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雄个人或民众个体应在反战停战中应发挥“万夫莫开”的作用！
热爱和平的民间反战人士，不应妄自菲薄，应积极行动起来，团结起来，义无反顾的走在前列。历史上的个人，曾以一己之力，上演了一篇篇可歌可泣阻止战争追求和平的事迹。
如春秋战国时期，秦王假意以城池换赵国的和氏璧。赵王的门客蔺相如主动请缨，向赵王保证：“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遂派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展开了一场秦宫交锋。蔺相如抵达秦国，将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收璧却未提换城之事。蔺相如怒斥秦王无信，以“头璧俱碎”相威胁，迫使秦王道歉并假意答应割城，最终完璧归赵。
再如秦王要以五百里之地置换安陵国的土地，安陵君不敢同意，又恐得罪秦王，便派使臣唐雎出使秦国说和。秦王恐吓唐雎：“天子发怒的时候，会倒下数百万人的尸体，鲜血流淌数千里。百姓发怒，也不过就是脱帽光脚，头撞地往而已。”唐雎说：“假若有胆识有能力的人被逼得一定要发怒，那么就让两个人的尸体倒下，五步之内淌满鲜血，天下百姓将要穿丧服，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说完，拔剑出鞘立起。秦王被逼，迫不得已打消占领安陵国的企图。
在春秋不义战时远非唐雎一人杰出，如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主动做出自我牺牲的，《赵氏孤儿》中的一诺千金的抉择。当赵庄姬产下的男婴（赵氏最后的血脉赵武），政敌屠岸贾绝不会允许趙氏有任何遗孤存活。“抚养孤儿成人，远比殉死更难。” “那便让我做容易的事吧。”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选择殉死就义。门客程婴将自己刚出生的亲生儿子与趙氏孤儿调换，程婴“告发”公孙杵臼，还亲眼看着屠岸贾杀死那个赵氏孤儿（他自己的骨肉），作为叛徒的程婴辅佐赵武立国后，赴诺自尽。
他们身上具有的道德力量远远超过常人，这些人物用生命编织的悲剧故事闪耀着“神性”。他们大多似乎没有家庭牵累，他们身负使命，是光明的象征，用极其微弱的力量对抗着恶势力。他们活跃在历史长河中，主动为保全道义、捍卫正义而献身，他们本身也成为道义的象征。
如在当代背负国际主义道义的白求恩战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安大略州人，加共党员，著名胸外科医师。他于1938年来到中国参与抗日革命，在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战披肝沥胆，1939年11月12日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毛泽东称其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高度赞扬他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出现的反战义士，如日本反战组织“椰子会”（椰子的日语发音是八和四，指代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意思），椰子会的成员原为侵华日军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到前线，通过喊话、散发传单、深入日军据点开展反战宣传。如曾以日本军人的身份踏上山东战场的小林清，他是位独特的“日本八路”，作战被俘后，他逐渐觉悟到了战争的本质，最终他成为了一名反战勇士。战场上他用喉舌、喇叭和信念作为武器，前后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反战宣传，使一批日军有所觉醒，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日关系历经波折的岁月里，他责无旁贷地成为了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不仅将“日本”与“八路”紧密相连，更以一腔热血作为纽带深化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与小林清一起并肩战斗的“椰子会”盟友，还唱起家乡民歌，抒发战争给家乡带了苦难，触发日军思乡与心酸。与此同时，二战德国占领地贝尔格莱德一家德国电台开始向所有德军士兵广播Lale Anderson唱的《莉莉 玛莲》。这首歌唤起了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唤起了战争带走的一切美好回忆。很快，这首德语歌曲冲破了同盟国和轴心国的界限，传遍了整个二战战场。每到晚上9点55分，战壕中的双方士兵同时停战，都会打开收音机倾听既哀伤缠绵又浮现安宁的《莉莉 玛莲》歌曲。
籍籍无名的，成就无字丰碑，堪当当代的墨家，应给他们授予“墨家和平非攻奖”。两千年前，大爱无言的圣贤墨子能给我们带来和平的启迪。他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墨子主张非攻：墨子及其弟子为了践行非攻思想，开展了止楚攻宋、止鲁攻郑、止齐伐鲁等行动。墨子倡导和平，反对战争，强调通过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以备战促停战，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实力来维护和平，这些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友爱外交和墨家的“兼相爱”有契合之处，其主张外交更应考虑如何构筑关系，使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实现共存共荣、自立共生。日本必须对侵略历史持续保持歉意。2013年1月17日，鸠山由纪夫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刻有30万遇难者字样的石碑前低首默哀，随后进入展厅、幸存者脚印铜板路、哭墙、参观万人坑，最后在纪念馆和平公园植树，并在馆内题词。
在日本，不仅要防火、防盗、防地震，还要防战争。日本不应以“假想防卫”思维，去触碰宪法第九条。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经过战后几十年的繁荣发展，验证和平宪法的是个法宝，日本国不能丢掉它！
