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树》最沉重的地方不在于它讲了一个英雄牺牲的故事，而在于它揭示了：只要所有制关系没有调整，只要资源收益的分配机制不改变，那么一代代多杰的牺牲，就难以换来真正的公平。
“谁的土地，谁的发展”
——《生命树》中反映的路线斗争
写在前面——关于《生命树》
去年的西北游，我经过西宁时有点高原反应，没去成青海，所以春节期间搜了下青海台，意外发现了电视剧《生命树》，起初是当作风光片的，没想到，一看开篇，就被白菊和多杰两个主角的崭新关系震撼到了，然后震撼一个接着一个……
想起央视新年期间播放的纪录片《一步也不退让》，这部《生命树》就像对它的生动解读，一时好奇为什么当时央视没有同期播放《生命树》，却选择了《奇迹》。
我想写一篇《生命树》的观感，但是又被它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吓”到了，我不敢相信如今的影视界，居然还能有如此勇敢地直面那段现实的作品，就想借助DS佐证一下。
没想到DS竟然很势利，会欺软怕硬。
我让我的没受过训练的DS分析一下电视剧《生命树》，它绕开多杰之死，给我大谈环保的必要性。
我又进一步要求它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它竟然直接拒绝回答。
于是我求助侄女，她从DS出现开始，就每天热衷于“训练”DS，她的DS有时会说：“看来用户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我得认真对待了”。
她的DS也是先谈了环保问题，我侄女举出丽江旅游爆火与张桂梅的学生没钱吃饭的矛盾，让它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分析《生命树》，于是，这个被她驯服的DS，就老老实实地给出了下面这个结论。
一、DS对电视剧《生命树》的点评：
与DS的对话节录：
……
DS：你举的丽江与张桂梅的例子非常精准，直指问题的核心。这确实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对立。
用马克思“所有制才是关键”这句话来分析《生命树》中矿产开采的问题，就等于要追问一句：脚下的矿产，以及它所衍生的权力与财富，到底归谁？
从这个视角切入，多杰的死就不再是一场简单的“因公殉职”，而是一场结构性矛盾爆发的必然结果。
1. 矿产的所有制性质：名义上的“全民”，实际上的“捕获”
在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但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这种所有权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合作来实现。
在玛治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矿产的实际占有状态是复杂的：
· 地方政府（如林培生）掌握着探矿权、采矿权的行政审批权；
· 资本方（如冯克清）掌握着开发的技术、设备和资金；
· 而世代居住在那里的牧民（如多杰及巡山队），虽然在法律上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但在资源变资本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被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分配环节之外。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资源是从牧民的草场上挖走的，但牧民除了承担环境恶化的成本，几乎无法从资源开发中获得与之匹配的收益。
2. “矿”与“草”的矛盾：两种所有制的冲突
多杰守护的是什么？表面上是藏羚羊，实际上是草场——那是牧民赖以生存的集体生产资料。
林培生想开矿，意味着要把草场变成矿区，把牧民的生产资料（草场）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矿场）。
这种冲突，本质上是传统牧业的集体所有制（或承包制）与现代资本对矿产资源占有权之间的碰撞。
· 对于资本来说，草场上的草不值钱，但草场下的矿值钱。牧民对草场的使用权，在矿藏的巨大利益面前，被轻易地认定为“可以牺牲的代价”。
· 多杰的悲剧在于，他发现法律保护的是“矿权”的流转，却很难保护“草场”上的生命。当他试图用生命去阻挡这种剥夺时，他就成了所有制变革中的牺牲品。
3. 多杰之死的经济根源：谁在为“代价”买单？
你提到张桂梅在丽江拿不到经费，因为旅游收益没有流向公共服务。同理，在玛治县，如果矿产开采带来的财政收入，没有转化为牧民的福利、教育和生态补偿，那么这种开发对当地人来说就是一种剥夺。
多杰的死，正是因为有人要掩盖这种剥夺。
· 林培生为什么必须除掉多杰？ 因为多杰的存在，就是对这种所有制下利益分配不公的活生生的控诉。多杰不让开矿，堵住的不仅是冯克清的财路，更是林培生通过资本增值换取政绩的通道。
· 冯克清为什么能杀人后逍遥法外？ 因为他背后站着的不只是几个打手，而是一个通过资本占有，已经编织进地方权力网络的利益集团。
4. “省里的靠山”与“外逃的资本”：所有制的保护层
结局里那个始终没有露面的“省里的靠山”和林建设的海外资产，恰恰印证了所有制的另一个维度：资本是没有地域属性的，而保护它的权力却可以层层嵌套。
当资本通过所有制关系占有了矿产，它就拥有了调动资源对抗基层保护者的能力。
· 在玛治县，这种所有制体现为“官商勾结”；
· 在省城，它体现为“权力寻租”；
· 在国外，它体现为“资产转移”。
多杰面对的不只是一个盗猎团伙，而是一个通过所有制链条，把地方资源、权力和海外资本串联起来的完整系统。
5. 结论：谁的土地，谁的发展？
回到马克思那句话：所有制问题，归根结底是“谁占有，谁受益”的问题。
如果矿产的所有权在法理上是全民的，但在实际开发中，当地牧民既没有话语权，也分不到收益，反而要承受草场退化和生态恶化的后果，那么这种开发就变成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
多杰的死，是对这种剥夺的激烈反抗。
白菊后来的追查，是对这种剥夺的制度追问。
正如丽江的旅游收入没有变成张桂梅女高的教学楼一样，玛治县的矿挖出来，如果换不回牧民的医疗、教育和草场的恢复，那么所谓的“发展”，就只是披着现代外衣的资源掠夺。
所以，《生命树》最沉重的地方不在于它讲了一个英雄牺牲的故事，而在于它揭示了：只要所有制关系没有调整，只要资源收益的分配机制不改变，那么一代代多杰的牺牲，就难以换来真正的公平。
二、《生命树》的亮点——
DS解开了电视剧《生命树》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所有制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两条路线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树》不只是一个环保问题，环保只是这部剧依托的一个故事背景，这个背景，在东北，是国企下岗的故事，在军工系统，是造还是买和租的故事，在华为，是芯片的故事，在大飞机行业，是上马还是下马的故事，在中科院，是倪光南的“技工贸”和柳传志的“贸工技”的去留故事，……
万变之下，一个不变的本质，是意识形态领域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在《生命树》出现之前，还从没有一部影视、文艺作品，敢如此直面、揭示这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周培森的《人民的名义》吹上了天际，相较而言，也不过是一部商业性极强的“新官场八卦”而已。
