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电台，本来不应是中央特科的职责范围。但是，当时中央有亇工作习惯，当中央有特殊任务而其他部门都无力完成时，往往就把这项任务交给特科去办，所以特科就承担起了研制红色电台这一艰难的任务。也正是这个原因，第四科交通科不久后也就改称为无线电通讯科了。。
第四科（交通科）科长是李强，原名曾培洪，江苏常州人。1905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堂（后改名为东华大学）。1925年6月入团，7月就转为中共党员，11月任曹家渡共青团书 记，12月增补为上海地委候补委员。
周恩来知道，李强是一个爱学习、善思考、动手能力很强的小伙子。为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需要的武器，他曾苦心钻研制造出黄色炸药和手榴弹。因此，1928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找李强和张沈川两人谈话，当面交待李强承担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重任。同时，要张沈川找机会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不久，党组织派张沈川进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军用电台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就这样，李强后来成为了创建我党第一部红色电台的开创者，而张沈川则成为我党第一个无线电报务员。
李强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从未和电讯打过交道，连收发报机是个啥模样也不清楚。当时，国民党对无线电设备管理十分严格，电讯零件也控制得很死，白手起家研制无线电台的难度可想而知。面对种种困难，周恩来鼓励李强说：你当时没有军工知识，照样研制出炸药和手榴弹。今天的任务虽然十分艰难，没有中文资料可参考，但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借助英文资料自学成才！市面上不可能有成品卖给我们，这才逼着我们去学习、去创造！干革命总是从无到有、边学边干、摸索前行的。
领导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强深受鼓舞，表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于是，李强先以无线电爱好者的名义，同无线电行业的经营者交朋友，尤其是有意识地与“亚美”“大华”两家无线电公司密切来往，以便从他那里购买无线电器材、工具及制造收发报纸的有关图样。李强通过关系，设法把一些产品、零件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逐渐摸到了门道，下一步就是进行如何制作了。市面上只能买到一般零件，重要部件需到外国人办的洋行里订货。好在他会英语，交流方便，很快取得了洋行的信任。市面上只能采购到一般的零部件，象紫铜管绕的线圈，洋行也没得卖，李强就有意地结识了南京号邮轮报务员郑国华，和他交朋友，请他作辅导员，请他指点。在郑国华的具体帮助指教下，李强买了材料自己动手做成了线圈。
党组织为了加快李强研制工作的进程，不久又抽调曾留学日本专攻电机专业的共产党员蔡叔厚到中央特科，协助李强工作。经过他们呕心沥血，日亱攻关，历经无数次的失败，又经过多的调试、改进，前后经过一年奋战，终于于1929年9月研制成功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我党第一部功率50瓦的收发报两用红色无线电台。
这时，张沈川刚好学习结业。李强就请张沈川前来操作、试用、检验。张沈川用这部电台，先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与气象预报开始，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无线电台联系，结果证明这部自制的电台完全合格！可以毫不夸奖地说，电台的成功研制，是我党通信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的革命！
1929牟9月底，中共中央派李强去香港建立电台，同时一起去的还有报务员黄尚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又一部收发报两用电台造了出来，于是就在九龙尖沙咀弥顿道建立起地下电台。1930年1月，上海与香港之间远距离的无线电沟通了，上海发报的是张沈川，香港收报的是黄尚英，从而开创了我党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无线电通讯！
电讯事业要迅速发展，就需要培养无线电通讯技术的人才。1930年3月，中央特科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培训班由李强全权负责，教学工作则由张沈川担任。为防止敌特破坏，培训采取了单线联系、上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经过三个月的秘密培训，第一批9亇学员全部合格结业。为给各省区和根据地尽早配备报务员，不久又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的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里，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零件制造厂的名义，举办了第二批无线电培训班。
红色电台建立起来了，收发报务员也培训出来了，但无线电通讯还得有一套自己的收发报密码系统才行啊！怎么办？关键时刻，还是周恩来有办法！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用了几天的工作间隙和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创编出一套自成体系的密码，上海的中央机关由邓颖超夫人亲任译电员。因周恩来曾化名“伍豪”，后人就把这套密码誉称为“豪密”。据说，国民党破译密码的专家曾苦思冥想加以破译，但几十年来绞尽脑计也一事无成。
四、打进去深潜敌营
获取情报最快最直接、最准最可靠的途径，是学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周恩来在这方面，一贯来都十分重视，不惜花功夫、下气力，及早布置闲棋冷子。作为战略谍战一员，他们在关键时刻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早期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就是在周恩来的决策下，先后以应聘无线电训练班学员和广播新闻编辑的身份，打入到国民党上海无线管理局的。
钱壮飞是最早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处的。由于与处长徐恩曾是同乡，加上钱壮飞才华横溢，深得徐恩曾信任。1929年年底，徐恩曾把将由他担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并准备着手扩建特务组织和开展招降纳叛软招的消息，私底下告诉了钱壮飞，并要钱壮飞助其一臂之力。于是，钱壮飞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当时，中央特委对于是否要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之事，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派遣可靠同志打进去，钻进敌人心脏去开展工作；另一种意见是把握不大，危险性高，不主张派人进去。周恩来最后拍板说：应该派人进去，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于是，就有了“龙潭三杰”的精彩故事。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先后受聘于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掌握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情报，胡底先在南京后又到天津担任国民党特务机构“长城”通讯社的主任，掌握了北方的情报。从此，他们不定期在国民党的办公室里，开起了共产党的会。当时，中央还在上海开办了一家“三明”照相馆。这家照相馆，明里是为人摄像，暗地里却是中共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情报科长陈赓则以该馆老板的身份，常到照相馆活动，李克农若有重要情报，便来此与陈赓接头。
胡底，又名胡北风，去天津担任国民党特务组织“长城”通讯社主任后，曾携国民党证件和国民党拨的经费，以视察东北、华北国民党特务组织为名，借机巡视了我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地下工作情报网，不但获取了张学良东北军的不少情报，还向中央写出了我党地下工作开展情况的专题报告，并建立起一套名义上归国民党管理、实际上受我党直接领的秘密组织。
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应聘到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后，由于才华横溢、聪明机警，又是主任徐恩曾的同乡，因此深受徐恩曾的欣赏，很快从一般职员升任无线电管理处的秘书，不久又成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并把许多重要工作委托钱壮飞全权处理。后来，钱壮飞拿到了中统系统的密电码，关键之机破译出顾顺章叛在武汉被捕叛变并准备一网打尽中央机关的突发消息，使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及时得到转移，保卫了中共中央安全。
1962年，李克农在京病逝。董必武得到恶噩后，曾为李克农写了一首悼诗，其中两句赞道：
能谋颇似房仆射（唐太宗时的尚书左仆射），
用间差同李左车（秦汉时期的一名著名谋士）。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莫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期以来的主要领导人，一贯高度重视谍战用间工作，以其超凡的才智、机警的才干，运筹帷幄，直接或间接打入敌营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如蒋介石红人阎宝航、蒋介石侍从室高参韩练成、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傅作义机要秘书阎又文、杨虎城得力干将南汉宸、李宗仁机要秘书谢次叔、白崇禧机要秘书谢和赓、国民党中央党部速记员沈安娜、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处处长金无怠等等。他们长期深替敌营，平时是敌酋的心腹、高参，关键时刻沉着应对，及时、准确将惊心动魄的重要情报传递给党组织。如阎宝航获取了德国将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的准确时间、熊向晖获取胡宗南将突袭延安的消息、阎又文密报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的情报等等，使我党化解风险，转危为安，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未完待续）
2026.03.12写于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