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海燕

祭王燕生先生

2011年3月21日，王燕生先生走了。他的离去，让中国诗坛哭红了眼睛。

从认识燕生到他去世，我与他相识已32个年头。他祖籍山东临沂，是王羲之的后裔，生于北京，故取名燕生。因他长期工作在长沙，一度时间，我以为他是湘人。

先生1950年入铁道兵，我1976年入伍。每次相见，先生向别人介绍我时，总说，这是我的老战友。我怎敢和燕生攀附老战友呢？无论从年龄和军龄说，他都是我的长辈。

先生在铁道兵二师，做过文工队员、文化教员、俱乐部主任、宣传干部。周纲回忆说，铁道兵部队都知道有个多才多艺的干事叫王燕生，1956年，铁道兵机关在福建南平的一次晚会上，他演过一出“独角戏”，是他自编自导自演。只记得他头上扎个红头绳，一个人在台上又说又唱又舞。

/王燕生，（1934年11月7日～2011年3月20日）1950年1月参军，历任军政大学学员、文工队员、文化教员、俱乐部主任、宣传干事等 。著名诗人、诗歌编辑家、评论家，笔名吴昂、艾苦，1934年11月7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临沂，著名诗人、诗歌编辑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人民铁道》报原副社长王廷彦说，50年代的铁道兵诗人若排座次，周纲第一，王燕生则是第二。1959年，廷彦是四师文化干事，燕生是二师文化干事。那年，铁道兵文化部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二王”是学习班的学员，每次拿作品研讨时，周纲与王燕生作品最多，我们吭哧吭哧写一首两首都费劲，他们能写七八首。

1952年，王燕生写了自己的第一首诗。那时他没想成为诗人，只是当朋友聚会时，用诗当贺词。他与周纲认识后，写诗上瘾了。周纲说，初识燕生是在包兰铁路建设工地的鄂尔多斯高原的卓资山工地。其时，铁道兵宣传部派我到包兰线了解、发动、组织部队文艺创作。从巴彦淖尔盟的黄河大桥工地，乘一辆捷克产的大型货车赶到燕生所在的团部，这里一片荒原。在一间低矮的士坯房里，我俩从黄昏一直聊到次日黎明。古今中外，话题始终是诗。两个年轻人，当时不知哪里来那么多的话。周纲，离开鄂尔多斯时，带走王燕生的一大叠诗稿，其中包括他早期的成名之作《塞外彩虹》。

燕生初写诗时，和众多诗作者一样，写了不少铁道兵的诗，投寄《解放军文艺》，稿子没采用，退了回来，但有一首诗稿，编辑用红笔在稿子上圈圈点点，做了不少批改，而且告诉他，这稿子本来是能发表的，只是因为觉得缺少些生话底蕴所以才没有发表。虽未发表，但编辑毕竟作了一些肯定，这对燕生鼓舞甚大，就是因为这封退稿信，他觉得自己能写诗了，也一定能够成为诗人。之后，他陆陆续续地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诗歌。后来，臧克家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当时比较著名的谈诗歌的文章，其中提到王燕生写的一首诗，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样，王燕生在诗坛上逐渐有了小名气。

1964年冬，在北京的周纲突然收到王燕生的来信，他告诉周纲将转业到地方工作。收到信，周纲立即向铁道兵文化部部长马济川申报，请求将他留下。部长同意，命周纲将燕生追回！电话打到二师政治部，对方回答说王燕生已办完转业手续。得悉此事已无法挽回，马济川沉默良久，无奈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1977年，《诗刊》到各地选拔人才，希望湖南推荐一人到《诗刊》工作。当时，湖南省工农兵文艺工作室，即湖南作协的前身，便推荐了王燕生。1977年春节，他只身来到北京。1978年7月，经特批正式调入《诗刊》。一年之后，我与燕生在青海相识，相识在昆仑山下的小城格尔木，相识在黄沙覆盖的铁路建设工地。那次相识之后，彼此之间便紧紧握住几十年的友谊。

