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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的“非典”比病毒更可怕
——读冯积岐《非常时期》
文｜彭小宁
近日，我以一位文学爱好者的虔诚，捧读了著名作家冯积岐老师的又一长篇小说《非常时期》。这部以2003年“非典”为背景的作品，并没有将笔墨过多地泼洒在对抗疫情的激昂战歌上，而是把锋利的目光，投向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陕西农村的人心、人性和人欲。
暮色开始聚拢时，我终于合上书页。那一刻，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读者，心久久无法平静，这或许不是现实，不是人性，不是生活最真实、最裸露的模样。只是小说，是虚构，是假设。但老师却用钢刀般的笔尖，剥开了我心头的那层迷雾。
窗外，街灯次第亮起，眼前，我的眼前，还晃动着松陵村的老老少少——戴口罩的村干部、惶恐不安的村民、在情欲与伦理间挣扎的男男女女。老师一语道破：“瘟疫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精神和灵魂上的疫情。”
作为一名和泥土为伴的文学新人，我有幸拜读过陈忠实老师的厚重，读过莫言的磅礴气势，读过余华的娓娓道来，但冯老师给我的感觉总是不一样。他的文字细腻，比喻总是恰到好处，像关中平原上收割后的麦茬，看着平实，踩上去却扎脚，扎得人生疼。陈忠实评价他“解决了一个成熟作家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完美过程”，而《文艺报》的评论家们则震撼于他的语言——“黑夜像狗一样蹲在破窑里。”这样的表述“绝对是先锋的、尖锐的。”带着这些评价读《非常时期》，我真正体会出老师语言的魅力和其独特的味道。
一、权力：像冬天的白杨树，看着挺立，底下却扎着贪婪的根
老师写权力，写得狠，更写得准。他笔下的乡村干部，不是脸谱化的坏人，而是在“非常时期”被权力慢慢侵蚀的普通人。书中有一个细节让我过目不忘：封路、排查、隔离，这些防疫手段我都经历过，它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人，可这种所谓的保护到了某些人手里，却成了拿捏人性的工具和法码。老师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那些干部戴着口罩，“仿佛也戴上了无形的面具”。口罩遮住的不仅是口鼻，还有良心；面具后面藏着的，是在恐慌中膨胀的私欲。
读到这里，我想起老师在《母亲泪》中写过的童年记忆。1958年大跃进，他五岁，母亲因出身不好被生产队干部“拔了白旗”，罚去公社大院拔草，“在公社大院里拔了一整天草，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傍晚时，才被‘赦免’了”。母亲回家后，只是“喝了一大碗凉水”，“看了看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那个年代，权力就是这样——它可以随意地决定一个普通女人要不要被惩罚，要不要被“赦免”。老师是在这样的目光中长大的，所以他懂得权力的冰凉，懂得被权力碾压时，人连哭都哭不出来的凄凉滋味。
在这本《非常时期》里，老师把这种人性的体验写得非常透彻。那些村干部在“非常”氛围中获得的权威，就像冬天的白杨树，看着挺立在寒风里，可底下扎着的，却是贪婪的根。他们借着政策的东风，去解决平日里解决不了的私人恩怨，去占有平日里不敢奢望的利益。老师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去批判，去评价，他只是冷峻地剖开，在恐惧面前，人性有多容易被权力俘获。
著名评论家李星说过，冯积岐的作品里“有一股死亡的气息争先恐后的向外延伸”。我想，这“死亡的气息”，有一部分就来自权力的异化——它不是在杀人，是在慢慢将人的灵魂窒息。
二、欲望：像山坡上的野草，越是恐慌，长得越疯
《非常时期》里最让我震颤的，是老师对情欲的书写。在“非典”的阴影下，在死亡的威胁前，那些平日里被压抑的欲望，像春天的野草一样疯长起来。书中有一个片段，写的是李红娟对姑夫金斗的复杂情感。金斗是大弯村的党支部书记，是那种“用看似谦恭遮住了骄横，用看似内敛掩饰着粗野”的男人。老师写他，“威严得有点冷漠了，好象山上的青色石头一样耸立在冬天的雪地里，不用摸，看一眼，心里就发冷”。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期，却成了权力与欲望的交织点。
李红娟的回忆里有一段极美的文字，写的是她小时候看到母亲和“三哥”坐在山坡上：“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白白的云，蓝蓝的天。那蓝天，那白云，仿佛是昨天晚上才生成的，象春草从解冻的山坡刚浸出的嫩芽，十分新鲜。天蓝，云白。这蓝天白云仿佛是妈妈和她的三哥独有的物件，他们可以随意揽在怀里。妈妈的头偎在三哥的肩头上，两个人象粘在一起的树叶子。花艳。草绿。几头牛在不远处啃着草摇着尾巴；牛的尾巴甩上脊背，拂了拂，拂了拂，再甩下来……”
这段描写美得让人心颤。可紧接着，老师笔锋一转：“妈妈出走了。妈妈是和她的三哥一起出走的。”那年李红娟九岁，弟弟才两岁半。妈妈一走，“弟弟就哭着喊妈妈，白天哭，晚上也哭，声音哭哑了，还在哭。弟弟不哭了，爸爸开始哭”。欲望的背面，永远是破碎的家庭和流不完的泪。
我在想，老师的高明在于他没有简单地谴责欲望。他让李红娟长大后也陷入了类似的纠葛，让她在姑姑的丈夫金斗身上，重演了母亲的悲剧。这是人性的轮回，是欲望的宿命。就像书中说的，“爱总是和恨连结在一起，就象生和死相随，猫离不开腥味一样。”
贾平凹曾经评价老师时说过，是“困难和文学造就了这个人”。我想，正是因为他见过太多乡村里的悲欢离合，才能把欲望写得这样透彻——它既不是纯粹的恶，也不是纯粹的罪，它只是人性里那股最原始的力量，在“非常时期”脱缰而出，最后把所有人都拖进深渊。
三、精神疫情：像炸山的石头，堵住的不是路，是人心