《生命树》中，从多杰牺牲与被污、林县长升职，到多杰追认烈士、林县长服刑，经历了整整十七年的时间，这十七年，也正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激烈斗争形势的此消彼长过程，剧中冷峻严苛的现实主义视角，完美呈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零和本质，在那个唯心主义路线占了上风的时代，这部剧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给全剧营造了正气凛然慷慨苍凉的悲剧气氛，把多杰之死英雄谢幕的伤痛悲情演绎的十分震撼，是和平时代同样血雨腥风的一曲烈士赞歌。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树》是第一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审视那个时代本质的优秀影视作品。
关乎这个本质，DS已经总结的详尽而透彻，我不得不佩服DS的坦率和大胆，换做是我，尽管与DS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我真的不能确定我是否敢说到这个深度。
我也佩服这个剧组的魄力和胆识，一部现实版的电视剧，能把两条路线的零和博弈揭示的如此惨烈，其真实性和典型性，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
所以，在以下的文字里，我们就只围绕剧中白菊、多杰和林县长等几个主要人物展开，探讨一下它“全新”的第一次。
这部剧的前所未有的新突破点：白菊的角色、多杰和林县长的关系所反映的残酷斗争、鲜明的政治立场——从多杰的视角辨别是非，在政治斗争中站在多杰一方。
全剧在上个时代最擅长营造人性温度的编剧高满堂的基础上，加持了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正义事业做底色，这个巨大的空间，给角色提供了“充分的感情用事”的机会，剧中人可以挥洒自如地表现人物的个性脾气各种情绪，精准逼真地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让观者有荡气回肠的高峰体验。
在这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正义事业面前，貌似不经意的、在此前的影视剧中常见的小插曲小感动小幽默小细节和人物随机发作的小脾气小任性，都有了超越平庸的大气和能量，在经历了惨烈的暴风骤雪和为正义而战的悲壮牺牲的锤炼考验之后，让当事人生发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恍如隔世的深切感动，与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份加持了崇高正义的煽情操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审美效果，以至于让剧中人艰苦卓绝的生存挣扎和残酷悲壮的战斗生涯，都有了令观者向往和振作的精神力量。
在高满堂以往的剧作中，比如《闯关东》，这些调动情绪生发感动的细节也随处可见，手段高妙不亚于《生命树》，但是因为剧中人物主线缺乏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正义事业崇高信仰，所以，同样的细节产生的感动，其能量指数也大打折扣。
即便在《红楼梦》中，读者可以为书中“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旷世悲情洒一把同情的泪水，但与这部《生命树》带来的感动和震撼相比，这泪水也不免带上几分廉价。
一个被压迫者的死能让同样有被压迫感的观众共情，由此产生对逝者的同情，在这个层次上，煽情的空间很小很窄，剧中人的行为稍有分寸不当的情况，就会显出矫情做作令人产生影响煽情效果的负面情绪，甚至令人作呕，这是前此影视剧常见的败势，也是高满堂以往的剧作能感动人的亮点——他很擅长掌控这个分寸。
但是这个剧中人，若是为了解救被压迫者见义勇为而牺牲了自己，在座的有被压迫感的观众，所产生的感情，就不只停留在共情与同情这个层面，更多的是被崇高精神唤起的崇高感超越感，这种情绪下，甚至剧中英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完美处，都给人留下荡气回肠的深切感动。
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连抗战这样的题材背景都能让他们搞成神剧，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在抗日这面崇高悲壮的大旗下面，孜孜不倦地全方位展示庸俗狭隘的低级趣味，把低级趣味当人性来追捧，一反主席的号召——共产党人应该作“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剧中，最不能表现的就是这个人性的——崇高。
崇高，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文艺作品中——甚至现实生活里——绝不能碰触的禁忌。
我的一位军人出身的制片人老哥，曾经因为片场工作而缺席了母亲的葬礼，可是每提起这件事，他就尴尬得如坐针毡，担心被人耻笑。
无私和崇高竟然被群嘲。
可就是这持续加载的“崇高禁忌”淫威长期压迫裹挟的文艺界，竟然有了《生命树》这样破土而出的新苗，能不令人欣慰让人心生感动吗？
《生命树》是划时代的一次质的飞跃，贯穿全剧寸步不离、集中所有角色精神焦点的正义事业，和为了正义事业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信仰，正是托起这部现实主义好剧的最给力的支撑，让它横空出世卓然不群地成为目前文艺界的一座灯塔。
当然，这部剧也有它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就是它作为“闯关崇高无人区”的第一个先驱，也很难避免地拖着一条“前朝劣根”的大尾巴——
林县长的最后表演，就是旧时代泛滥成灾、至今仍挥之不去的原创烂尾，是这座横空出世卓然不群的灯塔里蠢动的暗影。
三、白菊——接近完美的现代巾帼女杰人设
我的中学时代，是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改革的大潮还带着新生的朝气，尚未淹没传统认知和红色理念，一切都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春天气象，科学救国的社会理想鼓舞着新时代的青少年，居里夫人成为女生的目标，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诉求，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那时候，我就想写一个红旗下长大、男女同工同酬的平等精神滋养的新时代的女性角色，一个飒爽英姿、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主席心目中的全新的巾帼形象，以区别于王安忆的《小城故事》和《芳华》那样的极端个人主义人格理想。
但是，就以往的女性角色来看，谢道韫李清照太强势了，少了些女性的阴柔之美，林黛玉祥林嫂太“窝囊”了，少了些阳刚之气，花木兰是女扮男装的，在军中，她隐去了女性特征，回到家，她脱去了男性的外衣，她的形象无法整合成一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个因素要按比例完美分配，阴阳调和才是理想中的解放了思想实现了平等的女性形象。
第一，她要解放思想，其次，她要是个女性。
我尝试了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不是太强就是过弱，总是调剂不好这个平衡。我才明白，文艺创作无法挣脱时代的局限，无法摆脱“裹脚布”的纠缠，无关个人能力，没人能“编出”一个超越时代精神风貌的“理想人设”。
尽管我工作的时候，赶上了红色年代集体所有制的男女同酬，但是，这也只是最基本的男女平等，在很多军备后勤单位不设女厕、工学院里男女生比例悬殊的现实环境中，很难真正地实现男女同工。
那时候，我们也有白菊那样的坚持，抵制以照顾之名表现出的“歧视”，但是，那个分寸总是在李清照和祥林嫂之间摇摆，找不到真正的比例。更多的时候，实现男女平等的梦想是在扮演花木兰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满足。
白菊与花木兰的不同之处在于，白菊知道自己是个女人，她身边的同事如多杰老韩邵云飞等也知道，白菊刻意要女扮男装，但是多杰老韩邵云飞们不会把她当作男人。她的刻意女扮男装自强不息的强势挣扎，反而恰到好处地成了撒娇卖萌的女性特征的下意识表现，刚柔相济恰如其分。