/1979年夏李武兵（左一）陪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左二）在青藏铁路采风。/

那时，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已经铺通，1979年七八月间，铁道兵诗人李武兵陪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由北京去青藏铁路采风，同行的还有铁道兵九师诗人吴成良。我当时在七师文化科工作，负责全师的文学创作，每年在各地报刊都要发表几十首诗作。这样，接待王燕生与李武兵等人的工作，政治部领导指定由我负责。

青藏高原物资供应匮乏，为了缓解他们的高原不应、身体不适问题，我把部队定期定量发给我的“复合维生素”和白糖贡献出来，安排他们在师领导的小灶就餐，一日三餐由我陪同。

因青藏铁路的铺通，到格尔木采访的媒体很多。按照“对口接待”的原则，对媒体的接待不属于我，而属于宣传科。

没想到，我给王燕生的复合维生素竟惹出了矛盾。一次，吃午饭时，王燕生问我：饭前吃复合维生素可以吗？我答：什么时候都可以。燕生便从包里取出复合维生素，倒出几粒吞到嘴里。这个细节被邻桌的两个人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人是北京某广播电台的记者，另一位是《青海日报》的记者。来自北京的那位记者问王燕生：你吃的维生素是七师送的吗？

不是，是文化科的同志给的。燕生用手指着我说。

那位记者质问我：为什么给他送维生素，不给我们两位送？是不是狗眼看人低？

我说：接待媒体的同志，由宣传科负责，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告诉宣传科的同志，让他们送来。对《诗刊》的接待由文化科负责。

《青海日报》的记者接话：诗人算个屁，青藏铁路铺通，他们能给发通稿吗？别拿诗人吓唬人。接着他又说了一通不堪入耳的话。

这样，王燕生便与他们争吵起来。武兵、成良与我皆在一旁劝架。那两位记者仍不依不饶缠着燕生争吵。王燕生愤怒了，说：你们重要，从北京来，中央警卫局怎么没给你们配警卫！中宣部长与青海省委书记怎么没陪同你们视察？记者同志，请你自重一点，眼里要有百姓！

大吵一通后，大家心情很不愉快。

后来，燕生与武兵回到北京，广播电台的记者也回到北京。《青海日报》的记者还在青海，我还在青海，他三番五次给七师领导写信告我的状。师里了解情况后，没有理他。他又写信给铁道兵第一指挥部宣传处，要求处分我。宣传处处长王玉良把我找去，了解情况后说：你直接写信给《青海日报》社领导，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他们汇报。不能因为是记者就可以无事生非，胡搅蛮缠，肆意妄为。于是，按照王玉良处长的意见，我给《青海日报》社长乔迁同志写去一信，详细汇报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同时，我又将此事告之王燕生，燕生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也给《青海日报》党委写信，戳穿这个记者的嘴脸。记者又不是什么官，干吗下去吆五喝六，充当老爷。我给乔迁的信发出不久，《青海日报》派报社驻海西州记者站站长赵得录专程从德令哈到格尔木找我了解情况，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他说明之后，赵得录说，他会实事求是地向报社领导汇报。后来那位找事的记者消停了。据《青海日报》文艺编辑邢秀玲透露，那位记者在报社受到严厉的批评。我感谢赵得录同志，他的汇报，使事件又回到事实的原点，不仅使我完好无损，而且这件事情，在生命的历程中，成了一段值得回味的一件事情。后来，赵得录荣升为《青海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党委书记。

这件事，给王燕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他与我见面开玩笑说：我吃了几粒复合维生素，竟让你打了半年的官司。

/著名诗人王燕生先生、李蕙敏夫妇与女诗人舒婷在厦门合影/

在格尔木，王燕生对我说，他爱人李蕙敏从湖南调到北京之后，生活很不习惯，到了冬天，手就裂，抹什么药膏都没有效果。我说，铁道兵发的高原防冻药膏效果非常好，你带几盒回去，让大姐试试。他离开格尔木时，我给他准备几盒防冻药膏。后来，他来信说：效果真是神奇，我夫人一抹，手就不裂了。之后，每年冬季来临，我便把药膏寄给燕生。

