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品格与学人风范

——序张兴源《（咸丰本）＜保安县志＞校点注译》

 马 一 夫

     2012年8月30日张兴源发来一条短信，索解“昔孔子嘉郑之为命，首曰草创”之“郑之为命”；11月25日，收到了煌煌28万字《<《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纠谬、补注及重译》的书稿，瞩我为大著作序。“郑之为命”，我帮兴源找到了索解之路，作序之邀却不敢应允。但面对沉甸甸的书稿，真诚执着的兴源，我觉得有话想说，为了《<《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纠谬、补注及重译》，为了传统文化的整理继承，也为了学术风气与学人品格。

一

    “郑之为命”，出自彭瑞麟所撰《保安县志（咸丰本）·序》，居于县志之首，自然是阅读者最早看到的内容，索解之事也该是兴源开始对《＜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进行纠谬、补注及重译之时。至“纠谬、补注及重译”书稿的完成，时间不足三个月。其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抱病在身的张兴源，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其毅力之顽强、身心之投入、付出之巨大，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古籍的校注、翻译，是一项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耐得住寂寞，下得了苦功的精神劳作，更是一个体力活。张兴源的职业是党报记者、新闻工作者，但更是一位研究生毕业，创作研究并重、诗文论评皆擅的学者型作家，其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专注的治学态度，自然无须怀疑；但体力方面，对他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现在的写作，已经由传统的“爬格子”手写进化为现代的“敲键盘”输录。对于一般性的写作而言，电脑操作带来的方便显而易见，但对于古籍校注而言，却不见得比手写更便利。现在流行的输入法，是针对现代语言的特点设计的，书写者在录入常用的现代词语、词组、短语甚至句子的时候，的确相当便捷；但当你输入以单音节为主、异形字众多、古今读音变化的古代语言时，这种便捷就完全不见了踪影。在电脑上输录古文，首先必须对异形字、变音字了然于胸，然后就是一下一下敲击键盘，一层一层翻动字表，仔仔细细选择，一个字一个字确定。现代输入法的联想功能、记忆功能，往往不能发挥作用，一些现代语言不多用的字、词，都隐藏在字表的后部深处，往往需要翻检很长的时间，稍不小心就会错过，必须从头再来。更有甚者，有些字，字库中就根本没有。输录《<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原文，字形、字音的辨析，对于熟稔古汉语、古文功底十分深厚的张兴源，应该难度不大；但翻检、选择的枯燥乏味、耗时耗力，对于抱病在身的张兴源，的确是一件需要勇气和耐力的苦差事。我曾应约注释、翻译过几种古籍（吉林文史出版社《孙子兵法·译评》《浮生六记·译评》，作家出版社《浮生六记  秋灯琐忆·注释》），纯属简单劳动的原文录入，所耗时间、精力几乎超过了属于精神劳动的注释、翻译，而且反复检索的枯燥乏味，极易于导致情绪的烦躁，几乎就是一种折磨。张兴源以多病之躯完成《<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原文输录，其体力的消耗和心力的折磨，不难想象。

    当然，张兴源可以从《志丹书库》复制《校注》的电子版（《<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是大型丛书《志丹书库》“千年志丹卷”之一种），但他当时没想到，直到书稿完成才想起还有这样一条捷径，可惜为时已晚。这无疑是一个“可爱的失误”。因为“失误”，张兴源付出了很多——时间，体力，心智；但这“失误”却从侧面透露出张兴源的“可爱”——对学术问题的严肃、勇毅和执着。

二

    张兴源进行《＜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的“纠谬、补注及重译”，并不在他“蓄谋已久”正在进行着的研究和创作计划之内，而有点突然“心血来潮”的意味——偶然发现“校注”的句读、注释、翻译之误，出于好奇通读了“校注本”；“校注本”普遍存在的错误令他震惊，便有了“纠谬、补注及重译”的冲动，并立即付诸行动。临时动议、仓促上阵，说干就干、绝不拖延，全身投入、无暇他顾，未曾寻找捷径，没有借助电子版的“失误”自在情理之中。而敬畏历史、对未来负责的科学态度，不避风险、不畏人言的求实精神，着实令人赞叹！

