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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晦明中的坚守和叛卖之四
大汉奸孙之獬带头剔发易服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顺军占领北京，明思宗自缢身亡，明朝灭亡。同年四月中旬吴三桂降清献山海关，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李自成受到吴三桂和清军两面夹击，败退北京入陕西。明朝文武大臣出五里之外迎接多尔衮大军入北京城，五月三日多尔衮由朝阳门进紫禁城登武英殿，接受朝贺。标志着清王朝替代明王朝，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东南各省仍然为明朝残余势力所把持，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
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剃发易服，对于讲究儒家忠孝节义的中国士大夫而言就是亡国灭种，是难以容忍的事情，因而南方的士子们是反抗最为激烈的，无疑这种螳臂当车鸡蛋碰石头的壮举，在力量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民众对朝廷正规军的对抗，带来的只能是杀戮和牺牲。
这些民族灾难的造成都来自于剃发易服的始作俑者孙之獬（1591年—1647年）。在这场改朝换代的政治大变革大改组时期作为士大夫中的无耻小人孙之邂不能不提，因为他的这场表演颇具戏剧性，导致的民族之间的对抗，后果非常惨痛。
《清史稿·孙之邂传》[1]介绍非常简略，大约是清史编撰比较粗糙，且都为前清遗老辫子党们所编撰，刻意回避了那段剪辫子的痛史：
孙之邂，山东淄川人。明天启进士，授检讨，迁侍读。以争毁《三朝要典》入逆案，削籍。顺治元年，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土寇攻淄川，之獬斥家财守城。山东巡抚方大䣭上其事，召诣京师，授礼部侍郎。二年，师克九江，之獬奏请往任招抚，从之，加兵部尚书衔以行。三年召还。总兵金声桓劾之獬擅加副将高进库、刘一鹏总兵衔，市恩构衅；之獬议抚诸将怀观望，不力攻赣州。之獬疏辨，下兵部议，夺之獬官。四年，土寇复攻淄川，之獬佐城守，城破，死之，诸孙从死者七人，下吏部议恤，。侍郎陈名夏、金之骏议复之獬官，予恤，马光辉及启心朗宁古里议之獬已削籍，不当予恤。两议上，命用光辉议。
从上述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孙之獬也是明末清初很有意思也很另类的人物。在天启朝阉党魏忠贤集团和东林党人斗得你死我活时，作为儒林中人他选择坚决和阉党分子站在一起，这当然和他在官场的既得利益有相当关系。
从简历来看，他出身正途，饱读诗书，曾经担任过皇家侍读，应该还是有些学问的。究其官途的来处，是依靠了阉党分子的提携而发迹的，因而他始终效忠阉党，所谓“气节”也就是坚持阉党的立场，死硬到底，绝不悔改。这和他在不幸被起义军抓获后，坚决不屈服，坚定站在清廷立场，就是身遭酷刑也骂声不绝，最终连嘴巴也被义军用缝衣针封住了，直至其本人和全家被全部杀光，而朝野士大夫们却是津津乐道地看他的笑话，可见其人心丧尽，死有余辜。
明史记载，孙之獬这厮为人阴险，心术不正。为官不久。就投靠阉党魏忠贤。天启七年，孙为顺天乡试正考官，阉党工部尚书崔呈秀之子为白丁，孙之獬受崔呈秀之托，录取其子为举人。 [2]孙某如此讨好九千岁及其同党，满心以为会步步高升，不料，天启皇帝因纵欲过度当年就死了，阉党倒台。在崇祯皇帝下旨焚毁阉逆歪曲历史攻击东林党人所编纂的《三朝要典》时，孙之獬力主不可毁弃这部伪造的历史著作。竭力上书东阁，力争不可毁，继以抱着《三朝要典》到太庙痛哭，声彻内外。于是他被打入逆案，削去官籍，被打发回老家，永不叙用，他返回家乡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反倒成了当地文化名人。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满清派遣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孙之獬立刻投降。他为了赢得满清的宠幸，散家财，组织军队，镇压了明永镇的抗清义军，得到山东巡抚方大猷的赏识，旋即招入北京，擢为礼部右侍郎（教育部副部长）。
作为阉党余孽老孙在明朝得不到重用，这厮怀恨在心，想当官发财的心一直不死，贼心加上对于明朝君臣的怀恨，使得他在改朝换代之际后仿佛是冬眠的老蛇开始苏醒，找到了春天气息开始对于明帝国进行反咬一口，当然是从最要害处下口。这厮带领全家率先剃发易服，俯首乞降，表示对明帝国的无比决绝和对清帝国的无限忠诚。摄政王多尔衮接纳了他的忠心，让他当上了礼部侍郎，多尔衮因天下未定，允许明朝的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衣冠，汉人也是长袖圆领，网巾璞头降清的汉族官员，也仅将头发束起，盘在顶上，用敬贤冠之类帽子罩住，所穿官服一如过去，没有任何变换，上朝的时候满、汉大臣各站一班。谁也没有想到会叫汉人剃头发、编辫子，穿满服。因为司空见惯，大家习以为常，相安无事。
