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红楼梦》，是在初中语文课本里。那篇“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小沙弥，因庙里炸供失火，被迫还俗，在世间染缸里滚过七八年，竟成了衙门里精于世故的门子。他给贾雨村递上“护官符”，讲述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害。那时的我，只觉故事有趣——原来古代当官还有这等门道。这个故事便根植于心，一藏就是几十年。
直到退休后，闲来无事，终于在书摊前停下脚步，购回一套四大名著。第一次通读时，桌上摆着字典、笔和本子，逐字逐句地细读。新冠疫情期间被隔离在西安，近两个月时间，竟成了与《红楼梦》最深情的独处。后来几年又陆续读了几遍，才渐渐品出些滋味来。
少年读书，看的是故事；中年读书，看的是人情；老年读书，看的是命运。
《红楼梦》写了四百多个人物，从贵族夫人贾母到农村老太太刘姥姥，从千金小姐林黛玉到粗使丫头傻大姐，一个个活灵活现，仿佛要从纸上走下来。那位翻译《红楼梦》的国外学者说得真好：“这是我们欧洲文化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峰。”欧洲有莎士比亚，三十多部戏剧里总共创造了四百多个人物，而曹雪芹一书之力，堪与莎翁比肩。更不必说，莎翁笔下人物分散于不同剧作，而红楼众人，却同处一院，同演一戏，其驾驭之难，可想而知。
读王熙凤，我常想：曹公是怎样写出这样的人物的？
她是荣国府贾琏之妻，又是王夫人的内侄女。贾政夫妇不理家事，交给她两口子管理荣府。秦可卿丧事期间，宁府乱成一锅粥，她过去几天便治理得井井有条。可这样一个能干人，陪老太太玩牌时却“故意认输”——今人讲职场之道，还拿她作范例，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她泼辣、能干、有心机，却也歹毒，对尤二姐做尽做绝，致一尸两命。曹公写她，没有简单贴上“好人”或“坏人”的标签，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才干与她的道德，可以如此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读贾母和刘姥姥，我看到了两种“大智慧”。
贾母是贾府的定海神针。看似整天和孙子孙女玩笑，实则家里大小事她一清二楚，只是放手让儿孙们历练。她称刘姥姥“老亲家”，刘姥姥称她“老寿星”——一个给足面子，惜老怜贫；一个心知肚明，配合演戏。待到贾府呼啦啦大厦倾时，正是这位刘姥姥，救出了巧姐。两位老人，一位在富贵中修得通透，一位在贫贱中练就侠义，隔着阶级的鸿沟，却完成了人性中最温暖的呼应。
读宝黛钗，我看到了曹公对爱情的终极想象。
这哪里是什么三角恋？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浇绛珠仙草，仙草修成女体，誓言“用一生的眼泪还他”——这份“缘定三生”的设定，古今中外的小说中，可曾有过？宝玉的人生是选择，黛玉的命运是还泪，而宝钗，则是那个带着金锁、身负母命、处处得体却终究“意难平”的局内人。曹公写三人，是一场聪慧者心灵的逐对厮杀，是人生道路的终极抉择。
读晴雯之死，时至今日，我仍不能自已。
她和宝玉，何等纯洁的关系。可当她将离开人世，咬下自己的红指甲交给宝玉，与他互换贴身小袄——那一刻的凄婉，直击人心。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晴雯之死，便是一例。而曹公的高妙在于，他把个人的死亡与家族的崩溃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见：大厦将倾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也没有一片雪花能够幸免。
有人问：《红楼梦》写的是饮食，还是文化？是社会，还是人情？
我想，它写的是全部。从茄鲞到小荷叶小莲蓬汤，从山药糕到豆腐皮包子，每一道美食背后，都是一个阶层的精致与空虚。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却又不止于百科——它把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情感方式、价值选择，统统浓缩在一个家族的兴衰里。
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红楼梦》这样的书，每读一遍，悟出的不是同一个“义”，而是不同阶段的自己。
待到自己也经历了生老病死、离合悲欢，再翻开那泛黄的书页，那些人物便不只是从纸上走下来，而是走进心里，与我们自己的生命重叠、对话。
这，便是经典的魅力罢。
作者简介
曹亚玲，笔名玲彦，陕西扶风人，中医医院退休职工。生于1968年，年近花甲，热爱生活，笔耕不辍。平日喜写作、旅游、养花，坚持运动，常以太极、八段锦修身养性。以文字记录人生感悟，在烟火日常中寻得内心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