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东老师写冯积歧先生，像捧着一坛封藏多年的西府老酒，初闻只觉温厚，待抿下一口漫开喉舌，才品出那沉在字缝里、扎进黄土地底的分量——那是一个写作者把心扒开，嵌进土地与文字里的赤诚。 我最早知道冯积歧先生，是因为《村子》。这部横跨1979到1999年的长篇，像一把被老磨盘磨得发亮的刻刀，一下就剖开了松陵村20年的褶皱，也剖开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浪潮里的肌理。三个宗族、六个家庭的起起落落，农民在政策转向里的惶惑、在腰包鼓瘪间的辗转、在新旧观念拉扯下的挣扎，被他写得连汗毛孔里都透着真实。读《村子》时总想起柳青的《创业史》，想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冯积歧先生分明是踩着陕西文学前辈的脚印，把屁股扎扎实实坐在田埂上，用最笨的现实主义笔触，为那个大变革的时代立了一部农村传。他不把农民写成“样板”，也不为了催泪刻意拧巴情绪，只是把他们的哭丧、笑骂、分家时的撕扯、过年时的热乎，原原本本铺在纸上，就成了一部压得人胸口发沉的史诗。那些田埂上的泥脚印、烟袋锅里的火星子、婆媳拌嘴的碎唾沫星子，全是活着的日子。
后来再了解冯积歧先生，先是惊于他的高产，再是敬他的“死磕”。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他那支笔就像被焊在了手上。上千万字的作品，数不清的报刊发稿记录，十五部长篇，还有“省作协一年的产量抵不上他一个人”的坊间话，桩桩件件都在说，这人对文字是真“上瘾”。这年月，大家都在追快钱、赚流量，能沉下心“坐冷板凳”的作家没几个，冯积歧先生却像关中平原上的老黄牛，埋着头在文学的地里拱，不抬头看别人跑多快，也不惦记田埂外的热闹。后来当了省作协副主席，他还是躲在那间堆着书的小屋里，喝茶、读书、写东西，外界的头衔和热闹，好像半分也钻不进那扇门。这份纯粹，在当下比金子还金贵——那是把文字当命，不是当敲门砖。
真正读懂冯积歧先生，是从张耀东老师写的那些碎细节里。他两个书房堆得满满当当全是外国文学，说“很少看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这份刻意的疏离，不是傲慢，是清醒——他怕陷进当下的写作套路里，怕被同一种腔调磨钝了笔，于是站在远处看，反倒把自己的文字磨出了棱。他耗了六年心血写的《渭河史》，因为碰了“红线”被叫停收回，那种疼，不是丢了一本书的疼，是自己的肉被剜掉一块的疼——只有把文字当骨血的人，才懂那种遗憾。最戳人的还是那三碗岐山臊子面。待客的“最高规格”，不是海参鲍鱼，是亲手擀的面、亲手调的汤，酸香的汤汁飘着油花，就像他的文字，看着糙，咬开全是滚烫的真心。冯积歧先生是从黄土里拱出来的，脚底板的泥没洗干净，骨子里的憨厚就不会变，走到哪儿，都是那个蹲在田埂上吃面的关中汉子。
冯积歧先生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没写完的长篇。当过村干部，跟着老支书蹲在大队部啃过冷馍；上过作家班，在西安的教室里听过教授讲文学；做过编辑，在编辑部的台灯下改过夜校学生的稿子；还挂职当过县委副书记，在县城的机关院里喝过寡淡的茶水。如今住进了省直机关的大院，可那些在土地里滚过的日子、和农民蹲在墙根扯过的闲篇，全成了他笔底的活泉水。他写农村，不是站在田埂上往下看，是钻进农民的棉袄里，用他们的眼睛看天，用他们的粗嗓门说话。他知道农民为啥为了半袋麦吵架，知道他们拿到第一笔打工钱时的手抖，知道他们对着村口老槐树发呆时想啥，所以他的文字才带着体温，像刚从灶膛里掏出来的烤红薯，烫得人攥不住，却暖得人心头发热。
现在，他的短篇小说登上了美国的文学期刊，这是对他最好的褒奖。好文字从来就没有国界，就像黄土地上的风，吹过秦岭，也能吹到大洋彼岸。冯积歧先生没成那种家喻户晓的“明星作家”，可正如张耀东老师说的，“是金子总会发光”。那些沉在纸页里的文字，那些扎在土地里的故事，就像埋在黄土里的秦砖汉瓦，日子越久，越能看出分量。
冯积歧先生值得人敬重。他敬土地，所以能写出《村子》这样的活历史；他敬文字，所以能攥着笔写一辈子；他敬人心，所以在这个浮躁的年月里，还能守着一份笨功夫。他是陕西文学的一块硬骨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里的一股实诚劲儿。这年月，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作家——不耍花架子，不搞虚名堂，沉下心，写脚下的土，写土里的人，写那些热气腾腾的、活着的日子。
愿冯积歧先生的笔永远不钝，写出更多沾着黄土气、带着人心温度的文字；也愿更多人能读懂他的文字，读懂那个从黄土里走出来的作家，对土地的恋、对文字的痴，还有对这个世界的、掏心窝子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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