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在打任4井过程中，相关施工作业人员都注意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井下发生的变化，不放过一个可疑的地方。如在加深钻进中，队地质组和地质大班郭顺源、地质工蒲素珍等同志密切配合、认真录井。从3162米开始，在成千上万粒细碎的岩屑中，首次发现了8颗饱含油脂光泽的白云岩含油岩屑，经地质技术员冯泽臣确认人含油油砂。随后一包砂样接着一包砂样先后出井，从8颗到十几颗再到更多，油砂的数量逐次增加，使地层含油性更加确定，为后来试油提供了可靠依据。
邝伏兆中将
6月4日，在白云岩层打了4个钻头后，钻至井深3200.64米的任4井宣告完钻。在完井方案中，一种意见认为目的层第三系已经打穿，应该试上部地层比较保险；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把试油重点放在下部古生界碳酸岩地层这个新领域。最终，指挥部同意实施第二种意见。
7月初，钻井二部总工程师吴华到井场实地检查工作，根据在四川多年勘探的成功经验，提出用原钻机进行裸眼试油作业（裸眼试油作业是指完井时的储集层是裸露的，只是在储集层以上用套管封固的作业方法）。7月3日凌晨，散发着浓烈油香的黑色油流喷涌而出，顿时整个井场沸腾起来。随后，又组织了对任4井的酸化作业。1975年9月8日，经酸化后的任4井原油日产达到1014吨，这是华北油田在任丘地区打出的第一口日产千吨以上的高产油井。
任4井喷涌出高产油气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报到了石油化学工业部。
余秋理副总理
1975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与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副部长宋振明、焦立人等领导到任4井视察。
为扩大成果，任4井完钻后，3269队接着钻探了任6井，1975年10月23日，任6井又获得高产油流，日产1609吨，成为任丘油田第二口高产油井。10月26日，会战指挥部在任6井召开祝捷誓师大会，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石化部部长康世恩和副部长张文彬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国务院和石油化学工业部对冀中勘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康世恩副总理
康世恩部长亲自提议：把冀中平原新发现定名为“任丘油田”。
（三）会战全面展开
随着其他钻井队所钻的任7井、任11井接连高产，从而发现了任丘古潜山高产油田。
1975年底，康世恩部长任命副部长张文彬为华北石油会战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会战指挥部指挥，石化部政治部副主任任成玉任副组长、副指挥，专门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张副部长一到任（在大港），就让石油部办公厅的毛华鹤（曾经担任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钻井二部党委书记、华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等职）起草以石化部、河北省、天津市的名义向国务院《关于组织冀中地区石油会战的报告》。报告大致分为几个部分：前言，当前华北勘探的大好形势，组织会战的任务与规划，会战队伍的调集，完成任务的措施等。在张副部长主持下，讨论过一次提纲，用了一个星期完成初稿。成稿后，先送到中共天津市委，当时的市委书记解学恭（注4）表示同意,说,根据你们的报告,主战场在河北省,建议你们还是要找河北省委；然后，张副部长与毛华鹤行驶6个多小时，从天津经任丘连夜赶到石家庄，第二天向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注5）汇报。马力听后说：“我看写得不错，我同意。”
然后，张副部长让毛华鹤连夜赶回北京，向石化部在京主持工作且住院的副部长孙敬文汇报，孙副部长一个字也没改，立即签发，让尽快向国务院呈报。1976年1月28日，石化部向国务院呈报了由康世恩部长签发的《关于组织冀中地区石油会战的报告》，1月30日，仅用两天时间，国务院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意组织华北石油会战。一场最后一个以会战形式勘探开发的油田，在古老的冀中平原打响。
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下当年由于受“文革”影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非常紧张。“四人帮”处心积虑，要收拾石化部。康世恩部长已经无法工作，不得不以养病为名(身体确实也不好),外出广西等地养病，生产上的事由副部长孙敬文全权处理。“四人帮”还气急败坏地说：“石油部搞任丘会战，就是为邓小平退却打掩护。”那种“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甚嚣尘上。因为国家财政紧张，一些关乎国防安危的重点工程被迫下马，我国驻外使领馆大使、大使馆武官需要回国述职或轮换因为缺少外汇买不起飞机票而拖延。国民经济更是非常困难，因为物资奇缺，人民生活日常供应也受到很大影响。在国内其他行业尚无多大建树的情况下，石油成为缓解国民经济燃眉之急的唯一希望。
