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这 一 辈 子

文/贺鸿滨

       这个日子落在今天，3月8日，农历正月20，父亲的91岁生日。母亲在年前就开始辞客——他们在长沙望城区的养老中心住着，地方大，却接待不了那么多亲朋好友。可亲戚们还是来了，赶在春节里，说是拜年，实则是提前给父亲祝一寿。养老中心的小会客室里，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水果摆上来又撤下去，母亲絮叨着“不该来这么多人”，眼角却是弯的。

       父亲坐在沙发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听人说话时微微侧过耳朵。他听力不如从前了，但眼神还清亮，偶尔插一句，还是几十年前的老腔调。

       有些事，他自己不大提了。我们做儿女的，却记得清楚。

       父亲早年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文章。十二三岁从家里拿了几升米偷偷跑出去参加革命，曾在中南局给于明涛同志当警卫兼秘书。于明涛喜欢他，不只是因为警卫当得周全，更因为这年轻人能耐——字好，文笔也好，笔记记得更好。后来中南局选文联主席，竟把父亲选上了。他没去履职，那时候的革命青年，哪有心思搞什么文联？满腔热血都扑在新中国建设上。

       再后来，父亲去了铁路建设指挥部，去了农村建设指导组，去了工商联改造办公室，当过公私合营的公方代表，做过中南局驻广州办事处的主任。1958年“反右，父亲下放耒阳。父亲从不抱怨，只偶尔在饭桌上说一句：“国家的事，总要有人干。”

       “文革”来了。父亲写了“1到10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是个要命的活儿。后来的事，他不愿细说，我们只知道他挨了整，吃了苦。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平反那天，组织上的人摊手说：档案找不着了，重立吧。又说：您不可能十二三岁就参加革命，工作年限就从一九五○年算起吧。

       父亲点头了。他没争，没闹，没要说法。母亲后来埋怨他，他只说：“平反就够了，档案丢了就丢了。”

       那时候不觉得，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一点头，父亲的退休待遇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可他不在乎。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律师，又读过列宁大学（夜校），底子厚。退休后给人写状纸，给农民工免费打官司，省电视台来采访，他摆摆手：“有什么好拍的？”记者追着问，他才说了一句：“我有退休工资，还有律师业务，够用了。人家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能帮就帮一把。”

       八十岁以前，父亲的案头常年堆着卷宗。有的是邻里纠纷，有的是劳资矛盾，有的是告状无门的苦命人。父亲一份份看，一笔笔改，有时候熬到深夜。母亲念叨他：“都退休了，比上班还忙。”父亲抬头笑笑：“人家找上门来，是信得过我。”

       我们兄弟姊妹4个，都在平凡岗位上，没出过大官，没发过大财，但也没一个犯过错误，没一个受过处分。父亲从不跟我们讲大道理，只是有一年春节，他喝了两杯酒，忽然说：“我这一辈子，给你们攒下的钱，够你们打下经济基础了。你们在外面，别给我丢人。”

       第三代长大了。孙辈最低都是研究生毕业，有的在行业里做到了高管，有的是顶尖人才。过年聚在一起，一屋子读书人，父亲看着，不夸，只是慢慢地说：“书念得好，还得把人做好。”第四代，正茁壮成长。

       这些天回长沙，我和妻子常开车去看望父母，养老中心的小房间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父亲坐在窗边，翻着一本旧书。窗外是湘江，江上有船，缓缓地走。我忽然想起他年轻时的事，想起那些年他跑过的工地、写过的材料、帮过的人。想起他说“档案丢了就丢了”时的平静，想起他八十岁还伏案写状纸的背影。

       父亲这一辈子，好像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那些小事，一件件加起来，就是一个时代。从湖南和平解放，从解放初期的青春火热，到“文革”的苦难，到平反后的释然，再到晚年的安详。他没被时代裹挟着走，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得稳，行得正。

       今天的正月二十，父亲九十一了。亲友们来拜年，说的都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父亲笑着应，那笑容和年轻时一样——温和、宽厚，带点不易察觉的倔强。

       我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书念得好，还得把人做好。”

       父亲，您这一辈子，书念得好，人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