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朱海燕
写自己的母亲，似乎很难找到发生在母子之间的动人细节。当她走进我记忆的那个瞬间，她是以大舅妈的身份出现的。母亲，二婶，三婶妯娌三人，在我心灵的天平上，是一样的重量。但母亲干活、做家务，远不如二婶、三婶做得那么干净利落，所以，奶奶与二婶、三婶总说母亲干活办事废物的很。
母亲没在灯下给我缝补过衣服，没有拉扯着我去姥姥家走过亲戚，更没有在饭前，听到她喊我的一声含有温热的呼唤。17岁，当我从姑妈家回到母亲身边时，我没有喊过她一句娘，也没有称呼她一声妈。不喊也就不喊了，我与母亲都没有把这事作为衡量感情的砝码，母子之间的血浓于水的感情，被精美地装订在一个家里。我踏着她的血脉，走到她签署的水位，以儿子的光速，扑进她的怀抱。17年隔离后的融合，我与母亲都懂得这迟到的母子之情的珍贵。
母亲走进我记忆的那一刻，是姥姥在一个雪雨天踏着泥泞来我家，她一路不知跌了多少跤。来到后，母亲见状难过得嚎啕大哭。我问奶奶：大舅妈哭啥？奶奶说：她娘在路上摔跤了，摔了一身泥，她痛得哭呵。母亲骂她弟弟为啥不送姥姥。母亲的弟弟，是我的大舅，在阜阳县王人区工作，因为参加工作较早，乡亲们管他叫小区长。
第二天，舅舅来了。母亲数落舅舅一点也不留情面，她喊着舅舅的乳名，你是不是把娘板了，不要娘了？你那个不省事的老婆是不是给咱娘气受了？雨雪天朝我这里跑？摔断胳膊腿怎么办？掉到濠里怎么办？你这个没良心的，不配做国家干部！我无法描写母亲当时愤怒的心情，像一团烈焰在心里燃烧着，又像严冬的厚冰积在心头，当着舅舅的面，她要彻底地清除出去。我知道那是一腔对姥姥的爱，把母亲的心绞痛了。她一边数落舅舅，一边又痛哭起来，眼睛因为流泪多了，红肿了一圈。舅舅本来是个铁嘴鸭子，能说会道。这时，一句也不辩解，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姐，是我不好，是我不好。今天早晨到家，见咱娘不在，我不放心，不是来了吗？舅舅频频点头，连声认错。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了母亲。
爷爷对我说，你那个黑脸舅舅，谁都不怕，就怕你母亲。当年你舅找媳妇，领导和亲戚朋友都不同意，就是你母亲支持了这门婚事。
舅舅的媳妇，出生在一个有钱有地的大家庭里，娇生惯养，又是个美人坯子，在我们那一带如云天里的仙子。她父亲是个极其反动的家伙，蒋介石退却台湾时，他鼓动一些有钱有势的人，跟蒋介石去台湾。结果他没有走掉被抓了回来，不仅划了地主成份，还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女儿性格刚烈，见父亲被枪毙了，觉得活得没什么意思，便跳河自杀。这时，正逢腰别手枪，被人们称为小区长的舅舅路经那个村子，把这位寻死觅活的姑娘救了下来。这姑娘为报答救命之恩，非要嫁给舅舅不可；舅舅见女孩长得漂亮，便非要娶她不可。女的一旦爱上男的，那股韧劲，九头牛也拉不回；男的若爱上女的，那种火热，就是吃冰凌条子也不能降温。能让他们两个年轻人相爱吗？当然不能！舅舅是区里的领导，你不找贫下中农的女儿，偏偏去找反动地主的女儿，而且又是一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女儿，这还得了。党性到哪里去了？还有没有阶级立场？批评我舅舅的党内会议与党外会议，虽然我不在那个历史的现场，但那现场的情景是可以想象出来的，肯定说他被糖衣炮弹击倒了，中了反动阶级的美人计了。对舅舅组织上没少做工作，但舅舅与那个姑娘，爱得死去活来，已经是王瘸子的腿扭了筋啦，一个非她不娶，一个非他不嫁，就是开除党籍与公职舅舅也要与那位姑娘结婚。