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除了生母、继母之外，还有一位玉洁冰清的嗣母。

嗣母姓艾名玉清，黄陂人，生卒时间不详。详细情况只有去世的父亲、伯父和唐钦叔知晓。我只是在六、七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武昌和她住过大约1个星期。此事儿女们均无所知，即使耳有所闻，但也不知其详。

所谓嗣母就是“立嗣”，俗称为“过继”。我的这位嗣母并非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无有后人，把亲房侄子立嗣过继，以延续这一家的“香火”。完全不是。而是深受封建礼教束缚和毒害，致使终身凄凉的典型。

旧社会，丈夫亡故后妻子必须守节，不能改嫁。在夫家抚育遗孤成人，就是她最大的精神寄托。

还有两种更为残酷的守节形式。一种叫“过门守节”，就是在未结婚时男方因病去世，女方在“丈夫”去世时来到男方家，终身在夫家独守空房，为夫家做事，在夫家终老，毁掉自己宝贵的青春。

另一种是“望门守节”，就是未结婚“丈夫”去世了，但女方要遵古训“从一而终”，在娘家守节，叫做“望门守节”，终身不嫁，自毁一生。这些残酷的形式，在封建社会里不但得不到社会的遣责，反而受到封建礼教的称颂和赞扬。有钱有势的人家还竖立贞节牌坊，以为荣耀。吃人的封建社会封建礼教葬送了多少青年女子的青春啊！

我的嗣母属于后一种形式，即“望门守节”。其情形是这样的：父亲老家一位堂兄英年早逝，嗣母受封建礼教之毒害甚深，立志决不另嫁，住在娘家自劳自食，望门守节。嗣母这一举动，在当时四里八乡也有所传颂，有怜惜者、同情者，也有颂扬者。

按照当时封建礼教，叶姓应为嗣母立一子嗣，以示后继有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父亲回乡探亲，族中人们议论并与父亲商量，收3岁的我作为她的嗣子。我当时并未回老家，族人只是按照封建族规写了一个“立嗣”合同，就算完事。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一个形式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从此父亲就叫我改口喊他为“叔叔”，喊母亲为婶娘。姐姐、妹妹仍然喊父亲叫“爹”，喊母亲叫“娘”。

在封建社会，象嗣母这样的贞节女子是倍受社会尊敬的。三十年代武昌慈善会建立了一个慈善组织叫“敬节堂”，专门收养那些事迹突出、生活贫苦的烈女节妇到这里来供养。嗣母的事迹在乡间流传甚广，被推荐到武昌。“敬节堂”管吃、管住、管医，总之，生、养、死、葬全包。堂内还组织有各种手工劳动，如刺锈、编织、缝纫，有劳动能力者，可以参加手工劳动，收入归己，以补贴自己零用。

嗣母住进“敬节堂”后，衣食无忧，生活有了着落，在集体生活中精神上也不觉得寂寞孤独。

大约在1935年夏天，父亲下汉办事，特地把我带到武汉嗣母处去玩。此时我已有6岁多了，早已上学读书(我不足5岁上学)。正是暑假期间，高兴地跟着父亲乘轮船去武汉，去会见我从未见过面的娘。

“敬节堂”当时设在武昌黄土坡(现武昌首义路)，是一座僻静深幽的大院落，高大的门楼里面是一排排砖木结构的老式平房，绿树成荫，十分幽静。门卫制度非常森严，凡成年男子是绝对不许入内的。如家人、亲友去探望，必须到传达室讲明情况，由传达室通知被探访人出来到传达室见面。

几分钟后，里面出来了一位年纪大约40岁的妇女，中等身材，衣着朴素整洁，和父亲打了招呼，父亲要我快点喊娘。我当着她的面叫了一声娘，只见娘泪眼潸潸，泣不成声，并把我抱在怀里，儿呀、肉呀叫个不停。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个陌生的娘见我，为什么泪流满面，为什么这样亲热。

父亲和娘说了几句话，又叮嘱了我几句，要我在娘这里住几天，听娘的话，不要淘气等，说过几天就来接我回去。

娘把父亲送走后，就牵着我回到她居住的屋子。我清楚地记得，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小的房间，吃饭、用茶、用水都是大伙房供应，伙食也较好，多数是素菜，但不吃斋，有时也有点鱼肉鸡蛋。

这个院子很大，树多，有些花草，还种了一些蔬菜，很好玩。当时我幼小心灵里想不明白，这么个大院子住了上百个人，怎么都是女的，有老太婆，有和娘上下年纪的，还有比娘更年轻的二、三十岁的女人也不少，为什么一个男人也没有，连小孩子也很少见到。

在这个院子里我是很受欢迎的，年老的、年轻的都很喜欢我，把东西我吃，问这问那。她们穿得很朴素，都是青兰灰布衣服，但很干净整洁，行为举止很端庄，不苟言笑，好象很有教养的样子。需要买点小用东西也可以上街去，但要经过管理人员批准，三五成群的一道出去一道回来，个人单独外出是不允许的。

我在“敬节堂”和娘大约住了1个星期。娘每天带我玩，有时上街买吃的，有时也带着我到别人房间坐坐闲谈聊天。她们互相谈着，我只坐在一旁玩。加之声音也听不懂。只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就是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双方都很伤心。我也搞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哭，只感到这地方与外面别的地方不同，觉得蛮奇怪。

父亲在汉口办完事了，就到武昌来接我回沔阳，还买了一些吃的东西送给娘。娘也给我买了一些食品。临走时，娘眼泪汪汪送我们父子到门口，此时我不知怎么的突然鼻子一酸，抱着娘的腿大哭起来。娘和父亲也都哭了，后来还是父亲哄着我，把我拉开，3人泪眼相对，依依惜别。

这是我第一次见着这位可怜的嗣母，也是最后的一次。我们回沔阳后和娘通了几次信，后来抗日战争爆发直至武汉沦陷，父亲连续去信问候，再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了。从此兵荒马乱，音信断绝。

抗日胜利后，父亲也曾经亲自到武昌黄土坡打听，但经过日寇践踏，此地已面目全非，昔日的“敬节堂”已无踪影，人员早已各自东西，生死不明。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白了什么叫“守节”，什么叫“立嗣”。娘啊!您真糊涂!您毁灭了自己的一生，毁灭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做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但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忘记您，每年的中元节，儿媳们还为您烧一份纸钱，让您安息!让您在那个世界里不感到孤独寂寞，同其他亡魂一样，同样是有子有孙的人，同样有儿孙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