来（福建）
腊月廿九那天，老陈站在院子里，看着天上飘下来的雪粒子，心里想：这雪下得可真够晚的。
他今年六十三，在县城东头的运输公司开了四十年货车。从解放牌开到东风，又从东风开到现在的重卡，车轮碾过的路连起来，怕是真的能绕中国好几圈。儿子在电话里说，爸，您都退休三年了，今年就在家过个安生年。老陈对着话筒嗯嗯啊啊，心里却盘算着另一件事。
除夕的早上，老陈把擦得锃亮的解放鞋套在脚上。老伴在厨房里剁饺子馅，当当当的响声从门缝里钻出来。“大过年的，又要去哪儿野？”
“出去转转。”老陈说。
“转？这冰天雪地的，转什么转？”老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从厨房探出头来，“饺子不包了？”
“包，回来包。”老陈已经拉开了门。
雪停了，地上积了薄薄一层。老陈没往大路走，拐进了运输公司后面的那条老巷子。巷子尽头是公司的老停车场，现在改成了驾校的训练场。空荡荡的水泥地上，停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老解放。
车是二十年前报废的，老陈开的最后一辆解放牌。公司说要处理掉，老陈去找了经理三次，最后自己掏了两千块钱，把车留了下来。那时候儿子正上高中，学费都紧巴，为这事儿，老伴半个月没跟他说话。
老陈从兜里掏出钥匙——其实这车早就打不着火了，钥匙只是个念想。他拉开车门，驾驶室里落了一层灰。座椅的海绵从破洞里钻出来，像地里冒出来的蘑菇。老陈坐进去，双手搭在方向盘上，那手感还在，磨得发亮的塑料盘，十点钟方向有个小缺口，是他有次急转弯时戒指磕的。
他闭上眼睛，能听见发动机的轰鸣，能看见眼前展开的路。不是现在的高速公路，是那种砂石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从河南拉煤到山西，从山东拉苹果到北京，从广东拉货到新疆。五湖四海，真的，他都去过。
“陈师傅？”
老陈睁开眼。一个小伙子站在车窗外，二十出头的样子，冻得通红的脸上带着笑。
“真是您啊陈师傅！我爷让我来找您，他说您每年除夕都在这儿。”
“你爷是？”
“王保国，开东风的那个，跟您跑过川藏线。”
老陈想起来了。小王，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小王，其实也不小了，比老陈小五岁。有年冬天，他们俩的车队在唐古拉山口堵了三天，汽油冻住了，是两个人挤在驾驶室里，用体温焐着油管，才熬过来的。
“你爷还好？”
“走了。”小伙子说，“去年夏天的事。临走前还说，欠您一顿酒，当年在格尔木，您把自己最后半斤粮票给了他。”
老陈沉默了。他从车上下来，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走，家里坐。”
小伙子摇摇头，从背包里掏出一个铁饭盒：“我爷交代的，说要是见着您，把这个给您。他腌的腊肉，说您最爱吃这个下酒。”
铁饭盒是那种老式的，铝制的，上面印着牡丹花，边角都磨白了。老陈接过来，沉甸甸的。
“我爷说，您教过他一句话：开车的，路在脚下，人在路上，心在四方。他说他记了一辈子。”
小伙子走了，雪又开始下。老陈捧着饭盒站在老解放旁边，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一回头，三四个人站在那儿。有男有女，都是生面孔，但又都眼熟。
“陈师傅，我是老刘的儿子，刘建军您记得吗？开黄河的，跟您一起跑过东北。”
“陈师傅好，我爹是赵大河，他说八七年发大水，是您开着车把他从水里拖出来的。”
“我是孙爱华的女儿，我爸常说，他开车的手艺是您一把手教出来的……”
人越来越多，七八个，十几个。每个人都带着东西，有用红布包着的，有用塑料袋装着的，有提在手里的，有抱在怀里的。腊肉、香肠、自家酿的酒、腌的咸菜、炸的果子。
“我爸去年走的，走前说，陈师傅爱喝一口，让您尝尝这个。”
“我妈说，当年我出生，是您连夜开车送去的医院，这是自家做的年糕，您一定得收下。”
“我爷交代了，说这辈子开车的朋友，就数您最实在。”
老陈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雪花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那些递过来的礼物上，落在这辆老解放锈迹斑斑的车顶上。
他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记得，记得这么多年。他只是个开车的，一个退休的老司机，开了一辈子车，跑了一辈子运输，没当过劳模，没得过奖章，就是平平安安地开，从二十岁开到六十岁。
可是这些人记得。那些在路上认识的，一起蹲在路边吃过饭的，一起在风雪夜里互相照应的，一起在荒郊野外修过车的，那些名字，那些面孔，那些日子，都回来了。
“进屋坐吧，”老陈终于说，“家里有茶，有瓜子……”
“不了陈师傅，”一个中年女人说，“我们就是来送个东西，替我爹妈看看您。您保重身体，新年好。”
“新年好，陈师傅。”
“新年好。”
他们一个个把东西放下，在老解放旁边的空地上摆了一地。然后一个个离开，消失在巷子里，就像他们来时一样安静。
最后只剩下老陈一个人，和一地的礼物，还有那辆老解放。
他蹲下来，慢慢收拾那些东西。每一样都包得仔细，有的还用红纸写了字：“祝陈师傅身体健康”“新年快乐”“福如东海”。
老伴找过来的时候，老陈还蹲在那儿。
“你这老头子，蹲这儿干啥？哟，这都什么呀？”
“都是……路上认识的。”老陈说。
老伴看了看地上的东西，又看了看那辆老解放，好像明白了什么。她没说话，蹲下来帮老陈一起收拾。
两个人抱着满怀的东西往家走。雪还在下，不大，细细的，密密的。
“这么多，吃到明年也吃不完。”老伴说。
“慢慢吃。”老陈说。
“都是些什么人啊，大过年的还往这儿跑。”
“开车的。”老陈说，“都是开车的。”
回到家，饺子已经包好了，整整齐齐摆在盖帘上。儿子发来视频，小孙子在屏幕里咿咿呀呀，要给爷爷拜年。
晚上，老陈打开那个铁饭盒。王保国腌的腊肉，切得薄薄的，透亮，肥瘦相间。他切了几片，摆在盘子里，又倒了一小杯酒。
电视里在放春晚，欢声笑语的。老伴在给孙子缝老虎帽，一针一线的。
老陈喝了一口酒，吃了一片腊肉。咸香，有嚼劲，是那个味儿，四十年前在路边小店吃过的那个味儿。
窗外，远远近近响起了鞭炮声。噼里啪啦的，这里一阵，那里一阵，最后连成一片，分不清是东家的还是西家的，就像这五湖四海来的情分，最后都落在了这个小县城，这个小院里，这个除夕夜里。
老陈又倒了一杯酒，举了举，对着窗外看不见的远方，轻声说：“保国，建军，大河……兄弟们，新年好。”
然后一饮而尽。
雪还在下，静静地覆盖着这个夜晚，覆盖着所有的路，所有的车，所有的相逢与离别，所有的五湖四海。
③
茶功课
文/汤文来（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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