为此，王人区的领导，跨区跑几十里，找到我父亲和母亲做舅舅的工作。母亲未等父亲说话，就发表意见支持舅舅。母亲说，我那弟弟脸黑的跟锅底一样，能找个地主的女儿，就是八辈子烧高香了。为公家做事，也不能当一辈子寡汉条子吧？历朝历代，谁不想促成一段婚姻，哪有棒打鸳鸯的？组成一个家，不就是男人找女人，或者是女人找男人吗？哪有那么多秧秧绊绊的事？母亲又对舅舅说：你想好了，传宗接代，生儿育女重要，还是你当官重要？要想找这个好媳妇，你要有回家打一辈子牛腿的准备，跟咱爷咱爹一样当农民去。
在舅舅孤寂无援的时候，母亲一番话，恍如进入爱情的仙阙，又像抓住了一个希望的温暖之梦。最后他选择了与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女儿结婚。舅舅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党察看两年，职务降低一级，做了区财政所所长。过去，舅舅说话办事像一只昂首挺胸的小公鸡，因为婚姻这事，他的为人处事一切都变了，说话总是低声细语，办事总是战战惊惊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摘掉了，舅舅才算摆脱了这场婚姻带来的重压。他战栗的心，走过30年的长夜看到了天光。由于当年母亲支持了这桩婚事，舅舅以及舅妈对母亲一辈子总是言听计从的。
第二次母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那十年的风雨运动中，我在父亲一文中已经记述。解放后，上级有关部门给父亲配发一支手枪，在那场运动中，这支枪给我这个家带来很多麻烦，两个造反派都想得到这支枪，成天抄家搜寻。这枪若是落到他们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为此，父亲带着我，掖着枪，到处跑反逃难，东躲西藏。最后，母亲说，别躲了，我把枪放起来。父亲把枪交给母亲，谁也不知道她把枪藏到了什么地方。那时，大哥在部队当兵，我和二哥都有玩枪的瘾，夜深人静时，我们问母亲，把枪找出来看看。母亲总说，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二哥说，别看母亲不识字，做地下工作在行得很，谁都甭想从她嘴里抠出一点秘密。待那场运动稍稍安定之后，母亲把那支手枪找了出来，还是那样乌黑锃亮，没有一点锈斑。父亲很快把它交给了上级组织，平安的日子开始拧亮，正常的家庭秩序又潜回到墨绿的春天里。
回到母亲身边后，不久我入伍了。加之在部队提干，且日常又有些稿费，经济上宽余多了。每次探家，我给母亲钱，她总是不要，说，你爸的工资足够我们用的了，你把钱给姑父姑妈，生身没有养身重，照顾好他们，比照顾我们重要。
我这一生在母亲身边只过了两个春节，第一次是她生我的时候，那天是除夕夜，不仅母亲、父亲、爷爷、奶奶、二叔、二婶及三叔为我的诞生而庆祝，我把中华民族响彻在那晚的礼炮与烟花，都视为是为我的出生而祝贺。那个春节，我是用哭声，为我亲爱的母亲行拜年礼的。之后，在未离开故乡的近二十年里，我的每一个春节，都是伴陪着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的姑父姑妈。即便是在那惨无人道的运动中，春节我在姑父家的出现，都减轻了寒冬压在姑父那微驼背上的风雪的压力。
