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代的乡愁
文/ 湛宣和
脚下的路还是老样子，土坷垃混着碎草，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一代人的记忆里。风从沟沿吹过来，带着田埂上的麦香，也带着心里头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沉。我们这代人，怕是要成了家乡土地上最后一批带着泥味的根了。
记事时，全村人都住在土窑里。窑洞门口的碾盘转了一年又一年，生产队的钟声一响，男女老少扛着锄头往地里去，说说笑笑的，活计虽不轻，倒也不觉得熬。那时候土地是集体的，收了粮食大家分，窑洞是祖辈传下来的，冬暖夏凉，墙皮上糊着旧报纸，日子像窑洞里的灯光，昏黄，却安稳。
变故是从窑洞开始的。先是哪家的窑顶掉了块土，接着是雨后墙根塌了角，地壳像是在悄悄翻身，住了几辈人的家，忽然就成了悬着的心。我们这代人，便开始了第一遭苦。打胡基、脱坯、和泥、起墙，白天在地里挣工分，晚上借着月光盖土房。手掌磨出了泡，肩膀压出了痕，总算把土坯房立在了窑边，以为能安稳住上几十年。
可土地又分了户。一夜之间，田埂划清了界限，家家门口多了锄头、镢头，还有那把磨得锃亮的抐铣。深翻土地的日子开始了，天不亮就下地，月亮出来了还在挑土肥，一家比一家的地翻得深，一家比一家的肥堆得高。全是人力，腰弯得像张弓，汗水砸在地里，能洇出个小坑。累到极致时，躺在田埂上，看天上的云慢慢飘，心里就一个念头：多打些粮食，让娃们别再受这罪。
辛苦没白费，仓里的粮食满了，手里也有了闲钱。土房又不够住了，便拆了重盖，换成砖瓦房。红砖墙，亮瓦顶，站在村口一看，一排一排的，像是日子开出的花。可也就是从这时起，贫富的影子悄悄显了出来。有人盖起了带院的瓦房，有人还住着半旧的土房，于是，“出外打工”成了新的口号。
年轻人背着包往南走，广东、深圳，那些只在收音机里听过的地名，成了他们闯荡的战场。我们这些上了点年纪的，就在本地找活干。砖厂里，光着膀子装窑出窑，汗水混着砖灰，成了泥人；石山上，抡着锤炸石头，震得耳朵嗡嗡响；煤矿里更不用提，黑黢黢的巷道里，呼吸都带着煤渣。就为了多挣点钱，把瓦房换成平房，再换成楼房。
楼是盖起来了，瓷砖贴得亮堂，家具摆得齐整，可身上的零件也开始锈了。腰像生了锈的合页，直不起来；腿像灌了铅，走几步就喘。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那些叫不出名的疼，缠上了我们这代人。医院成了常去的地方，药片子成了随身带的物件。才惊觉，一辈子都在跟土地较劲，跟日子较劲，最后，却没赢过岁月。
老了，反倒更恋家了。坐在楼房的阳台上，总想去田埂上走走，闻闻新翻的泥土味；听见邻家有什么事，就想过去搭把手帮帮忙。可放眼望去，田里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大多在城里安了家，过年回来住几天，嫌村里冷，嫌厕所不方便。他们的孩子，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分不清麦子和韭菜，更不知道“抐铣”是啥物件。
有时候会想，我们怕是这村里最后一批真正的“家乡人”了。孩子们、孙辈们，他们会散落在全国各地，在写字楼里上班，在小区里生活。我们这儿的方言，那些带着土味的腔调，怕是要慢慢淡了，最后都变成了统一的普通话。“七大姑八大姨”的称呼，或许会被“亲戚”两个字代替；过年时的蒸碗、炸糕，怕是要被外卖和速冻食品取代。
他们不会懂，为什么我们总惦记着田埂上的风，为什么看见窑洞的残垣会落泪，为什么吃一碗家乡的面会觉得比山珍海味香。他们没有过深翻土地的累，没有过盖房时的苦，也没有过守着土地盼丰收的盼。他们的乡愁，怕是要淡成一缕烟，风一吹就散了。
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落在这条走了一辈子的小路上。远处的田野里，麦苗青得发亮，可谁知道，几十年后，还有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弯腰在这片土地上，把汗水洒进每一寸土里？
风又吹过来，带着点凉意。这算不算一种悲哀？或许吧。只是这悲哀里，也藏着我们这代人独有的骄傲——我们用一辈子的力气，把家乡从土窑洞变成了楼房，把日子从紧巴巴过成了亮堂堂。至于后来的事，就交给后来的人吧。只是每当想起，这土地上再也不会有我们这样的人，心里就像空了一块，有风，呼呼地吹。
湛宣和，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人，1960年出生，高中毕业，1979年11月入伍，1984年元月复员，一直务农打工。2019年随儿子进城，现住西安市未央区龙首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