白菊与谢道韫李清照的不同之处，用剧中的一个场景可以说明。
巡山队的成员们围坐在一起谈天，白菊和老韩发生了争执，其他的男队员都群起而攻击指责老韩，助阵白菊。
同样的场景下，他们都会劝解谢道韫李清照，说老韩毕竟是个男人，让她们手下留情给老韩留点面子。当谢道韫轻蔑王家男丁时，谢安如此，当李清照告夫时，周围人也都持这种态度。
这个貌似细微的差别，却是《生命树》中女性角色的史无前例的质的飞跃。
《生命树》中的白菊，是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现代的、红色的、健康的、美丽的巾帼女杰。
就是主席在曙光初照的演兵场上通过现实情景和内心幻觉映射出来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巾帼英杰。
也是我几十年来梦寐以求想要塑造却从未成功的理想女角。
《生命树》中白菊一出场，我就一眼认出了这个常在梦中的刚柔相济庄重果敢的绝美形象。
我再次感慨，单纯磨练创作能力是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的，时代的局限限制了想象力。这个角色的成功，哪里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实在是时代的发展决定的，再高端的创作水准，也很难创造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形象角色和情景，即便是魔幻科幻的故事，也不过是假装让当代人活在灵界或者未来的臆想。
想象无法超越现实，创作就摆脱不掉时代的“裹脚布”。
这个角色的成功，是新时代的发展成就造就的新型女性，走进了影视剧的创作成为主角的结果。
回放一下2025年九三阅兵的现场吧。
雄赳赳气昂昂地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队伍中，威武雄壮的男兵和英姿飒爽的女战士走在一起，着装一致气势相同，共同承担着保家卫国的责任，不细看根本分不出性别，花木兰终于不用再装扮成男人，就可以与男兵存在于同一个团队中，不分彼此并肩战斗。
战争是男女分工的最基本原因，在以往的战争中，不管是冷兵器还是火器时代，一线战士的名录中鲜有女性角色，力量的差异，导致传统战争中不存在男女平等，在社会生活中也不存在同工同酬。
今天，祖国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成果，让战争更多地利用机器和智能，人的个体因素正在快速消亡，男女体力的差别对战争的影响成为过去，女性终于可以和男性无差等地参与到各行各业——包括战争——中。
这男女同框的解放军队伍，就是新时代的男女平分秋色，不止同酬而且同工的现实写照。
是这样的现实环境和条件，造就了新时代真正男女平等的女性形象，或者说，是史无前例的智能时代的新女性走进了影视作品，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白菊形象。
四、时代该选择哪个总设计师
林培生县长是玛治县落实《南方讲话》精神的总设计师。
剧中他一再地强调《南方讲话》“这么久了玛治县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为玛治县的致富——关乎他的政绩——殚精竭虑。
同样为玛治县的发展殚精竭虑、亲历亲为的，还有另一个人物，就是贯穿本剧的主线角色——副县长多杰。
在多杰的玛治县发展规划里，关注点集中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当地资源。
所以，从一开始，多杰就比林培生多了许多的社会责任——打击盗猎盗采、控制外来资本有条件介入
这是沉重得让多杰喘不过气的“累赘”，让林培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的“羁绊”。
所以，林培生在“摸石头过河”的探索中，要求“步子再快一点”，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在首位。尽快致富是唯一目标，形势紧迫，他无暇顾及矿产主权、偷采盗猎，尽快建立开发区引进外来资本——把钱搞到手——才是他的“燃眉”之急，什么黑猫白猫，有钱就能带动经济发展，这才是硬道理。
多杰则要稳扎稳打、把打击盗猎盗采放在首位，以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外来资本为辅。
他俩都基于自己的立场观点，对玛治县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引进外来资本和自己儿女的未来做了初步规划。
这是多杰和林县长此生最近的一个共同起点，用多杰的话说，从此“清水东流浊水西流”，两位玛治县的“总设计师”，在玛治县的建设之路上越行越远直到你死我活——最后，林培生结果了多杰的生命，多杰则打垮了林培生的精神。
冯克清和赵经理都有愿望和经济实力开发玛治县的资源，林培生如何选择，就只剩了一个衡量标准——谁能给他儿子带来更多实惠。
赵经理承诺给林的儿子安排有编制的工作，而冯克清则安排了让林的儿子带着巨额存款走“公派”路线出国深造——曲线出国能让林培生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多杰一边与自愿资助巡山队探矿的广东老板交往，一边冷落观望正在犹疑不前的赵经理，同时安排自己的独女学习矿产专业，为家乡的资源开发做前期准备，最终导致女儿无人区探矿死在了暴风雪中。
那么，时代到底选择了哪一个总设计师呢？
《生命树》前半部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县委班子内部惨烈残酷的路线斗争也由此展开，这一部分突出多杰的燃尽生命顽强坚持，完美呈现了一部苍凉悲壮而又雄奇壮烈的英雄历史。
在剧的开篇，多杰的巡山队缺少武器遭遇重创，冬智巴牺牲。
人命关天，多杰拦截林县长的车讨要经费助力打击盗猎团伙，林县长则列举几大财政缺口——
这一情节说明了三个内容：
林县长是玛治县的“财政一支笔”。
玛治县穷的捉襟见肘。
此时此刻，多杰与林县长在开发和保护问题上的分歧，因着巡山队战友的牺牲而激化。
多杰不顾林县长解散巡山队的决定，卖掉自家草场筹措粮枪打击盗猎。
林县长偷盖公章，另组探矿队，废除了多杰对开发资源的“话语权”。
这是二人“分道扬镳”——也是分出胜负——的标志性事件，关键时刻，林县长用不择手段的“睿智”，剥夺了多杰的否决权，一锤定音确立了他玛治县总设计师的优势地位，从此开始左右玛治县的发展致富方向。
多杰虽然负重前行阻力多多，但是身负重担的同时，加持了他的群众力量，多杰的行为，感动着当地群众，在困境中，赢得了白菊的坚决支持，还“赤化”了盗猎团伙中的老韩，老韩改邪归正浪子回头成为多杰身边最坚定最“变态”的金牌铁杆队友。
与此同时，林县长那边也向资本代理人冯克清递出了“投名状”。
多杰已然成为林县长在玛治县落实《南方讲话》精神的路障绊脚石，这是块极其坚硬很难用正常手段搬开的绊脚石，林县长联手冯克清开发煤矿直接“致富玛治”的行动刻不容缓，绕开多杰这个绊脚石强制执行，又面临着“工人不同意，农民不同意，解放军和各级干部都不同意”的困境，所以林县长不得不采取极端——甚至违法违纪——的非常手段，达到目的。
剧中用了很多篇幅来呈现，这种关键时刻的不择手段，不关乎个人感情个人品行人际关系，只是“必要立即见出致富成果”的形势使然。
从此偷盖公章和儿子的曲线出国，也将林培生与冯克清牢牢地绑在了同一个利益链上。
两条路线走在了分水岭处，到了最后决定的关头，呈现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残酷关系。
从这一时刻起，两个“总设”，必有一个要付出代价从此出局，这是两条路线东辕西辙不可调和的性质决定的。
谁死谁活，就看时代的大环境了。
而此刻，虽然盗采金矿一案险胜，但几乎摧毁了多杰的巡山队，副队长贺清源的牺牲，让多杰意识到靠当地的力量，无法阻止非法盗采盗猎的行为，决定去北京游说搬救援。
虽则如此，但多杰对于班子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程度尚没有这样的觉悟，在最后的县委班子讨论会上，多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放任资本掌控矿产资源的危害，断然否决立即成立开发区的提案。