第二次与母亲一起过春节，是1986年春节，我由苏州的学校回乡过年，本应年三十赶到姑母家的，可年二十九那天，我突然发起高烧，不得不在母亲身边过年。就是这么一个小事，母亲还让大哥跑到姑父家说明不回去过年的理由，她生怕一丝一毫的大意，伤害了妹夫与妹妹的心。在母亲身边过第一个春节时，我还没有思想，当然无话可说。在母亲身边过第二个春节时，作为一个笔耕者，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回想人生走过的三十个春秋，一个季节绿了，一个季节又黄了，一年一年走过，身后一片苍茫，在哪一天里，我没喊过一句娘的母亲，不会想到我呢？而她却没有享受过一天我给她的好日子。
母亲是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度过一生的，她最远去过的地方是县城，二哥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一度时间他把母亲接到县城，她过不惯，说住楼房头晕，二哥只好把她送回乡下。但母亲的脚与她的心，一生都在长征，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母亲的长征，是走在去姥姥家的路上。十里路，在春天的泥泞中与冬天的雪雨里，她深一脚浅一脚地种满孝心。从五十岁到八十岁，母亲的长征，是走在去女儿家的路上，十二里路，她踩出太阳，踏凉月亮，把爱播在女儿的屋前屋后。但母亲每个夜晚也在长征，她每个梦都走在去五个儿女家的路上，她为儿孙们操碎了心，比走千山万水还远、还难。
有一年母亲病危，我接到哥哥的电话，急忙赶回。那时母亲已不能语言，见我立在她的病床前，老泪纵横，手动着，流着口水的嘴巴呜啦呜啦喊个不停。父亲问她，你是说啥？父亲问什么，她摇头否认什么。哥哥问什么，她摇头否认什么。病床前的人都急得没办法，她到底要说啥啊？我贴着她耳边问：是问北京的孙子吗？她点点头。我说，孙子在上学。他很牵挂你，祝您早日恢复健康。这时，她不再说什么了。她心就是这么博大，可以包容天地，可以穿透时光，可以覆盖儿孙。那时，医院的几个医生都守在母亲病床前，他们一致认为母亲不行了，让我们为她准备后事。我问二嫂，母亲几天没吃东西了？二嫂说，有一个星期了，光靠吊水维持生命。我说，母亲不会走，她会恢复过来的。我倒了几十粒深海鱼油，用开水搅成糊状，喂到母亲嘴里，几天后，她渐渐活过来了。她又活了整整十二年。我的母亲必须活下来，自从我的生命张挂她那猩红的体内，本身就翻开一部传记，我们母子之间还未有过一次深情的沟通，这部传记我怎么去写啊？我不得不用几瓶来自外国的深海鱼油，撕碎披在她身上的那件血衣，用生命春风的绿色去拓宽她晚年的道路。
又一年，我回乡探亲，母亲立在院子里，像一根百年将枯的树桩，西风卷乱她额头的白发，如树梢上缠绕的一把乱麻。一根拐杖，支撑着不到六十斤的体重。全是骨头的手，把那根拐杖握成厚重的沧桑。当我站在母亲面前时，她陌生地仰面看着我，问我：你是谁？二哥代我回答：是三弟回来了！我想喊她一声娘，但哽咽的喉咙，封住了泪水般的声音。此时的母亲，已被岁月风干，风干的身躯整整使她矮了半尺多，她把青春的水分无私地挤干了，倒给家这条河流，孕育出儿孙成群的两岸花香。她那仅到我胸口的高度，是最伟大的高度，是我们这个家的大江之源，流出若干条大河小溪，让生命在通向远方的旅途上游走四方。
小弟跟我说，母亲和别的母亲不一样，别的母亲愈老愈糊涂，而母亲愈老愈清醒，人情世故什么都懂。母亲九十而终，当医院对她的生命作出最后判决的时候，她已无法坐车，只好四个人用床抬着往家走。大哥在路上给她叩个头：娘，你无论如何要挺到家啊！若是在路上走了，我背不起不孝之子的名声啊！母亲微微睁开眼，她用目光读懂了大哥的那个叩头，读懂了大哥的哭声。从医院到家的路上，那是鬼魂布满的舞台，但那不是母亲要去的地方。当把她置放在大哥的堂屋里时，母亲用最后一寸长的力气，吐出三个字：我走了……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