这本二十万字的小说，我是用了三个下午的时光，一字不落地从头读到了尾。它的高潮部分，是大弯村有人炸山堵路，阻止疑似病人进村。老师写那段，笔法像纪录片一样冷静：山头被炸开，“新茬口仿佛一个人的脖颈上被谁咬了一口”；石头堆在路上，“象一个山包”。可真正让我心惊的，不是炸山本身，而是炸山之后的人心。
村支书金斗得知情况后大发雷霆，骂道“狗日的本事大的很”，他要“挨家挨户排查”。而策划炸山的牟天太，却躲在暗处，对几个参与者说：“我一人做事一人担，你们都不要怕。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啥事没有经见过？他们把大弯村人逼到这地步了，堵个路算个啥？逼急了，杀人放火的事也能做得出来。”
这段话又让我再次脊背发凉。在恐惧面前，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极端的？老师给出了答案：当外部威胁来临时，人会把所有的焦虑、愤怒、无助，都投射到一个具体的“敌人”身上——那些素不相识的“疑似病人”。炸山堵路，堵的不是路，是人心。而人心一旦堵上了，就会比病毒更可怕。
书中县委书记唐永兴说的一句话，像一道光，照亮了这黑暗：“温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有些干部象和尚一样念歪了经，制造矛盾。或者，简单粗暴，使矛盾激化了。”这话既是说给书中人听的，也是说给我们这些读者听的。
老师坎坷的人生经历，让他对“人心堵上”这件事有着切肤之痛。在《我的农民父亲母亲》一文中，记载了他少年时的一段往事，每每读到，都让我心酸，以至泪眼婆娑。因为家里困难，大年初一，母亲带着他去邻村讨饭，走进一家院落时，这家的男主人正好吃完饭，打着饱嗝从厨房出来，看见庭院中站着衣衫褴褛的他们母子后，返身去了厨房，把一块冻得像砖块依的搅团，扔进门口的猪食盆，然后高傲地说，想吃自己去捡，母亲窘迫着脸，低下头伸手从猪食盆中捞出那块辱没人性的搅团，用衣袖擦了擦，塞进了他的手……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老师能把那种被歧视、被侮辱的感觉写得那样真切。因为他自己就是经历者，是那个把屈辱“悄悄地吞咽了下去”的少年。所以他懂牟天太们的愤怒，懂那些在“非常时期”走向极端的人，心里堵着的是什么。
四、结语：文学是他的“癌症”，只有死亡才能控制
读《非常时期》，我常常想起老师说过的那句话：“写作是我的癌症，只有死亡才能控制我的写作。”这话听起来绝望，细想却充满了力量。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不是选择，是宿命。他必须写，就像人必须呼吸一样。他的活着是为了写作，他的写作恰是为了活着。
喜欢老师的文字，他自有一种独特的质感。不是那种光滑的、让人舒服的文字，而是粗粝的、带着泥土和血汗的文字。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段建军评价他“用文学的语言对生活进行切割，再对生活进行重建”，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都“充满了巨大的心灵的张力，让你揪心、让你无法平静下来”。这话说得真好。《非常时期》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不让你平静，它让你揪心，让你在合上书页之后，还在想那些人的命运。
疫情会过去，当然会过去，封禁会解除，肯定会解除。但那些在“非常时期”里被权力腐蚀过的心、被欲望撕裂过的家庭、被恐惧堵住的人与人之间的路，还能回到从前吗？老师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诚实地告诉我们：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这让我想起小说结尾处的一个细节：非典疫情过去了，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但那些在“非常时期”发生的背叛，留下的裂痕无法弥合；那些被权力扭曲的关系，已经变成了新的疙瘩，长在了日子的肉里。生理上的病毒被战胜了，但人心里的病毒，才刚刚开始肆虐。
正如陈忠实先生评价这部小说是“一部确凿令我感受到心里震撼的长篇小说”。我想，这种震撼就来自于冯积岐毫不掩饰的真实。他写的是陕西农村，但映射的却是整个中国人在面对突发灾难时的精神图谱。他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弱点就像潜伏的病毒，平时无症状，但在免疫力下降的“非常时期”，就会爆发成病。
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我感谢冯积岐老师的诚实。在这个习惯遗忘的时代，在这个荒谬的时代，他选择做那个执拗的掘墓人，挖开人性的坟墓，让我们看清里面埋藏着的挣扎与丑陋。他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非常时期”，不是日历上划定的某段日子，而是人性失守的每一个瞬间。小说最后一页合上了，但那些在“非常时期”里挣扎过的人物，还活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提醒我：灾难终将过去，但如何守住内心的伦理底线，如何在恐慌中保持做人的尊严，是一辈子都要修炼的功课。
窗外，灯光闪烁。但我心里，却下着一场磅礴大雨。这场雨淋湿了松陵村的那些人，也淋湿了读这本书的我。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不给你答案，但它让你看见。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看见在下一个“非常时期”来临时，我们心里，会不会也有一场疫情，正在悄悄蔓延。
彭小宁，陕西岐山人，退役军人，宝鸡市作协会员。曾在《作家文摘》、《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西安日报》、《城市金融报》、《陕西农村报》、《文化艺术报》、《兰州晚报》、《商洛日报》、《宝鸡日报》、《城市经济导报》、《澳门特区经济报》、《百姓文学》、《文学陕军》等报刊媒体有散文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