1980年冬天，我从太原第一次来到北京，去看望王燕生。那时，《诗刊》编辑部在小西天的一处平房里。燕生问我带作品没有？我说，没有。其实，我挎包里装着在太原学习班里创作的20多首诗歌。我想，燕生是《诗刊》作品组的负责人，我不能把自己不满意的诗作给他。否则，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燕生，也对不起《诗刊》。

中午，我要请他下饭馆，他坚决拉我到他家吃炸酱面。那时，文友相聚，是那么单纯。拉到家里，喝杯热茶，吃碗鸡蛋面，都会让人永记一生。

再后，我调到北京工作，岗位变了，不再搞文学创作，而是职业媒体人。于是，也中断了诗歌创作。但我与燕生的交往没有中断，《诗刊》搬到虎坊桥后，我多次到那里看望他。尤其是我到《中国铁道建筑报》工作以后，京外不少诗友来京，总落脚在我处，他们与燕生会面，也常常由我陪同他们去。如上海的黎焕颐每次来京，必访燕生，而每次他们相聚，必喝得天翻地覆，必嚷得面红耳赤。他们不是为诗而吵，也不是为某一个不同的艺术观点而吵，而是为酒而吵。他们喝得高兴，个个把自己喝成李白，喝成苏东坡，把酒杯喝成月亮。你能喝，他比你更能喝；你声音大，他比你声音更大。互相喝得交心换胆，把自己喝成“老小孩”。

燕生，英年早逝，是不是与他饮酒有关？他一直到去世前，烟未戒，酒仍照喝。而且每每饮酒过量。虽知他去世是因病伤肺，但烟酒两面夹攻，才是主要原因。他夫人蕙敏大姐一再说：怎么说，他都不听！说多了，他发脾气，闹起来像个小孩。燕生，这头诗歌驼驼，这个诗歌的酒仙，喝起酒起总是任意放达，淋漓酣畅、蒸蒸杀气，怒目圆睁，只求追求天性的快乐，却看不见死神的脚步！该怎么说他，哎！是一位智者，也是一位糊涂人。中年时，他瘦得精干，那时，酒桌上喝酒归喝酒，他和别人也没那么多嘴仗。不知为什么，老年的燕生，发胖了许多，喝起酒来，总先挑战别人，话也没有他的诗那么精练了，车轱辘子话反反复复地说。虽然，他声音大，精神也好，但我担心这样对燕生的身体不好。

/著名诗人王燕生先生诗集 驼队诗丛《亲山爱水》/

燕生是当代中国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早年，他是一个无人知晓的业余作者，尤其是到《诗刊》之后，他把编辑工作置于首位，把创作置于次位。凡是和燕生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燕生是位好编辑，每天百余份来稿，他都及时审阅、初淘、细读、选编、退稿复信，精心删改，看校样、复读，日复一日，敏感、精心而又耐心。经他之手，《诗刊》发表了很多诗人的代表作，无数新人的成名作，以及一些诗人的获奖作。他发现了很多轰动全国的作品。1979年到1981年第一届新诗奖，有8首都是他直接编辑的，占了很大的比例。

1978年到1979年，是中国的诗歌时代，也是中国诗歌的复苏时代。这个时代，大家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以前那些假大空的东西不是真正的诗，诗歌是心声的吐露，让诗歌获得生命，必须要回诗本身来。在诗歌创作的导向上，王燕生起到重要的作用。

尤可称道的，是他对业余作者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对那些有基础和潜力的作者，每一份来稿、退稿他都登记造册，有一点进步，他都复信给予以鼓励。这种对诗的热爱，对作者的认真负责，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良好的聪业道德，成为编辑楷模。

燕生有一双慧眼，他在连格子都没有的稿纸上，发现了张学梦，且那几张稿纸还不是用订书机订的，也不是用曲别针卡着，而是用铁丝穿着。诗的名字是《第五个现代化》。燕生把诗的名字改成《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在诗决定留用之后，燕生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寻找张学梦。唐山刚经历过大地震不久，四处都是废墟瓦砾。他找了很久才从一处废旧的工厂里找到张学梦。他那时住的是地震后的简易棚。房子里什么家具也没有，但却在床的上面钉了块木板，放着几十本书。

