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写的是童年的记忆，是日寇侵占家乡小镇以前，我尚不满10岁的这段日子。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从日寇侵占小镇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恰好又有10个春秋。
这10年，是决定人生命运的10年。10岁至20岁，是我人生历程中的关键阶段。
我在这个至关重要的10年中，是机遇少，坎坷多，欢乐少，灾难多。主要是日本侵略战争带来一连串的灾难：
父亲因日寇入侵而失业，母亲之病因战乱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姐姐在农村生孩子时因难产得不到及时抢救致使母子两条命惨死他乡。同时，父亲在战乱中逃难时患上了“小腿骨瘤”的疾病，无钱医治，拖了几年，最后只有截肢，49岁就留下了终生残疾。
1939至1945年期间，我家3人死亡，1人残废。这都是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血债。
当年的“亡国奴”生活，我家和全国千千万万遭受日寇摧残的同胞一样，过着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日子。
在父亲严格家教和学校教育下，我对读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无论读官学还是读私塾，都极其勤奋。在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成绩最佳，而且长时期都是尖子生，老师、家长以及亲友们都感到惊讶，都异口同声地说：“此子可造，是个读书的料子”。
在一片赞扬声中，使我产生许多美好的幻想。当时，我还不足10岁，基本上读完了高小，想象着接着读初中、高中、大学，长大了一定要到大地方去干一番大事业，要摆脱贫穷，光宗耀祖。
这种想法是少年时期的理想、抱负，难能可贵。可是，理想脱离了客观环境，脱离了战火纷飞的现实，脱离了穷得叮当响的家庭状况。衣食都难保，哪有钱去读书深造。
我少年时期的理想、抱负，固然带有幼稚性，但也绝非是“黄梁之梦”。我恨日本侵略者，恨我生不逢时。
1939年秋，驻武汉的日寇乘汽艇30余艘沿汉江上来，水陆并进向仙桃进犯，国民党军队撤退到沔阳县城。日寇在仙桃大肆烧杀，烧毁民房110余栋，杀死老百姓20余人，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无所不为。
仙桃沦陷后不久，彭家场也遭到日寇袭击。
1939年初冬的一个午夜，日本鬼子步兵、骑兵还有汉奸、苦力共约千余人悄悄进入彭家场，行动十分诡密。小镇居民绝大多数均在睡梦之中。驻军早已撤走，鬼子在镇上未遇到任何抵抗。据说此次日军偷袭彭家场，主要目的是抢劫粮食和其它财物。
穷凶极恶的日寇和汉奸，野兽般闯入民宅后，翻箱倒柜，见值钱的东西就拿，稍有反抗就拳脚相加。损失最大的还是数百家大小商店，尤其是布店、粮店、百货店、杂货店(副食店)、香烟店、金银首饰店等基本上被洗劫一空。
榨坊、磨坊以及民间专营驮运的骡马，通统被日寇拉去驮运抢来的物资。对那些没有物资可抢的行业，如丝花行、榨坊等殷实富户、大财主等则逼着交出黄金、银元。
日寇此次还带来了苦力队，专门替他们搬运物资。在抢劫过程中，遇有躲藏不及的年轻妇女，遭这些禽兽蹂躏的也为数不少。
日寇汉奸等上千人在小镇上吃了一餐饭，也是闹得鸡犬不宁。百姓家里的鸡、猪和屠宰铺的猪，被宰杀不少，每家都要为他们烧火做饭，由几个日本兵在一旁指挥监视，稍有不慎就被拳打脚踢。
小镇上的百姓都是第一次见到日本鬼子，既不懂东洋鬼子烧饭的规矩和要求，又不通语言，有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还不知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只有嚎啕大哭，跪地求饶。
鬼子兵一个个吃得酒足饭饱、张牙咧齿之后，只听得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军号声，大群大群的鬼子兵和汉奸、苦力队，带着抢劫的粮食及各种物资，人喊马嘶，向仙桃据点而去。
小镇上经过这场浩劫，地方财力、元气大伤，人心惶恐，民生凋敝。加之驻武汉的日军不断增兵，向江汉平原各县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毫无招架之力，根本不作抵抗，通统向鄂西方向撤退。
只有国民党128师王劲哉的部队，坚持在江汉平原这一带与日寇周旋，寻机打击日寇，阻止日寇长驱直入。日军因此对王劲哉部队畏之如虎，把王劲哉称之为“王老虎”。
此时日寇扫荡更加频繁，风声鹤唳，一日数惊，老百姓根本不能正常生活，小镇上关门闭户，市井萧条，路断人稀。不仅有钱的商号逃走了，就是镇上穷家小户也纷纷逃离。
我家和众多穷苦人家一样，只有随时听到消息随时逃命，逃到哪里算哪里。除了带着简单的行李衣物外，主要是带些能填饱肚子的干粮，扶老携幼，在枪林弹雨中怆惶逃命。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母亲的病越来越重。就在日寇对彭家场的那次大洗劫不久，母亲就病故了。我家犹如塌了天一样，全家悲痛至极，呼天抢地。将母亲草草安葬后，父亲领着我们3个未成年的无娘孩子，过着更加凄凉悲惨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