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革命样板戏"剧团的演员，黄佐临先生觉得也不必急着评，以后再说。
"那十年的极度风光，责任不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当时他们的同行们在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不能装作没看见。"他说。
对于地方戏曲的从业人员，黄佐临先生和我都主张不能在职称评定上给予特殊照顾。他认为，这些名演员已经拥有不少荣誉，不能什么都要。这是评定职称，必须衡量文化水准和创新等级。
我则认为，上海的地方戏曲在整体上水准不高，在风格上缺少力度。那些所谓"流派"，只是当年一些年轻艺人的个人演唱特点，其中有不少是缺点。如果我们的认识乱了，今后就会越来越乱。
那年月，文化理智明晰，艺术高低清楚，实在让人怀念。出乎意料的是，当时被我们搁置的那些人，现在有不少已经上升为"艺术泰斗"、"城市脊梁"。我估计，黄佐临先生的在天之灵又在朗诵《哈姆雷特》了：
泰斗，还是太逗？这是个问题。
脊梁，还是伎俩？这又是个问题。
就在那次职称评定后不久，国家文化部在我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经过三次"民意测验"，我均排名第一，便顺势任命我出任院长。
黄佐临先生听说后，立即向媒体发表了那著名的四字感叹：可喜，可惜！
上海电视台的记者祁鸣问他："何谓可喜？"
他说："'文革'十年，把人与人的关系都撕烂了。这位老兄能在十年后获得本单位三次民意测验第一，绝无仅有，实在可喜。文化部总算尊重民意了，也算可喜。"
记者又问："何谓可惜？"
他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正厅级，但只适合那些懂一点儿艺术又不是太懂、懂一点儿理论又不是太懂的人来做。这位老兄在艺术和学术上的双重天分，耗在行政上，还不可惜？"
他的这些谈话，当时通过报纸广为流传。他称我"老兄",其实我比他小了整整四十岁。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与他开玩笑了，连犹豫的空间也不存在，必须走马上任，一耗六年。
这六年，我不断地重温着"可喜，可惜"这四个字。时间一久，后面这两个字的分量渐渐加重，成了引导我必然辞职的咒语。
六年过去，终于辞职成功。那一年，他已经八十五岁了；而我，也已经四十五岁。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