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吴有恒在其主持复刊的《羊城晚报》上发表《记朱光市长去派出所事》，迅即引发读者强烈共鸣 。其女后来忆述：儿时只知广州市长名朱光，并不谙其履历；直至1980年父亲刊文追忆上世纪50年代初往事，方知这位老革命家的赤子情怀。彼时，吴有恒任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与朱光市长同为僚友。

      一日，朱光对吴有恒说：“昨天真窘，被带到派出所了。”吴忙问缘由。原来当时市委有规：私事外出，不得动用公车。朱光便自购摩托车，让孩子学驾驶。某个周日，他坐在后座，由孩子驾车入市。途中，交警截停核查，发现少年未持驾照，属违章驾驶，遂要将二人带往派出所。朱光问：“我只坐在后面，也算犯规吗？”交警答：“正该警诫你。你是大人，应知交通规则；他还是孩子。”朱光默然，随交警前往。

        派出所登记姓名、职业，方知他是广州市长，众人相顾愕然。朱光当即坦言：自己身为监护人，纵容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确属违规，民警的警诫与教育完全正确，他诚恳接受。依规训诫后，他才安然回家。听罢经过，吴有恒不禁大笑，朱光亦哑然失笑。

       朱光仪表端方、气度雍容，任市长期间威信卓著；而此番无意违规，在民警面前竟如犯错孩童般忸怩，向吴有恒述说时，语气仍怯生生的，恭谨戒惧，唯恐有失。读者想见其局促情状，自然忍俊不禁；而他唯有哑然，那一刻，他真如淳朴少年。

       吴有恒此文，以褒扬之笔记录朱光市长违规被带往派出所、诚恳接受训诫的经过，既彰显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的风范，也暗含对少数干部犯错后拒不认错、搞特殊化的批评。

       文中，吴有恒特意点出：人民最喜爱的，是犯了错能认识并改正的市长。此言既合情理，亦切现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亦能获群众理解。关键在犯错后的态度：是虚心接受、立行立改，还是讳疾忌医、甚至打击报复？正直有为的官员必取前者，脱离群众的官员常陷后者。朱光口碑与政绩皆著，面对基层民警的批评，尚且“怯生生的，敬敬戒戒，若恐有所不足”，这份不安，正是对自身过错的敬畏。

      反观当下，少数官员听不得群众批评，或一触即跳，或打击报复，这是典型的“官场病”。此病不除，一害事业发展，二损党和政府公信力，三毁自身前程。近年来一些落马官员，其堕落轨迹中，“听不得批评、容不下监督”是重要诱因。须知，监督是权力的“防腐剂”，批评是干部的“清醒剂”。领导干部唯有把监督当作爱护，把批评当作镜鉴，习惯在监督下用权、在批评中成长，才能始终与人民同心，行稳致远。

        以杂文表扬歌颂新生事物、彰显时代正气，是吴有恒杂文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朱光留粤工作，先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为叶剑英元帅副手；1954年升任广州市长，在城市改造与民生建设中功勋卓著。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时任市长的朱光以《望江南》词牌创作《广州好》五十首，以亲笔书法连载于《花地》副刊，配岭南美术家插图，一诗一图，图文并茂，广受读者赞誉 。

五羊雕像下，朱光所作《广州好》刻于石上。

      《广州好》真实全景式展现广州的千年历史、沧桑变迁，歌颂新中国成立后广州日新月异的面貌。朱光在自序中写道：“在这十年中，我和广州市同胞朝夕相处，甘苦共尝，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同志们严格监督，幸免陨越。因此，广州市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使我无限热爱。我要赞美它，歌颂它。大家都说广州好，我同样要说广州好；并坚信，广州市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丽，大家一定会生活得更加幸福！”该诗集1959年1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初版，2011年10月花城出版社再版，至今仍为岭南文化经典。

       打倒“四人帮”后，吴有恒重拾杂文创作。他谦称：“我也写杂文，有心学鲁迅，但学得不像。不象他那样思想明确，学问渊博，文彩缤纷。这是很难的。不过，只要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我也已经满足了。”事实上，他的杂文深得鲁迅战斗传统精髓：既以匕首、投枪般的锋芒暴露旧思想、旧观念，也以银针、解剖刀般的温情褒扬新生事物、疗治社会积弊，做到褒贬有度、刚柔并济。

      广州，祖国南大门，中外海上交通枢纽，近代中国革命策源地，华侨之乡。改革开放后，广州更成为中国最早的开放窗口，四季繁花似锦，素有“花城”美誉。吴有恒作《广州赋》，以杂文之体、满腔热忱歌颂这方热土：

       “广州者，古之楚庭。昔屈原《离骚》云‘朝发轫于苍梧’，庄子《逍遥游》谓‘鹏之徙于南冥也’。秦并六国，一统宇内，筑城番禺，是为尉佗之城。汉兴定越，移广信将军府于番禺，‘广州’之名由是而始。番禺者，盘古之谓也，乃原始社会之图腾、上古传说之神灵，开天辟地，万化所宗。《山海经》载‘番禺始为舟’，是则番禺又为人中之精英，善创造、多发明，启岭南舟楫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