李先念副总理视察油田
1976年和197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3次视察华北油田。因当年华北油田上得快，很多勘探需要的大批生产和生活物资未列入国家计划,李副总理率国务院有关部委来油田实际考察，并现场解决主要问题。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会上亲切接见了3269队代表郭顺源同志，给正在会战中的3269队和华北石油全体参战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1977年3月8日，华北油田女子钻井队成立，隶属于勘探二部，队号32668。这是当年一个政治性产物，体现的是“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同样也能办得到”。一年内该队共钻井8口，完成7口，进尺突破两万米。1978年6月22日，勘探二部为女子钻井队召开祝捷誓师大会，石油部领导出席并讲了话。在女队成立打第一口井——霸35井期间，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来为她们拍电影。姑娘们个个喜出望外，密切配合。从此，留下了第一任队长董瑞香、副队长周晓林，三班司钻裘艳祯等铁姑娘代表的经典镜头，留下了全队英姿飒爽的永久形象。裘艳祯的形象还登上了《中国妇女》杂志海外版封面。1979年5月，女子钻井队撤销建制。女队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但一定是华北会战史上厚重的一笔。
1978年10月2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重磅消息：我国又建成一个高产大油田——任丘油田。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重要位置刊登此消息，也是新闻媒体第一次向外界公开报道任丘油田。当年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达到了1723万吨，占全国石油产量的17%，跃居全国油气田第三位。为当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亿吨大关，为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实现了连续十年稳定在千万吨级的产量。
1981年6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中共石油部党组联合下发《关于华北油田改变领导机构名称、改设党委和领导干部任免的通知》，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改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中共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核心小组改名为中共华北石油管理局委员会。标志着历时5年多的石油大会战圆满结束，从此正式进入油田大规模建设发展时期。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华北油田视察，亲笔题词“中华要振兴，科技作尖兵”和“新年要有新气象”，给予油田很高的评价。
四、油地关系谱新篇
华北石油会战是在特殊情况下展开的。因为是任4井突然出了高产油，当年并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可以说是急促上马。首任会战指挥部“一把手”张文彬是石油师政委出身，石化部副部长，级别很高。所以，从会战一开始，石油和地方的管理机构是两套系统同时运行。石油会战总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尽快找到石油；地方政府是维持原有的施政功能不变。不同于当年玉门、克拉玛依、大庆、胜利等油田，他们是“油政合一”，如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同时也是大庆市市长。所以，那里几乎不存在油地（工农）关系问题。
华北会战开始时，环境确实很艰苦。自己是当了9年兵且是军委工程兵退役参加会战的。原来想在部队条件就够艰苦了，没想到，来到油田比想象的还要苦。我们到达任丘当晚，20人挤在一栋帐篷里，地下的麦苗已经长出绿叶。一盏40瓦的灯泡发出昏暗的光。周围一片漆黑。只给每人支了一张木板床，上面连条褥子都没有。当晚有的战友就哭开了。第二天到任丘（邱）县城唯一的百货大楼购置生活用品，一会就把人家的茶缸、搪瓷碗、洗脸盆等一抢而光。回到帐篷，小腿以下都是非常细的泥土，弹都弹不掉。这就是大概对任丘的初步印象。我想在这样的条件下搞会战，必然是一场新考验。我一个战友第三天就坚决离开了。说，即使回老家种地，也比这里强得多。
军人出身的张文彬副部长就说过:”过去打仗我们离不开百姓的支持,搞会战同样离不开他们。”说明在举世瞩目的华北石油会战中，十分重视油地关系。
第一阶段，油地互相支援，亲如一家。
