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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岁可能真的是一个难关，当我离 66 岁生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病倒了。
那天晚上，我还在公园里面玩，看了很长时间的露天演出，还拍了视频准备发抖音呢？
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和外甥女以及家人一起有说有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起床上洗手间的时候，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头晕得厉害。
晚上起来觉得天旋地转，走路跌跌撞撞需要扶着墙走，我以前也发生过两次，可能那时候还年轻吧，不到 30 岁，上了厕所以后继续睡觉，第二天起来就好了，我也没有去看病，直到这次以前，几十年来都没有状况。
我一开始还以为可以跟以前一样，就没说什么，可是第二次起床的时候更加不行了，整个身子都要靠在墙上才能勉强站住，好不容易挨到床上以后，已经手不能动，话不能说了。
我妻子察觉出了什么，推推我又问我怎么回事，那时候的我，就连一两个字的回答都懒得答应，我除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什么都不能做了，直到妻子说赶快送医院，我才明白过来。
接下来就是通知女儿女婿给我送到县里医院去。一开始女婿要背我下去，那可是四楼啊！楼梯还很陡，我不敢被背下去。
我走下楼是全程被扶着一步步挪下去的。就像当年我们兄弟俩送我父亲去医院那个情况一样。
那个时候我被扶着还能走路，被搀扶着上车下车，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很明显的这样持续不了多久，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了一个活动床，就自己躺了上去。
这一躺，直到从温州医院转院出来，坐上轮椅出来坐车去鳌江，才第一次离开了床。
这期间我吃饭，大小便都在床上，更不要奢望洗澡了，正值酷暑盛夏，你说难受不难受？好在县医院和温州医院的病房、观察室都有空调，病床上也不用铺席子，因此也减轻了不少痛苦。
没有离过床，那要去做检查当然是平躺着被拉来拉去，和我父亲一模一样。
虽然不能动，但是我一直清醒的。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医生让家属决定要不要打日本进口的溶栓药，刚发病就溶栓，当场就好了，不过风险是少数人会脑出血。这时我在想万一发生这样情况，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这时的我，不能做决断，完全听天由命。家属也觉得这样太冒险，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吧。
人就是这样，当年是我送父母看病，我帮父母端屎端尿，我帮着拉去CT 检查，这回真的轮到我了。
要感谢我妻子和儿女，是他们全程陪伴照顾，特别是我妻子，她自己刚摔伤了腰，这时候应该躺平休息的，但是她为了我，日夜在医院陪伴，给我端屎端尿，擦身，我儿媳专程从上海过来陪我两天，帮我拉去做检查，她还要工作，又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真难为她了。
那时候我不能起来洗澡上厕所，甚至转院到县中医院后还是这样。好在我听了医生的话，在治疗期间就开始锻炼手指关节。为今后康复打下良好基础。
刚住院那会，我感觉整个右手臂发麻，右手大拇指耷拉着，其余四只手指都蜷缩在一起，手的形状跟我爸脑梗后一模一样。幸好有医生及时指导，我在前期治疗的同时就开始活动手指，现在已经彻底恢复。
在转院之前，原来准备回上海的，根据我当时的状态，订了七百多的高铁商务舱，可以躺着回家，最后没有成行。
上海医院床位紧张，哪里有乡下医院那样空？如果回到上海就医，旅途劳顿不算，时间上也要等上一天才能住院，那么干脆叫上救护车直接到上海总可以吧？根据我的经验，恐怕只能躺在医院走廊里慢慢等病房了，我当然可以将就，但陪护我的她怎么办？我选择了继续留在乡下治疗。
后来的结果证明我猜对了，在乡下遇到了陈主任，就是在陈主任和他的团队具体指导下我成功康复了。
别以为温州的医院真的那么空，直接就能住进两人一间带浴室的空调病房，事实是我们只能住七天，七天后一定请你出去玩，如果像上海一样，住一个月，然后换一家，再过一个月就换回来的话，我这样的老实人也只能住走廊了，偷笑。
我爸治疗脑梗的时候，医生的指导没那么具体，我们也不知道，等到出院后再进行功能训练已经晚了，我爸的手就一直卷曲着，造成了永远的残疾。在乡下，医生天天到我病床边，告诉我一定要锻炼，一定要锻炼，我想正因为是这个原因，我才没有重蹈我爸的覆辙。
上海的医生实在太忙了，说话都是很精简，这就造成了像我们这样没有悟性的人很难理解，更别说执行了。
比如说针灸的问题，我爸住院的时候也有人这么说，但是在上海哪里有针灸呢？我也不知道呀！可是在县医院里面，本身就有针灸科，我从10 楼的病房坐电梯下到三楼，然后排个队就可以针灸了。
第一次去做针灸的时候，我轮椅车直接推到针灸的床边上，颤颤巍巍的躺上去，到了第二天再去做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以后就越来越好。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作为上海人在温州住院看病所花的一切费用，上海的医保都认下来了，我实际上也没有花多少钱，现在改革开放，人员流动频繁，没有一张“全国粮票”怎么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