天下本无事，自有生事人。清军攻下山东后，孙之獬这厮投降了满清，也许是出于对明朝的复仇心态，竟然别出心裁，生出花样玩弄天下臣民，铸成一场民族大祸。这厮把四周的头发剃去一圈，仿照清初满族人的习俗在头顶心编成了一条辫子，这种发型被称为“金钱鼠尾”式老鼠尾巴似的从头顶中央拖在脑后。这还不算，这厮脱下明朝服装，换上窄小的马蹄袖外褂，将自己从头到脚进行了满族式重新包装。
改装第二天，在上朝站班时，他喜滋滋地往满族大臣的班列中钻，这个假冒伪劣的“满人”，被愤怒的满族大臣拒绝，将他推推搡搡地驱逐出班列。这厮只好觍着脸在站回到汉班大臣行列来。而汉人看他那剃发易服不伦不类的模样，掩着嘴偷偷地笑他那副满人打扮，又将他驱逐出汉人大臣行列。
这样两边推来推去，使他非常尴尬难堪。恼羞成怒的他，在下朝后，竟然挖空心思起草了一封奏疏，大意是说，中原已定，凡事都应除旧布新，然官民的发式和装束仍沿汉习，这是陛下服从中国，不是中国服从陛下。接着这厮建议：“既建新朝，当立新制。大清德化所及，汉民衣冠发式，亟宜易俗从满”。孙之獬谬论一出，奏上九重，连摄政王多尔衮都未想到竟然在投降的汉大臣中竟然有此奇葩能发出此种言论，乃下薙发令。而东南士庶无不锥心饮泣，挺螳臂以挡车，皆因孙之獬这厮这些言论而酿造了千古奇祸。[3]
剃发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他们纷起抗争，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从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历史性的倒退，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和盛唐袍服变成“猪尾巴”小辫，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就类似“阉割”之痛。而且，以上种形象活着，死后都有愧于祖先，没有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在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庭发布《剃发诏书》，严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发，全村斩”。 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儒家训导，使人们视剃发、易服为奇耻大辱。
清军令全国人民十天之内一律“剃发易服”。此道法令野蛮、短促、株连无辜，剃发令下，嘉定城内起义顿时爆发，最后虽遭三次屠城，却无一人投降，史称“嘉定三屠”；同年，江阴已经归顺清朝的百姓接到“剃发易服令”后，在陈明遇、阎应元的率领下，揭竿而起，拼死反抗，造成17万人死难。在经历了80多天的围城之后（江阴城内几乎没有正规军，都是不愿剃发的老百姓），清兵二十四万大军携二百多门大炮围城，一共损失的士兵有七万五千余人。江阴方面，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伤七万五千余人。上演了“江阴八十一日”的历史传奇故事。
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对不执行剃发令的城市发布“屠城令”，并带领大军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定、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等。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的5165万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净减三分之二！除了明末李自成与明军的残杀、李自成与清军的对杀，加上汉人反薙法令而带来的大屠杀规模也是惨烈的，不包括后来的“三藩之乱”导致的生灵涂炭，整个中国已经“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所以后来祖籍高邮的吴三桂兴兵反叛时，汉人精华已丧失殆尽，难以成事了。
顾炎武闻此消息，奋笔写《淄川行》以贺：
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
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
[1] 见《清史稿下·孙之邂传》线装书局版1444页
[2] 《明史·卷三百零六·刘鸿训传》
[3] 见《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卷三》上海书店版第六页、七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