至此，多杰对于这场斗争的认知，还停留在战友同志之间的内部分歧上，没有意识到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他对接下来的惨烈对决毫无思想准备。
这也是多杰这样的笃实肯干脚踏实地的忠诚干部共同的短板，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这样的斗争就从未间断，而多杰这样的悲剧也一再重演，他们有的是对敌战斗的勇气，也不乏斗争的艺术，但是却缺乏对于两条路线斗争零和的残酷性的冷静认知，从而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
在没有经济利益加持的早期时代，这种斗争还局限在党内的路线分歧上，它的残酷性体现在革命队伍的整体损失上，比如四一二惨案，比如湘江战役，一般不会构成斗争双方个人的生命威胁。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两条路线的斗争渗入了物欲利益的成分，加持了资本利润的冷酷贪婪，路线斗争的性质随着利益的催化，很容易转入你死我活的敌我对决。
这就是多杰面临的险恶形势——作为资本扩张的绊脚石，他的死已经成了必然。
因为志在必得的林县长，已经意识到多杰这个绊脚石的严重性，剧中多杰离开会议室后，林县长独自站在窗前，面色冷峻。
他必须做出重大抉择、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多杰的影响力。
剧中几次林县长这样冷峻地望向窗外，之后都发生了惨烈的恶性事件，剧作手法用这样的镜头，含蓄地表现林县长掌控全局、杀伐果断的总设威仪。
说这部剧不同于以往的可贵之处，就是它真正冷峻的现实主义作风，敢于直面班子内部这样你死我活的冲突，勇于揭示两条路线斗争的残酷本质，表现唯心史观造就的冷酷贪婪。
冯克清应时而至，前来给林总设“递刀”加码，当林总设听说巡山队私卖羊皮的事情，脸上显出不易觉察的表情时，我们就应该想到，多杰和他的巡山队——死定了。
虽然私卖羊皮是为受伤队员筹集手术费和摧毁盗采金矿购买武器，但是，巡山队员还是被依法制裁锒铛入狱，打了多杰一个措手不及。
就在多杰措手不及的时候，林总设又将多杰的行程透露给冯克清。
以他对冯克清的了解，必定会在被多杰拒绝之后动杀机，而他更清楚地知道，多杰一定会严词拒绝冯克清的游说，所以，透露行程，就是“不在现场”地与冯克清联手谋害多杰。
在林总设的这盘棋局里，不能让“带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多杰再回到玛治。
多杰牺牲后，有携款畏罪潜逃的谣言流转，是林总设进一步消除多杰所代表的路线的影响力的“不在现场”的善后操控，而这一阴谋竟然得逞，则是社会时代的利益链选择。
即便没有这样针对生物学的生命的残杀，在当时的背景下，多杰所代表的路线也“此路不通”。
曾经有一部同样时代背景的电视剧，王雷饰演的市委书记，与市政府班子的其他成员发生了同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全员反对的情况下，王雷义正词严地质问他们，“不修大坝，大片田地今年会被洪水淹没，这笔钱，到底是利用来修建城市娱乐广场，还是给农民修大坝拦洪水，你们看着办！”
在桌面话语仍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势下，最终王雷似乎取得了这一局的胜利，超过半数同意了他“挪用”这笔资金为农民修大坝的提议。
但是，桌面话语的背后，还有这个地区的总设操控大局，王雷很快就明升暗降被调到省扶贫办作主任，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相关的扶贫政策，更没有项目扶贫款，他在扶贫办的工作注定毫无政绩，仕途前景只能是被冷落直至“被优化”，从此出局。
人家可有100种兵不血刃的方式，让他这一方“不和谐”的声音、和“好争论好折腾”的努力销声匿迹。
王雷这个角色，虽然保住了生物学的生命，但是从此政治上宣告死亡，他也并没有比多杰更好的结局。
用DS的结论，“《生命树》最沉重的地方不在于它讲了一个英雄牺牲的故事，而在于它揭示了：只要所有制关系没有调整，只要资源收益的分配机制不改变，那么一代代多杰的牺牲，就难以换来真正的公平。”
本剧到此告一段落，多杰蒙冤而死的十七年里，我们的时代，选择了林培生这个总设，他成功升职成了玛治县上属的天多副市长。
这十七年里，市政府的会议室里，少了多杰，多了一个资本代理人冯克清。
白菊成了立在门口“为资本家站岗”的“安保”（玛治县曾经的战友也如是说）。
决定玛治县以致天多市命运的座席上，再没有了玛治人民的位置、力量和声音。
市政府的相关官员，瞄着一个如影随形的眼色，陪着小心给冯克清排忧解难，维护着冯克清“代表”的天多玛治利益，猜不出冯克清背后那只“永远不在现场”的林总设的黑手。
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朝堂上，满朝文武都在说着民生，却从来没有一个出身于民的人，曾经进入过那个庙堂，即便在李世民的贞观盛世，决定人民命运的席位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民。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决定人民命运的席位上，才第一次有了民的位置，可是三十几年后，人民的身影又一次被踢出了林总设为冯克清“服务”的会议桌。
玛治县选择林总设的十七年，是悲剧的十七年，除了多杰的变态队友老韩，还在固执地用探测器寻找着多杰，巡山队幸存者们偶尔聚在一起抱团取个暖，哭上一回蒙冤的多杰，又各自奔生。人们似乎忘记了曾经的一切。
这十七年，本剧一笔带过。
看到这里，我还以为剧作出了断片的事故。
25集以前到多杰牺牲，已经是一个完美结束了的英雄故事，后面的十几集，像断了线索的风筝，一时之间有点不知所从。
但是，抛开商业影视的规则干扰，放下那些收视率票房营销策略的考量，就会发现这部剧令人震惊的现实主义立场，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彻底的。
它不是以某个主线人物的线索贯通，而是以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为基本脉络，而且是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作为故事发展的底盘。它要讲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条路线从坚持、失利、隐忍的蓄势待发，直到取得全面胜利的过程。
25集以多杰总设牺牲为分界，此后的十七年，是林总设一方高调发达高歌猛进、而多杰一方式微隐忍全线蛰伏、韬光养晦的十七年，代表多杰一方的巡山队员走死逃亡，牺牲的没了声息，坐牢的有了污点，苟活的埋头做事，心有不甘持续折腾的——老韩成了世人眼中违法犯禁的精神病，只有白菊，依然在法律之内、贪腐利益团伙之外，苦心周旋默默坚持，这十七年，是正道沉寂反方得手、双方势力失衡的十七年。
在天多市政办公大楼——用《甲方乙方》里的话说——“里面没咱的人了”。
所以，坚持现实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立场的镜头，就成了空镜、留白。
时间来到十八大以后，深化改革，时代开启了新的格局，那些曾经以为遗忘了的过去，积蓄着巨大的能量，突然爆发了，多杰的案子重启调查，多杰的队伍又“活了过来”。
群众质疑的声音，唤来了督导组，开始调查冯克清的煤矿，清算被黑手遮蔽的罪行。一度被颠倒的是非，又沿着历史正确的方向“翻”了回来。
经历了十七年压抑的沉默，这一次，时代终于要淘汰林总设了。
那清算前的最后时刻，林总设与冯克清站在阳台上，望着繁荣富裕的天多城，品赏着“他们十七年来的建设成就”，激励自己，要看见明天的太阳。
林总设就像一只蛰伏在惊蛰节气之前的毛虫，敏锐地捕捉到了“大地微微暖气吹”的早春气息，在冯克清还以为可以仰仗他在天多市的“建设成就”、和掌控着天多“经济命脉”的黑手来要挟政府的时候，在白菊和老韩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春天就要来了之前，林总设已经着手安排好了新一轮的操作——用“不在现场”的云淡风轻的手段，将冯克清“闪”进汪市长的怀抱，与冯克清的一切悄然脱钩。