    作为一个研究生毕业的作家，张兴源看似“心血来潮”的决定，表现出来的却是其“冰冻三尺”的精神风范。

    做学问需要深厚的学养，渊博的知识，更需要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前者通过学习积累可以获得，但后者是一种境界，需要一定的勇毅和痴情；因而，我们见惯了不计其数的饱学之士，却很少见到真正的有识之士——如巴金老人呼吁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丰厚的学养知识，更需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坦诚的学术勇气。张兴源的学养、知识无需多言，300多万字公开发表的作品可以说明一切；而张兴源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勇气，令人敬佩。

    《志丹书库》是志丹县集众贤、费时日完成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它承担着保护历史文化、服务社会经济的重大使命。它不仅需要接受当代人的审视，更必须经受历史的无情检验。这就对建设者以及他们的产品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当某些浩大的工程生产的产品存在缺陷、甚至从根本上站不住脚时，很多人或义愤填膺、痛加斥责，或漠然淡定、一笑置之，很少有人会用实际行动弥补那些不该存在的缺陷，纠正那些不该出现的错谬。张兴源则不然，当他发现了《＜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存在着普遍的错谬，便立即行动，为了维护历史的尊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不该存在的错谬说“不”！

    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志丹书库》的建设是政府行为，参与其间者不乏政界要员、文化“名人”、学术“权威”，任何质疑、商榷之举，都有可能触动某些敏感的神经，有开罪之嫌、引祸之虞（在学术氛围不甚健康的今天，这样的风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张兴源应该心知肚明。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做好了劳神费力却可能吃力不讨好的心理准备的。

    张兴源特别强调的是“责任”“使命”：“我的这个‘纠谬、补注及重译’，完全是基于对我的家乡志丹县和咱延安全市文史工作及对后世学子之负责的想法，同时也是为着完成家乡政协交给各位‘文史顾问’的‘使命’，才费心费力，劳神耗时，不分‘分内分外’，不论‘值不与值’而抱病完成的。请相关同志不要把学术上的事情攀扯到幽暗不明、纷纭杂乱的人事当中去。”

    历史文献是当时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更是人类对于历史的共同记忆，后人只能通过前人的记录来认识不可能亲历的历史，获得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基本印象。客观、公正、科学的历史解读，可以引导一代又一代读者形成对历史的准确了解和正确认识，而那些不负责任的对历史的误读，必然对后来的读者形成误导，不仅导致对历史的错误认识，而且会影响正确的历史观的形成，从而在扭曲事实真相的同时，斩断了历史发展的血脉，“数典忘祖”“南辕北辙”。这样的悲剧已经发生——由于某些专注于后宫、倾心于帝王的影视剧，媚俗娱众、表现自我的“百家讲坛”，恬不知耻地盗用正剧之名，随心所欲戏说历史，使得一代在电视机前长大的少年，接受了大量与历史本相相去甚远的所谓的历史知识，不仅对庄严的历史产生了误读，而且失去了对历史起码的敬畏。因而，正确对待历史文献，不仅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未来负责。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以纯净的灵魂感知历史，传承历史。

    张兴源特别推崇欧阳修晚年对文字“却怕后生笑”的“敬畏之心”和“敬业之诚”。其实，张兴源着手《＜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的“纠谬、补注及重译”，表现出来的正是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学问的敬业之诚，是一种传承历史的担当和遏止误读的坦诚。因此，他不避风险，不畏人言，照直指陈，放言无忌，大胆地说真话，说正确的话，说无愧于历史、对得起未来的话。曾经整人的周扬晚年说了真话，人们原谅了他；曾经软弱的巴金晚年坚持说真话，人们敬重他。如果多一些人（尤其被誉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敢于说真话（尤其是在面对权势的时候）、坚持说真话（尤其是在被利诱包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舒心，我们的进步就会更加迅速，我们的未来必定阳光灿烂、充满希望！

三

    勇气固然不可或缺，但若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扎扎实实的辛勤劳作，也只能是徒逞“匹夫之勇”，而不能真正有所收获有所建树。《＜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的“纠谬、补注及重译”，张兴源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得到了很好地展示。