再后，他发现了才树莲，发现了舒婷，发现了韩东，发现了于坚。而这些人，成为文革之后，中国高端的中坚诗人。他们组成了当今诗坛的第一方阵。

燕生参与组织策划了第一届青春诗会。之后，这些诗人们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舒婷从工厂调到厦门作协，成了作协副主席，张学梦从工厂调到唐山市文联，后来成为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第一届青春诗会后，王燕生参与组织了一届又一届青春诗会，每一届青春诗会，都涌现出一批诗人。这些人改变了诗歌的方向，改变了诗歌的天空，改变了诗歌的命运。因为这些改变，才有当今诗坛的局面。

新疆诗人杨牧说，青春诗会，被人称为“诗坛的黄埔军校”，如果把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等人当作校长、副校长，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蔡其矫、张志民、李瑛、黄永玉、袁可嘉、高莽、顾骧等等为特骋教官，那么王燕生就是教务长，就是班主任。王燕生是一个把诗歌当成宗教来信仰的人；在诗歌美学上，他是一个能容纳传统与新潮，一个坚持开放性能包容差异少有排他行为思维的人；他像一只老母鸡一样护着这群诗坛涌现出来的诗人。

/2010年8月，首届“青春回眸”诗会于山西芦芽山举办，王燕生与第一届“青春诗会”参会诗人合影。左起：杨牧、王小妮、王燕生、张学梦、徐敬亚。/

有人说，因为诗歌，王燕生的命运被改写了。被他发现的众多诗人的命运，也因为诗歌被笼罩在掌声和鲜花的光环之下，王燕生被称为诗坛“教父”。

请原谅，我尊敬的燕生老兄，我决不会这样认为。他的命运到底改变了什么？他原来是清贫的诗人，后来他还是清贫的诗人；他是《诗刊》编辑，后来还是《诗刊》编辑。由于是按职务分房，几十年他的住房条件也没有多大改善。他在《诗刊》有发稿权，之所以有发稿权，他很少在全国各地发稿，他怕别人发了他的稿，别人让他发稿，这样交换下去，会坏了《诗刊》的质量。可能也因这个因素，燕生虽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但创作的诗歌并不多。一心想成就他人，而他却没有成就自己。他命运中有改变的部分，就是受到许多青年诗人的称赞。我想，即便没有这些，他也会认真地当好一名编辑。能用诗改变命运的诗人，当然有，但非常有限。用诗改变心情的诗人很多，很多，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为几行而伏案沉思。

我不赞成把燕生称为“青春诗会”的教父。诗会是诗刊组织的，他参与，别人也参与了，把他推到教父位置上，其他人怎么摆？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燕生是不图名利的人，他不需要这些，他是位园丁，该浇水时浇水，该施肥时施肥。这样定位燕生，可以给他留下一个宁静的空间，让他在九泉之下好生休息。

/著名诗人、诗评家王燕生先生/

燕生是个好人。铁道兵诗人李武兵说，燕生是我的老师，送别他的时候我跪下了，泣不成声，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哀伤，这哀伤是一种失去师长的空落。

铁道兵诗人孙建军说：得知燕生离我们而去的消息，心上似乎没有一丝悲伤，感觉不到燕生已离我们而去的痛楚，因为在我心上，他还鲜活如昨地活在那里，说着他幽默机智的话，写着他情思如泉的诗，喝着他一泻千里的酒。

诗人李松涛说，燕生是一个以诗为重的敬业者，为诗喜，为诗忧。

诗人杨炼说，对于燕生，酒就是诗，他永远在一饮而尽中，酿出人生的浓浓诗意。他到哪儿，那里一定酒香袅袅。在他走的那条凌空铺设的路上，好诗正在迎接他。屈原，李杜，李商隐们，在时间之外，他们也需要个好编辑。

我要说，燕生，生在燕山，老在燕山。冬天过去，新春又来，正是生命逢春勃发的最好时机。请看，那山上有诗的旋律，有一个生命在绿色的梦中颤动……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