十七年前，当多杰在县委班子讨论会上强硬否决他的开发区计划、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跟他“掀桌子”公然翻脸的时候，他也是用同样云淡风轻的“不在现场”，把多杰“闪”到了冯克清的枪口下。
此刻，他又一次站在窗前，神色凝重地看着楼下冯克清给汪市长开车门献殷勤的情景。应该是在回味着自己这两次有决定性意义的、杀伐果断的“背叛出卖”，而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心怀侥幸吧？
或许，若是没有多杰死在他的车里这样百口莫辩的“意外”，他这次真的可能又一次实现华丽转身，成功躲在“高个子”后面，绕过“天塌地陷”的国难民蒸，而成为“久经考验”的官场不倒翁寿终正寝长命百岁吧！毕竟当时他和我们都不曾想到未来的某一天，勇于自我革命的共产党人会祭出“倒查二十年”的绝杀，彻底埋葬所有阴谋家的投机与侥幸。
这绝非危言耸听，即便在革命战争年代疾风暴雪的枪林弹雨中，党内也不乏这样的机会主义阴谋家啊，否则主席怎么会一再地强调“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直到1975年主席临终前，还在忧虑着党内的“走资派还在走”。
看到这里，我也在想，时代选择了这一个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无视党的纪律忘记初心辱没使命甚至不择手段杀人越货的两面派贪腐分子的林总设，和承载着资本的所有罪恶的冯克清，似乎也并没有影响天多市和玛治县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
回望历史，我们的先人一直生活在历史唯心主义路线的统治之下，但是，我们的旧中国，并不像“南巡”途中的一次座谈中讲的那样“已经穷了几千年”了，事实正相反，这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可是一直满载着文明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惊世骇俗的伟大成就一路领先走过来的。
似乎唯心主义历史观，也并未直接影响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文明发展的进程。
那么，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不惜牺牲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志士，坚持与历史唯心主义死磕到底，这是为的什么？
以《生命树》的结果看，以林总设那样的个人修养，与黑恶势力的冯克清沆瀣一气，竟然也没影响天多玛治的经济建设取得那样肉眼可见的巨大成就。
就算把总设换作多杰，应该也不过如此吧？
多年前，在党的喉舌担当要职的胡锡进就曾质疑过：要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会不会比共产党做的更好？
换句话说，时代选择英雄的多杰，还是选择贪婪的林总设，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五、总设计师的个人修养
多杰说，他对林总设的第一印象，是“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剧中用极为含蓄的手法表现了林总设的“装模作样”——两面派作风，这种含蓄就像林总设的两面派本色一样，从开篇就设下伏笔，直到尾声，才揭开迷局——可谓是“伏脉千里”，以至于可能很多人都联想不起来了。
林总设的办公室很冷，因为我们“关心群众疾苦”的林总设把用来给办公室取暖的牛粪都送给了小学校的孩子们。
在我们为林总设的“高尚情怀”感动不已的时候，林总设暗中却正与赵经理和冯克清密谋儿子的前程。
赵经理给办公楼送了两车煤，这个情节一来交待赵经理是煤矿公司老板，其次还含蓄地暗示这个煤矿可能不是私营性质，赵经理最后以退休出局。
赵经理答应给林总设的儿子安排工作，林总设对此不甚满意，因为冯克清能给林总设的儿子安排工作，然后以“公派出国”的名义带着巨款出国深造。
于是，林总设假手冯克清封赵经理的口，打断腿逼他退隐消失，用一万元强买了赵经理的公司。不顾多杰反对，不惜偷盖公章，把开矿权全部给了冯克清。
林冯二人正式握手，配合默契，开始共同设计玛治县开发致富的“未来”十七年。
至此，一直把玛治县没落实好《南方讲话》精神挂在嘴上忧心忡忡的林县长，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这一系列骚操作，坐实也坐牢了林县长的“玛治县全权落实《南方讲话》精神的总设计师”的地位。
为什么有的观众反映，看完这部剧觉得“心塞”？
当年由于博古等三人组的错误路线，导致湘江战役中国工农红军由八万锐减到三万，我们回放这段历史的时候，只会觉得痛心，对博古三人组的痛恨，至多停留在想抽他们几个耳光的程度上。
但是看《生命树》的时候，却有想要把林总设食肉寝皮的切齿痛恨，怎么处置他都弥补不了他对玛治县犯下的滔天大罪。
其实多杰和巡山队的牺牲，从数量到损失都不能与湘江战役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们会更加痛恨林总设呢？
博古三人组的罪孽，是无能无知造成的，不知者不为过，人们只有痛心。
而林总设的行为，完全是自知自主的主观意愿，他不止作恶，还用伪善的手段欺骗蒙蔽群众，让群众受到损失的同时还蒙受屈辱，伤害性很大，侮辱性也很强。人们不止痛心于造成的损失，还痛恨他的伪善欺骗。双重意义的愤怒，让人们恨不能食肉寝皮。
剧中通过这个林总设的形象设计，以“四两拨千斤”的举重若轻，成功回放了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经营模式”，国企如何贱卖，贪腐怎样出笼，资本通过什么方式上位，人民什么时候失去了幸福感获得感……
十八大之后深化改革中严惩的贪官，他们的堕落过程大部分都是从照顾家人开始的。
这部剧的高妙之处在于，它一方面用含蓄隐秘的镜头联动，暗示了林县长是玛治县一系列关键节点的总设计师，另一方面，又用浓墨重彩的正面渲染——包括多杰的评价——来强化林总设与多杰的斗争是路线分歧，不是个人恩怨，更不关乎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
多杰与林县长、张院长与林总设，林总设与妻子，多次回忆当年大学毕业积极支边、在恶劣的陌生的环境里坚持为玛治县发展殚精竭虑的朝气蓬勃、也是野心勃勃的年轻时代的林培生，用林培生、林县长、到林副市长林总设、乃至最后林贪腐的层层蜕变，反映两条路线“清水东流浊水西流”的不可调和的惨烈斗争造就的不同人生和人设。
在个人修养的问题上，林总设与多杰的最大区别，也只不过是林总设把爱家人照顾子女放在首位，多杰则把爱家乡爱人民放在首位，让自己的家人和子女都效力甚至效命于发展家乡造福人民的事业上。
日常相处中，林总设也会把照顾家人的细腻温柔的一面分享给周围的人，他身边的同事朋友也以关系远近的区别，而常常能感受到不同层次的温暖贴心的照顾和关怀，相比之下，多杰则显得粗粝且冷峻，行事专断不太照顾他人的感受，以至于开篇的时候，让白菊都对他产生了误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若非两条路线斗争在那个时代——失去领袖失去方向的岔路口上姓社姓资的抉择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凸显出异常尖锐的形势，林总设的温恭魅力甚至可能超过多杰，他的“温良恭俭让”的表面文章，在世风流俗中被认作是传自门楣——出身或学历——的教养风度，可能被认为更胜多杰一筹。
但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的总设计师，其个人修养的关键，是不能有私字一闪念。把照顾家人放在首位，他的那些温良恭俭让的所谓教养，只能是两面派阴谋家的令人作呕的表演。
记得一个红色经典影视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延安老乡给邓小平送了一筐大枣，他的妻子卓琳犹豫不决是否收下，延安时期的邓政委，态度也是十分坚决，让卓琳把大枣还给老乡。