    从求解“郑之为命”，我们可以看到张兴源尊重原著、字字落实的严谨态度，绝无“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流弊。通观全稿，每一注释都努力做到了字字有落实、有出处、有旁证，确确凿凿，真实可信；每一处纠谬都正误互参、有理有据，准确清晰，富有说服力。我们可以通过“纠谬、补注及重译”的第一条注释 “邑之有志，尚矣”，窥见张兴源注疏、纠谬的基本特点。

    这里，首先解释了“尚”的字义，说明了“尚”与下文“素”的关联，而且列举了经典古籍（《吕氏春秋·古乐》《史记·三代世表》及杜甫《发同谷县》、清陈孟楷《湘烟小录·香畹楼忆语》）运用“尚”的相关例证，从而使对原注的指谬不容置疑。凡注释，字义、词义和词性的解释与定位是当务之急，绝不可缺失；上下文之间的连属关系，在严谨的注释中亦不乏先例。而大量的历史文献的援引，却只有在特别认真负责、高水平的注释中才能看到。这当然不是张兴源的独创，历代学问大家（如当代之俞平伯、余冠英等前辈）的重量级注疏本常用此法；但却显示了张兴源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丰富扎实的知识储备，也增加了注释的可信度和说服力。这样的注释体例，要坚持到底其实很不容易，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不行，没有锱铢以求、老老实实的态度也不行，没有舍得时间、不惜体力的忘我投入更不行。难能可贵的是张兴源坚定地奉行自设的高标准，并坚持到底，使之达到了每一条注释都凿实可信、每一处纠谬都不容置疑的程度。随后，对原译者把“尚”当作“风尚”、缺失“矣”的翻译，直录“邑之有志尚矣”的句读之误，一一予以指正，并指出了之所以出现如此错谬的原因。有理有据有说服力，从而使“邑之有志，尚矣”的断句和“县有县志，这是很久以来的事情了”的翻译，顺理成章，无可辩驳。

    张兴源认为：“做学问，干事业，……不下那些傻功夫、笨功夫、死功夫，不是长期地积时累日，集腋成裘，积微成著，……这个学问、这个事业是做不成功的。”他的“纠谬、补注及重译”，正是狠下功夫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这样一种学风，在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当下，几乎可以用“稀有”、“罕见”来形容；这样的学术品格，也只有用“风骨”与“境界”来刻写。不仅应该得到广泛尊崇，而且还应该得到大力提倡。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态度，张兴源的“纠谬、补注及重译”在校雠、句读、注释、翻译等方面，都到达了臻于完善的境界，将其置于专业学者的注疏作品之中亦毫不逊色，的确可以成为传承历史、就正当下、不误未来的传世之作。

四

     “纠谬、补注及重译”中，张兴源对《＜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的弊端直指要害，毫不留情，有一些言辞略带愤激之情。这在当下很可能招致非议，甚至惹出某些麻烦，但张兴源似乎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其实这才是真实的张兴源。在他的笔下，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对丑陋顽劣的东西不留余地的揭露，尖锐激烈的批评；在常人看来细微的错谬（事实上，许多学术上的错谬并不是“常人”能够“看”出来的），他也不轻易放过，往往求全责备“不近人情”。当某些所谓的“文化名人”为了一己私利，在“现实”面前失语、失声、失德、乃至于失身、失格之时，张兴源始终坚守价值底线，维护精神高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他其实很清楚这样做可能遇到的麻烦和需要承受的压力，但绝不放弃作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理想的执著和使命的自觉承当！

    相比之下，这是“纠谬、补注及重译”更胜于文本的价值所在。

    欣喜的是，张兴源不仅没有因“纠谬、补注及重译”获“罪”，反而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认可。近闻，志丹县人民政府已经准备正式出版张兴源的《＜保安县志＞（咸丰本）校注》，以正视听。

     延安市委、市政府，志丹县委、县政府领导人从善如流的襟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

     张兴源的辛劳没有白费，可喜可贺！

              2013岁首 草于长安富力城

                   注：马一夫（马泽），教授，原任延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延安大学创新学院教授，现任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