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文/易辙

我的父亲董益谦，生于1923年农历二月十三。父亲十三岁时，祖父离世，他与奶奶、大爷、姑姑靠着几亩薄田艰难度日。

生活无以为继，父亲立志求变。二十几岁时，他告别母亲与襁褓中的大哥，义无反顾投身革命队伍。国共拉锯、剿匪、土地改革、镇反肃反，他常常一走就是数月。母亲带着大哥、大姐在家苦熬。

四岁的大哥不幸染病。那时刚解放，长期战乱导致民生凋敝、缺医少药。母亲曾对我说：“你大哥弥留之际，我问他想爸爸吗？他坚定地摇了摇头。问会想妈妈不，他拼命地点头，泪水在他面黄肌瘦的脸上肆意流淌。”一个革命者，不仅自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家人也难免承受别离与苦难。哥哥来到世间四年，未曾得到父亲片刻陪伴与温暖，便匆匆离去。

此后，父亲从乡里调到县里，从县里调到市里，又从市里调到省里，终日忙碌。

文革时期，父亲被关进牛棚。1969年，他下放到边远穷苦山区走“五七”道路。1973年，父亲到乡政府任民政助理，工作认真负责。全乡10325口人，多少贫困户、多少军烈属、多少孤寡老人，他都了然于胸。全乡几十个自然村，都留下他访贫问苦的足迹，把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如今有些干部拎几袋大米、豆油便大肆拍照宣传，对比之下令人感慨。我曾问他，工作这般认真，为何没当模范？他说：“我大小是个领导，荣誉应该给一线的同志。”而今模范先进多为领导，令人唏嘘。

1979年，省委组织部一纸调令，结束了父亲十年的“五七”道路，回到沈阳。1983年，父亲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离休后的父亲生活安稳，却也有困惑与迷茫。88岁那年，他让我带他重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歪头山、南芬、草河口、连山关、本溪县、本溪市。他看到，百姓的田地增减不大，人口却比解放前多了许多，生产生活方式并无根本改变；若不是儿女外出打工，生活难有提升，只觉物价渐涨，看病愈难。

到本溪县小市，当年他参与领导的公私合营单位已无迹可寻，眼前多是新的经营者。到本溪市，原市政府办公楼已改作他用，市公安局大楼矗立站前，而站前马路却破旧不堪，小商贩的营生方式与五十多年前相差无几。原市政府交际处大楼仍在，身后望溪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默默注视着一方百姓的喜怒哀乐。

2020年农历四月初二，父亲无疾而终，享年98岁。

父亲生前，未能看到读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问题得到解决，这与他当年革命的初衷定然存在距离。爸爸，如果有生之年我能见证这些难题得以解决，一定到您坟前告慰。但愿我能等到这一天。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肖云卿，1923年农历二月十二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八岁时，她与父亲定下娃娃亲；九岁那年，因误服江湖庸医的药物，一觉醒来便双耳失聪，从此坠入无声的世界。

成年后，母亲与父亲成婚。1946年，父亲投身革命，终日奔波在外，家中里里外外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国民党不时上门抓捕父亲，母亲一边悉心照料婆婆与子女，一边为父亲的安危日夜悬心。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她以柔弱之躯撑起整个家，其中艰辛，难以想象。

三年困难时期，我五六岁，一家人靠掺杂树叶与野菜的玉米面糊糊果腹。有人或许会问：令尊身为县团级干部，怎会也吃树叶？那时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除极少数高干有微量特供，绝大多数人与百姓无异。解放后实行薪金制，父亲是行政十七级，工资尚不及八级钳工；1964年调至十六级，月薪109.4元，仍未赶上八级钳工的收入。那时的劳动者，真正受人尊重。

母亲虽失聪，却秀外慧中、心灵手巧。一次织毛衣时竹针丢失，她寻来一根粗竹针与砂纸，对照原针在硬纸壳上留下的针孔反复打磨，直至新针能严丝合缝地穿过。还有一回垒灶台，为校准水平，她舀水倒入锅中，用一根酱杆丈量水面与锅沿的距离，细细调整，直至分毫不差。

母亲至孝。1966年姥爷离世后，她将姥姥接至家中奉养。1968年，两个姐姐下乡盘锦，父亲去往五七干校，家中粮食本是三人份，却要供养四口人。那些年，姥姥从未吃过一顿粗粮，母亲顿顿为她单独做细粮。有次吃饭，姥姥将碗里的饺子拨给我和哥哥，母亲却让我们把饺子拨回去，温和却坚定地说：“你们长大了，想吃什么自己挣。”

1997年农历六月初二，为家庭辛劳一生的母亲，阖然长逝。

如今母亲已离去二十余载，她的音容笑貌仍时常在我脑海中萦绕。扪心自问，自懂事以来，我未曾让母亲为我着急上火，作为儿子，我已尽己所能，无愧于心。可以告慰母亲的是：您的儿女与孙辈皆自立自强，懂得感恩与担当，心中有爱。妈妈，若有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

作者简介：

董俊杰，笔名易辙，生于沈阳，长于辽北，以笔为舟，打捞岁月里的温情与沧桑。偏爱纪实散文，擅长从家族往事中窥见时代褶皱，用朴素文字书写对故土与亲人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