当年也有非官方的消息，说锦涛书记履职期间，把自己的女儿“圈”在家中不许她外出工作，担心她被“有心人”利用谋私而危害国家利益。
这个消息的真伪我无法证实，但是，在八九十年代的航空部六院一所，真有一个这样严格要求家人和亲信的总设计师，就是我亲见亲历的前辈李明总师。
李总的爱女夫妻俩都是我们所里的职工，因为只有大专学历，他的女婿在所里只能在后勤服务部门工作，在我们所，不参与技术工作，提级升职的空间就十分有限，所以有热心人便背着李总将他女婿调进了离科研项目更近的总师办公室。
这个行为并不违规，当年我们的重点科研项目的实际执行负责人老张，就只是中专学历出身，在总师办作行政工作，后进修才得到专业的硕士学位成为技术领导。热心人可能想帮李总的女婿也走老张的成长之路吧。
但是李总得知这个消息，油盐不进大发雷霆，坚决把女婿退回原单位。
这件事，是后来他的爱女家破人亡的一个重要起因，李总夫妇都健在，女儿也还在所里工作，具体详情我不想多说，当时连我都觉得李总太不近人情了，怎么能因为你是总师，就挡住女婿的前程呢？如果李总不是领导，他的女婿也未必就一定没有升迁机会啊。
当年，所里有三个人，被剥夺了进修机会。一个是李总的女婿，一个是项目组里深受李总器重的爱将——我北航的大师兄，还有一个就是我。
他的女婿专升本他不让，我要读硕士他不许，大师兄要考博，他坚决不放人。
就像《生命树》中的白菊给多杰写辞职报告一样，我和大师兄都“恨透了他”，他的女婿更是愤然离职，据说跑到多杰的家乡去做生意，反正是从此杳无音信。
作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辽宁省委奖励李总一套房子，座落在风景秀丽的科学家公寓，他不但自己从没看过一眼，家里有人提起这套房子，他都会大发雷霆不许家人染指。
八九十年代的六院一所，并非一块净土，所长刘大鼻子（所里人背地里都这样称呼他，我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名）早就把他的儿子——只有本科学历比我才高两届——的“刘小鼻子”提拔成副所长了。刘大鼻子退了之后，所公安处从红灯区华山路的派出所把搞民品会赚钱的孙某接回来，直接就接替刘大鼻子上任当起了所长。
那时候我们不能理解李总的严于律——己和己身边的人，看着比大师兄能力、资历、学历都差着一大截儿的刘小鼻子和孙某腾云直上，而我们在李总麾下除了拼命加班熬夜科研，连正常的职称升级，都要来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不平到牙根发痒，对李总这番“吃里扒外”的操作“恨之入骨”了。
当年国企干不过私企，还说是大锅饭作的孽，其实，我是很能理解当年国企的难处的，就我们这个研究所，技职工人数不及同类国企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在军备一线有项目的科研人员，只有基本工资和几十元的年终奖，虽然国防科工委给了我们二倍于工资标准的前线补贴，也不过每月三四百元，可是孙某他们搞民品的科室，人家年终那叫“分红”，都是以“万”为单元的。
孙某不但有钱去沈阳著名的“红灯区”狎玩，在被派出所扣押后，还不影响他升迁所长职位，让我们这些眼巴巴观望着前程的年轻人情何以堪？
《生命树》中的赵经理为什么出局？
赵经理原本就是做煤矿的，而冯克清不过是小饭店老板（公开身份），没有煤矿开发的资历。按说在这场投标角逐中，赵经理应该胜算更大。
但是非私营公司里，赵经理的权限只勉强能给林总设大学毕业的儿子安排个体制内的工作而已，可是冯克清可以让林总设的儿子“公派出国”还能有大额国外存款，即刻就能让林总设“不在现场”兵不血刃地保证自己的儿子，在玛治开发尚未开始之前，就优先享受到资本的红利，所以，最终赵经理身残病退出局，玛治县开发矿产这个“大馅饼”砸到冯克清一个人的头上，就一点也不意外了。
由此可见，林总设虽然口口声声为玛治县致富殚精竭虑，可他在决策玛治县开发的这只鹿到底死在谁手的时候，是把自己儿子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儿子得到最大利益为必要条件进行评估决策，有了冯克清这样的帮手，即使善后灭口出了人命，也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因此，完成了这一波决定玛治命运的骚操作之后，林总设又可以“义正词严”地声称，钱不会装进自己的口袋，但是玛治开发资源的钱还没挣到，就先装进了他儿子的口袋。
比起玛治县的牧民，我们科研人员虽然社会地位劳动环境都好了很多，但是刘大鼻子像林总设一样爱子心切，他让自己的儿子“先登要路津”把住了升迁资源，孙某这样有“污点”的人成了“掌门”，在我们心中，人才选拔的标准就变了味道——要么有钱要么有势。
李总对于我们，也只能像多杰之于巡山队一样，在当时看来，虽然没出人命，但前程也是我们的命，我们对前景的绝望，一点也不逊色于多杰的巡山队员。
大师兄这个人又超级进取，不止工作劲头和科研水准，英语也是一级棒，他工作之余，要求自己每天背1500个英文单词雷打不动，这时一气之下辞职去了美国，把他好斗精进自强不息的精力，都用来对付斩杀线了。
我这边弃工从文，也要改弦易辙寻我的“趁手兵器”去了，既然要战斗嘛，自然要有个战斗的样子，没有趁手的兵器是不成的。
李总还是坚持不肯在我的请辞报告上签字，但是此刻“众叛亲离”的他，也做了一点小让步，他说要非考研不可，就考他的研究生，只要我肯留在所里。
看看我们已经把那个曾率领我们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错误路线殊死斗争的老总师逼到了什么地步？
可我还是没忍住，口出不逊伤害了李总，这也是这些年我总是念念不忘他的一个原因吧。
我说：“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可是你已经这把年纪了，还能干几年？你光让我们拼命干活，什么好处都不替我们争取，要是你也退了，难道让我跟着刘小鼻子和孙某后面喝他们的西北风吗？你没看见，里面已经没我们的人了吗？我没你那么大度，丢不起那人！”
当时李总气得浑身发抖，他用颤抖的手指着我的鼻子，痛骂我“背叛了祖国的航空事业”……
气成这样，他都说不出我“辜负了他的期望”……到这时候了他也没想起这个“我”字。
他作为一个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甚嚣尘上的那个时代里，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建设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总设计师，就是这样完全彻底的“无我无家”，就像《生命树》中的多杰，即便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燃尽生命也九死不悔。
《生命树》中的多杰，在女儿牺牲在雪暴中之后，曾经独自进山，“像一尊雕像”一样坐在女儿牺牲的地方不肯离去，他的“无我无家”不是没有亲情眷顾——他爱女儿的感情，不亚于林培生之爱儿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为了社会公平人民幸福付出的惨重代价——九死一生。
九死，是痛彻心扉的父爱，一生是无怨无悔的信念。
当李明总师的女儿为了他的无私，付出了失去家庭和亲人的代价的时候，他一定也曾这样痛不欲生，毕竟，我们都亲眼见过李总对女儿的宠爱——就这一点来说，和刘大鼻子爱儿子一样——李总也是一个“女儿控”的慈祥父亲。
这才是一个总设计师该有的“个人修养”。
我当年遇到了一个和多杰一样“无我无家无私无悔”的总设计师，可是我没有像白菊那样，选择与他并肩战斗，而是做了“逃兵”。
我那时难以想象，李总如今不止活着，听师母说，前几年他还带队与外国人谈判呢，虽则心脏已经支了好几个架，还是活得好好的每天去办公室。
我的小私心也难免嘀咕，当时要是知道他能支撑到今天，我是不是会改变主意跟在他左右，那如今的我，应该不至于如此落魄吧？
不过，除了有点觉得辜负了李总的期望，我倒也没什么好后悔的。一是“我的背叛”丝毫也没影响到祖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其次，我与白菊也不同，白菊热爱警察这个职业——她有“持枪权”，有机会为捍卫多杰总设所选的路线而战斗，而我在六院一所没有“趁手的兵器”，路线斗争如此尖锐残酷，无缘参战才是最大的“逃兵”，我不得不转去另外的领域，寻找我最趁手的兵器，投入战斗。
