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纳土归宋”的史话

——电视剧《太平年》观后感

葛国顺

48集电视连续剧《太平年》聚焦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历史故事。磅礴浩瀚的内容，让我非常感动。最触动我的，是其中所描述的“太平”得来何其不易。追剧时的意犹未尽，竟自然而然化作了一场探寻历史肌理的心动。

乱世中的生存之道吴越国(907年-978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存在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政权，由钱锣建立，定都今日杭州。其统治历经三代五王--武肃王钱繆、文穆王钱元瑾、忠献王钱弘佐、忠逊王钱弘、忠懿王钱弘做，长达七十余年，在刀光剑影的乱世缝隙里，织就了一幅兼具家国大义与人间烟火的吴越文化长卷。它们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理解脚下这片土地如何成为今日模样的线索，在用脚步与目光，开启一场与《太平年》互动的时空穿越。

剧集没有刻意渲染吴越国的兵强马壮，也没有夸大其疆域辽阔，反而用大量笔墨描摹钱塘江边的渔火、苏杭街巷的茶肆、水乡阡陌的稻浪 —— 这些汪曾祺笔下那般 “接地气” 的日常，构成了吴越国最动人的底色。五代十国，向来是历史叙事中的 “乱世拼图”，诸国林立、征伐不断，“成王败寇” 的逻辑贯穿始终。而《太平年》却独辟蹊径，将目光锁定在偏安东南的吴越国，锁定在钱镠及其后人 “保境安民” 的坚守之上。

“纳土归宋”，是整部剧的灵魂，也是最具争议的历史抉择。公元978年，末代国王钱弘做审时度势，“纳士归宋"这一以和平方式融入统一版图的抉择，使吴越国在五代乱世中独树一帜。它凭借的并非武力，而是善事中国"的智慧与“保境安民”的务实。兴水利、修佛塔、促贸易，这片土地在动荡年代维系了罕见的安定与繁荣，也为后世江南的富麻埋下了伏笔。

剧集没有将这一决策简化为君主的一念之差，而是层层铺展其背后的挣扎与清醒。一边是群臣 “死守疆土” 的慷慨陈词，一边是战火将至、百姓流离的隐忧；一边是钱氏家族百年基业的存续，一边是天下一统的历史大势。剧中有一场戏令人动容：钱弘俶登上城隍阁，俯瞰满城灯火，身后是列祖列宗的牌位，眼前是万家团圆的市井。他缓缓说出 “吴越之民，已免战乱百年，我岂能为一姓之尊，断万家之安”，寥寥数语，道尽了 “纳土” 的本质 —— 不是妥协，而是以退为进的大义；不是怯懦，而是心怀苍生的担当。这种 “轻王权、重民生” 的抉择，恰恰烙印着吴越文化中 “务实包容” 的基因。

作为一部扎根地域文化的历史剧，《太平年》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吴越文化的精髓融入叙事肌理，而非生硬堆砌符号。剧中的场景调度，处处可见江南文脉的印记：苏绣的屏风、龙泉窑的青瓷、评弹的弦索、龙井的茶香，这些风物并非装饰，而是推动剧情的有机部分。钱弘俶与大臣议事时，桌上摆着的是越窑秘色瓷，杯中的是刚采摘的明前茶，君臣之间的对话，也带着江南人特有的温厚委婉，少了北方朝堂的剑拔弩张，多了一份 “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的平和。就连剧集的服化道，也极尽考据之能事：吴越官员的官服，沿用了晚唐的形制，却在领口绣上江南特有的荷花纹样；百姓的服饰，以棉麻为主，色调素雅，与江南水乡的温润相得益彰。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吴越文化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存在。

追剧的兴致，始终是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太平年》以吴越国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未必是驰骋疆场的战将，也可以是心怀苍生、顺应大势的执政者；真正的文化传承，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也藏在 “纳土归宋” 的抉择里，藏在江南水乡的烟火气中。走出屏幕，苏杭大地的每一处古迹，都在诉说着那段 “太平岁月”：杭州的钱王祠，香火绵延，供奉着 “保境安民” 的钱氏先祖；临安的吴越国王陵，石刻上的纹路，镌刻着纳土归宋的抉择；苏州的平江路，青石板路上的车辙，或许还印着当年吴越百姓的足迹。就像我多年来集报时收藏的那些吴越文化专栏，文字与影像相互印证，历史与当下彼此交融。

历史陌生、人物众多、事件繁乱，是很多观众对《太平年》的初始观感。但每一段历史都是文明一路走来的脚印，只要我们想知道从何而来，它就不会陌生。《太平年》打破厚重历史剧的收视壁垒，摒弃教科书式的符号化塑造，着力刻画历史人物的血肉与困境:钱弘俶从散漫王子蜕变，在纳土归宋与家族尊荣间选择放下王冠、托起苍生，走出保境安民的悲悯之路;赵匡胤、郭荣的雄才大略，不再是冰冷的帝王功业，而是承载着止息战乱、守护苍生的沉重思考。观众为人物的亲情、理想与抉择揪心，在共情个体命运中读懂时代逻辑，让遥远历史变成可触摸的生命经验。

去脸谱化的现实主义创作，让《太平年》契合年轻人欣赏复杂人性的审美。剧集没有绝对的善恶，只展现乱世中挣扎的立体人物:桑维翰直面出卖国土的万世之罪，却藏着乱世抉择的复杂无奈;冯道历仕多朝的处世哲学，引发关于立身责任的深层讨论;即便是军阀张彦泽，也具象揭露了武夫当国的时代残酷。这种不预设立场的叙事，让观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思辨，在复杂人性中读懂历史的厚重与选择的意义。“何以太平”的千年议题，与当代青年实现精神共振，这也是《太平年》的核心命题。剧集核心并非权力博弈，而是对和平路径的探索，钱弘俶舍弃尊荣以求百姓不识兵革，这份对和平的务实追求，击中了珍惜国泰民安的当代青年。剧中“利在天卞必谋之”的钱氏家训，将百姓安康置于家族利益之上的家国情怀，超越了个人成败，为身处“内卷”与“躺平”争议中的年轻人，提供了高尚的价值参照，唤醒了青年心底的社会责任感与“大我”认同。

历史的意义，在于理解人的选择。这场跟着《太平年》开启的吴越文化之约，没有终点。当我们漫步在江南的烟雨里，翻开尘封的史料，或是在报端读到一篇关于吴越历史的小文时，都会想起那段 “纳土归宋换太平” 的往事。这便是历史剧的力量，它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感，让地域的文化变得可触，更让我们在回望过去时，懂得 “太平” 的珍贵，懂得包容与务实的价值。

（2026.3.写于草页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