如果某国家要推动修宪，发起战争或修改和平宪法，那么修宪的程序除依照修改宪法的特别程序外，投票应采取直接民主式的投票，不宜采用间接民主式的议员投票或党派化的席位投票。对特殊群体的投票表决权应提高表决效力，如战争中遇难家属后代的投票权的票数，特别是战争遗孤的投票权。具体的投票权重比例计算票数的方法由宪法委员会决定，投票的效力最终由宪法法院裁决，战争的最终决定权将民意决定。如果一国贸然修改宪法，民众应开展“护法”运动，用民意决定国策，因为民意是天地间的公平秤。
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应为这一崇高的目标而奋斗！
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今天的幸福生活死而后已。有识之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号召动员热爱和平的人们起来反对阻止修改和平宪法。战争是场人祸。正如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认为那样：战争是最为邪恶与卑鄙的行为，是人类文明的罪恶之源。他强烈反对战争，认为参与战争是可憎的勾当，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参与其中。战争不仅带来死亡和破坏，还践踏人性，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
和平发展应是当今的主旋律！全社会应自下而上地组建民间反战团体，维护和平。哲学家罗素就一贯反对战争与倡导和平，他一生致力于反对战争。一战期间，他因反战立场被捕入狱，他警告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他认为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呼吁通过国际合作、外交谈判和国际法来解决争端，避免战争的发生。所以说全社会应形成合力阻止战争，以发挥国之重器（宪法）定海神针的作用，毕竟摁住扳机比战场上堵枪眼更为爱国。
赢得一场战争，夺取地盘、物资、人口，属饮鸩止渴。和平发展才是长治久安的正确道路。从战争废墟里走出来的人对战争有清醒的认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他就历史问题发表正式谈话（即“村山谈话”）。“村山谈话”明确指出：“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段时期，国策发生错误，走上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更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我国应该立足对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作，推广和平理念和民主主义”。这一主张亦与《日本国宪法》所倡导的核心精神一脉相承。
尽管日本社会中仍存在一些杂音，把村山首相对历史的客观考证与真诚反省贬斥为“自虐史观”，但唯有以谦逊态度反思日本的过去，才能真正维护日本的国家名誉。村山富市一生坚持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主义。
另外，国家采取中立和平发展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如瑞士秉承永久中立和平发展的道路，很值得一些国家借鉴。瑞士中立地位的正式确立，是其内部需求与外部大国利益交汇的结果。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在维也纳会议上，瑞士的永久中立地位获得国际正式承认。瑞士承诺不参与任何军事同盟，并在冲突中保持中立。这一安排为瑞士换来了宝贵的战略安全环境。武装中立：采取以实力捍卫和平的“刺猬战略”和全民皆兵的国防体系。瑞士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奇迹般地免于战火，赢得了巨大的“中立红利”。银行保密制度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使其从安全屋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瑞士虽缺乏自然资源，但凭借其公正、中立的形象，成为全球外交斡旋、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洲总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理想驻地。
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士将永载史册，让人敬仰！孔子认为东周列国系空前的礼崩乐坏。孟子从春秋不义战里得出“仁者无敌”。施行仁政的君王，必然赢得民众的拥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是无敌于天下的。古人讲‘仁者无敌’，一个仁慈的人，有爱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他一生一世绝对没有一个冤家对头。冤家对头当然有，但他心里头确实没有，纵然是冤家对头，他也是真诚的爱护他帮助他。行善积德，自然没有就没有仇家。哲学家黑格尔也讲到了人间的“神性”，他认为真正的神性并非只存在于神话抑或是宗教世界里，它在世俗社会里，当人性的光辉被放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神性”，守护社会的善，鞭挞社会的恶。披荆斩棘的先行者们，头顶着荆棘冠冕（圣经中罗马士兵用尖锐的荆棘草率编成，在耶稣受难前被强行戴于其额上，它是屈辱与残酷的刑具，并非荣耀的冠冕。），在信仰中将苦难化为谦卑与救赎，提醒世人真正的王权乃在于牺牲与服务。
历史的无数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严峻的事实，当人们愤慨战争时，不见得能阻止战争的到来；而当人们欢呼战争时，战争必将来到。和平，它不是一个梦想，不是理想，它是千千万人的实实在在愿望。因为地球是你的、他的和我的共同家园，全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
作者：方一清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