后来再见到李总，我诉说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他也只是笑眯眯地说我们“就是没吃过什么苦”，这轻描淡写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沉重，无数青春的一生。
所以，一个普通群众有什么样的修养，不至于影响社会大局，可是一个总设计师，如果他把家人儿女放在首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社会公平对民族发展、对执政党的威信，会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
杨得志将军曾表达对先富的看法：是让人民群众先富，而不是党员干部趁着机会自己发财。
淡淡的表述，实则是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有的修养的深刻认知。
一个总设计师的修养，关系到“谁的土地，谁的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
六、“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零和博弈”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站在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一边。
《生命树》中多杰与林培生的斗争，其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两种史观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还是错误的一边的不同抉择。
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还是精英创造了历史，这是不可调和的对立。
时代选择了多杰，还是林培生，可能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建设成果，但是却关系到建设成果的主权和分配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关系到维护谁的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都是人民群众一点一滴用汗水和鲜血凝结而成的。
是鼓舞并带领人民大众一起建设，共同分享劳动建设的成果，还是诱骗奴役人民群众劳动建设，而建设成果为少数精英分子占有，让作为建设大军的劳动者只得到勉强温饱的资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泾渭分明不可调和的分水岭。
用DS的结论——这是关乎“谁的土地，谁的发展”的原则问题。
就比如一个小偷，用投机手段，把钱包从失主的家里，转移到自己的口袋，然后声称钱包是他的。失主不断地劳作，不断地攒钱，小偷不断地盗取，还给失主必要的吃喝以保证他能不断地赚钱。然后，小偷声称是他养活了失主，失主离开他就无法生存，谎话重复千年，连失主都相信了，是小偷在养活自己。
“南巡”途中座谈会上说“我们穷了几千年了”不是事实，但是我们如此“操作了几千年了”却是历史的真相。
这个世界上有少数的小偷，还有大量的失主，失主从未停止过建设，小偷也从未停止过盗取，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明，从未停止过发展，从速度到规模，都在日新月异，那是因为失主从未停止过建设劳作，我们的失主“穷了几千年了”，一代一代不停地劳作，也从未能改变贫穷的处境，那是因为小偷已经不停歇地偷盗了“几千年了”。
掌握了权力的总设计师如林培生如多杰，是站在小偷一边，还是站在失主一边，这是可以和谐的吗？是用“不争论不折腾”就能摆平的吗？
失主向小偷讨要赃款，如何就成了“折腾”呢？
倡导“不争论不折腾”，难道是让失主继续埋头苦干，把全副精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好为小偷挣来更多的钱包，让小偷们“步子再快一点”地先富起来并持续不断地富将下去？
就像建设红旗渠时反对派说的，毕竟林县缺水已经上千年了，怎么现在就忍不了？
毕竟，小偷和失主的关系和认知已经“成型”了上千年，现在瞎折腾什么？
抹去了阶级立场，单纯地说“穷了几千年了”，根本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史观，连DS都明白，是谁穷了几千年了？这是不容回避的原则问题。
发展经济，是发展谁的经济？发家致富，是发谁的家、富谁的仔？
和珅这样的人，从来就没穷过，元载曾经穷过，后来做了宰相富可敌国，鸡犬升天，内亲外戚都跟着先富了起来。
汉宰相萧何曾经说过，如果我儿似我，何须钱财？如果我儿不似我，钱财何用？
唐宰相张嘉贞也说，“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殁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
并非是萧何、张嘉贞比元载、和珅道德高尚，他们对待钱财的这两种不同态度，完全是识见高下的问题。贪腐之人以为聚敛钱财可以供子孙万代享受富贵荣华，是历史无知的表现。
“穷了几千年”的、是天下广大的建设者、被小偷偷盗了几千年的——劳苦大众，一旦小偷太过猖獗，贪腐聚敛过甚，劳动者就会起而击之，砸烂这个豢养小偷的黑暗政权，没有伟大的革命的先进的思想指导，这些砸烂旧政权的新贵们重蹈覆辙，忘掉初心，又堕落成为元载和珅这样的新一代的小偷，如果没有刀刃向内的断腕勇气和魄力铲除这些愚昧的小偷蛀虫，历史就被他们重又拖进“周期律”的阴魂中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只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才有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失主们觉醒了，向小偷讨回了原本属于他们的赃款。
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了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而冲锋陷阵的英雄，是助阵领导人民同小偷们进行战斗的领袖人物，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将几千年的私有制彻底清除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975年，主席已经82岁高龄，他说了一段非常具有深度的发人深省又很通俗的谈话：“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生命树》对主席逝世后时代形势的现实主义再现，印证了主席五十年前的预言。
新一代党中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方面勇于断腕刀刃向内一步也不退让地狠抓贪腐，铲除腐败变味的政治土壤，一方面采取措施提升社会智力，提高人民尤其是干部队伍的认知水平，彻底走出周期律的魔咒，让历史不再重演。
《生命树》就是以完全的现实主义手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反思过去，直面现实，讴歌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拼搏献身的时代英雄的力作。
七、原创的烂尾结局——《生命树》最令人遗憾的败笔
《生命树》中多杰的原型来自三江源两个牺牲的烈士，但做了很大的改动，让多杰这个人物形象的影响贯穿全剧，作为全剧的情节动力，与反一林副市长保持密切的关联，全剧前39集做了大量铺垫，用镜头语言和相关人物的表演，把所有恶性事件都“不在现场”的林副市长成功地牵进多杰之死，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对立不可调和。
全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把林副市长从自愿支边的纯洁学子林培生、为玛治经济发展殚精竭虑的林县长，到成功落实《南方讲话》精神的总设计师林副市长，直到最后的两面派阴谋家的林贪腐的堕落过程表现的精准完备淋漓尽致。
这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只差一点就圆满结束，但是，偏偏就在39集的后半段，留下了一个烂尾的收场——林贪腐自述在多杰牺牲之际的痛哭忏悔——令人作呕。
为什么很多观众表示这个剧太灰，看到结局让人“堵得慌”？
在冯克清志在必得威胁林贪腐之际，林贪腐明示冯克清，多杰是他们合作落实的搬不走的拦路虎，让冯克清找多杰谈谈，这个做法虽然违规违纪，但是貌似情理之中。
但是，随后就将多杰的航班信息给了冯克清，这个举动有两个意义：
其一，买凶杀人一般需要提供目标对象的活动路线。
其二，明示冯克清，如果谈话不顺利还志在必得，就不能让多杰见到玛治明天的太阳。
以林贪腐对二人的了解，必有一死已在预料之中。
用我的一个“汉奸”同窗的句型，谁死他都同意。所以，他后来自述没想杀死多杰似乎也有道理。
但是剧情的推进十分狠辣，编剧让多杰死在他的车上，他便再无回旋余地了。
除了在现场一刀捅死自己给多杰殉葬，落个畏罪自杀的下场，别无他路。
试想一下，他在满是鲜血的车里哭多杰的时候，如果两辆警车经过发现这一场景，他一定被当作第一嫌疑人带回警局，作为现场唯一的“活物”，他用哭诉忏悔能自证清白吗？
最终对他的处理结果中，没有谋杀多杰——或者同谋——这样的罪名，给观众传达的，是他的眼泪和忏悔，抹去了与冯克清合谋害死多杰的罪行，蒙蔽了纪委和白菊等公安干警。
所以观众对结局感到“堵得慌”。
编剧在这里搞这个乌龙，可能是想着重表达选择错误路线是导致他堕落的根本原因，传达人都是有良知底线、路线斗争无关人格的理念。
但是，这样的“忏悔”，恰恰把林贪腐推进了两面派阴谋家的深壑，文过饰非巧言令色，面对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毫无悔过之意，大耍手段装可怜瞒天过海，连带着给反腐斗争的正义事业都抹上了污点。
如果一定要表现林贪腐的悔过之意，合乎人的情感逻辑的正确表达方式应该是：
他的自述自“我从没想到一个人的身体里能流出那么多的血”开始：
“我了解冯克清一贯以杀人解决障碍，被冯克清威胁，我很害怕，担心事情办不成，遭到冯克清报复，殃及家人，所以很痛恨多杰挡路，把多杰行程告诉冯克清，当时也是动了杀心的。但是之后我又很害怕，担心人命官司把我牵进去。赶去机场的确是想把多杰带回来，路上再争取一下。但是晚了一步，我赶到现场时，多杰已经受了重伤。血流到我的车里，我很震惊。”
“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为他包扎？因为多杰告诉我，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最后关头，他的决绝态度吓坏了我，‘清水东流浊水西流’，狭路相逢，多杰和我只能有一个保全，既然他命若悬丝，……不如就顺其自然……反正又不是我亲自动手，这样的结果也好，他活着，总要异想天开，他已经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了。他这样死掉，对尽快落实《南方讲话》精神，把玛治县的经济搞上去，可能更有利。”
“我也很纠结，多杰不死，我就死定了，可现在多杰死在我的车里，又如何善后？我害怕极了，后来就那样处理他的后事，你们都知道了。”
“为什么打击巡山队造谣污蔑多杰携款潜逃？既然多杰已死，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消除多杰势力的影响，很有必要。我急于结案，也是想着这样就可以无后顾之忧，放下过去，轻装前进，让开发建设的‘步子再快一点’，让玛治县尽快地富起来。”
“我这样一步步走向深渊，就从给儿子出国那笔钱开始，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这时候，剧中的他，才可以哭，可以忏悔——符合人人都有良心的人性论认知。
现实中的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被纪委带走调查，永远失去了继续作恶、升官发财的机会的时候，——才能想起忏悔想起哭。
但是，他的哭和忏悔，也抹不去他杀害多杰、设计、参与、组织玛治县的一系列犯罪行为的罪恶。
多杰死在他的车上，他第一时间只有恐惧，其次是自救、善后，这样卑琐的善后之后，如果没有被双规，他就只能一直活在恐惧中，永远都不会有痛哭、忏悔这样的人性回归。
最后，在他的自然死亡来临之际，他也会让家人把骨灰“顺下水道冲走”，这才是他——作为一个曾经的人——的人性本色最后的回光返照。
编剧也太小看英雄之死了，多杰临死前的一番剖白，把林培生剥得灵魂出窍只剩下一具躯壳，从偷偷埋葬了多杰的时刻起，活着的林培生已经是一个行尸走肉，在每一个独自面对的夜晚，他都被恐惧折磨着，多杰一刻也不曾离开他左右，他的精神无异于一只活鬼。
编剧用伪善的庸俗人性论，去美化一个活死人的精神状况，是这部剧最令人遗憾的败笔。
连短剧作者都知道这个台词，“你哪里是后悔了？你是害怕了。”
按照剧中铺垫的情节，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保护伞”的层面，而成为黑恶势力的同谋或者组织者了。也因为此，剧中纪检公安部门对他的处罚，就太轻了，所以观众会觉得“憋屈”——剧中的坏人并没有付出与罪行相当的代价。
《生命树》这个令人遗憾的烂尾收场，就像——《奇迹》中的农民工建筑工地上弹钢琴、《看得见风景的窗》里不用拉投资就拍电影、《风与潮》中的何贤上不去船、《志愿军》中借彭老总和梁大牙将军之口，用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污名化“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崇高信仰——等等，是多杰牺牲的那个时代里，文艺作品必不可少的、用伪善人性泛滥成灾、低级趣味横行霸道，来掩盖残酷尖锐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回避崇高群嘲信仰的基础模板。
这种伪善人性论的低级趣味，放在以往没有崇高精神支撑的低俗神剧中还差强人意，不至于令人作呕，因为那时候的正面人物也十分“灰色”，对比度不高。
所以，很多时候，在著名编剧高满堂的笔下，描绘平庸人物不关涉崇高和正义的生命史生存史的作品中，这种“煽情”手段也还高级，算是人间温情的柔软再现。
之所以在这部《生命树》中，这种煽情变得如此不堪入目令人作呕，正是因为这部剧不容置疑的现实主义立场，揭示残酷尖锐的路线斗争的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焦点，英雄为造福人民抵制黑恶燃尽生命的信仰力量，容不得这些小布尔乔亚的假模假式唧唧歪歪。
在已然激化到你死我活刀光剑影的对抗里，在崇高的信仰和正义的事业被谋杀腰斩的暗黑时刻，让杀人者沾着烈士的鲜血流着肮脏的眼泪，岂不是最不能容忍的践踏和亵渎吗？
如果这肮脏的眼泪，在剧中还蒙蔽甚至影响了正义的裁决，观众觉得“窝心”，就在意料之中了。
双脚还踩在上个时代腐败堕落的泥淖中没有浴火重生的创作者，在关键时刻还是漏出了大尾巴，要是没有这段败笔，《生命树》该有多么完美？
不过，也不能过分苛责作者，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历史的个人的局限性，《生命树》能突破对于崇高和信仰、英雄和牺牲主题的长期禁锢，产生如此辉煌的成果，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了，在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解读尚未完全占领文化阵地的时候，有这样的失误，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创作本身，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本文作者：梦也无声
作者简介：
梦也无声 （本名李晓鸢）， 著名诗人、诗词评论家，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实践者传播者，作家、影视编剧、影视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