关于当年会战选址问题，确实存在多种说法。经笔者查证：1976年2月24日，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石化部党组开会决定，成立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部机关设在任丘，由张文彬副部长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指挥。沧州地区专员阎国钧为核心小组副组长、副指挥。这个是最权威的论证，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任4井是华北石油会战的发现井，主战场当时在任丘周围，又是康世恩部长起名叫“任丘油田”， 所以，把会战总部放在任丘是没有争议的。何况，这是国家组织的会战，单靠一个县想满足石油生活供应商不可能的。
根据会战部署，石化部在极短时间内从大港、吉林、山东、长庆、江汉、四川、新疆、玉门、大庆等地和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河北省第一建筑公司等单位抽调了3万余人的会战大军，72台大型钻机、40多个物探队全部开到任丘，在古老而又年轻的冀中平原上展开了气壮山河的夺油会战。
会战初期，当地政府和百姓确实是像当年支持子弟兵一样支持会战。也发生很多动人的故事，有的故事到现在还在流传。那时征一亩地，国家才补偿50元钱，但前提是让失地农民享受市民待遇。当年一下子征地5000亩，百姓毫无怨言。钻井队有时打井周期比较短，就住在农村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一位年轻的钻工生病，房东大娘拿出仅剩的一点红糖给他煮红糖姜水喝。
1980年，河北省局部地区发生灾情。华北油田在自身粮食定量的情况下，拿出300万斤细粮支援灾区。这对于密切工农关系、增强工农团结都有重要意义《河北日报》1981年2月7日专版作了报道。
有一个实例，就是任丘的哑叭庄文化遗址，是原钻井二部完井大队测井小队长洪力源、工程师杨蜀国、李子乔、刘金祥等同志首先发现的。他们把捡到的一些物件无偿交给任丘县有关部门，一下子把当地人类居住推进了几千年以上。这些发现者，有的已经作古，但他们对第二故乡的贡献不应该忘记。这是油地关系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阶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改革开放初期，受“一切向‘钱’看”的影响，一些人开始琢磨富起来的“歪门邪道”。是不是当时的一些补偿款没有及时发给农民不得而知，但那种“靠山吃山，靠油吃油”的观念占了上风。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大肆偷盗甚至发展到公开抢夺油田会战物资，对油田“吃、拿、卡、要”的现象不断发生。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年从河间到任丘一带，八九十年代冒出很多土炼油厂、锅炉厂，就是偷油田管道的油，把油田的锅炉、板房、超低价甚至当废品收来，重新喷漆当新的出售，谋取暴利。还有偷来的钻头、钻具等。特别是在主要输油管线打孔，造成输油管线压力不稳，严重影响到石油生产和安全。当年盛传一句话：“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你石油‘鬼子’。”把石油人与”日本鬼子”相提并论。张部长多次在会上强调，我们绝不能损害群众利益。更不能容忍“石油鬼子”说法长期流行。一旦出现损坏群众利益问题，要严肃处理。
遗憾的是，这期间，“支油办”也发生了严重问题。会战初期，从河北省到与石油勘探开发有关的地市县都成立了“支援石油会战办公室”，简称“支油办”，对处理工农关系、土地赔偿等起了很大作用。但令人痛心的是后来“支油办”变成了“坑油办”。1984年初，在中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下，河北省纪委把清查各级“支油办”的经济问题作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重点，查处了包括县委副书记在内的一些经济犯罪分子。从省到与油田会战有关的县市几乎全军覆没。包括固安、永清、任丘三个县“支油办”的二十名工作人员，人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中十八人已构成经济犯罪，逮捕十人，严重影响了石油的生产和治安。在上级的统一部署下，华北石油管理局不得不抽出主要精力专门负责油田治理，并多次组织专项行动，打击犯罪。在追捕一名犯罪分子中、一警察被犯罪分子用刀捅死。1993年6月23日，位于廊坊境内的霸33井，也是因不法分子偷油破坏，发生国内罕见的特大井喷着火事故,甚至惊动了高层。
后来华北石油管理局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就是油地之间职工与农民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会战初期，中央和河北省、天津市等对石油不但予以优惠的政策，还从各方面全力保证油田的生活供应。如当时的石油职工家属，用电、用水、用气不但不花钱，而且还给补贴。这些，对当时还处于比较贫困的任丘不可能没有刺激。于是，油田加大了对地方的支持力度，启动帮助地方无偿更换动力电线、修路、防洪、打地热井、帮助沧州地区电视台安装发射架、帮助沧州铁狮子移出地面等民心工程，力求油地同步发展。按照中央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广泛开展了工农、军企共建“双文明”建设活动，涌现出企业帮助地方，地方关心企业很多动人的事迹。油田党委宣传部专门出了一本小册子《同心曲》记录此事。笔者这一时期也写了讴歌这方面的文学作品。如报告文学《潘厂长的心愿》《杏儿熟了》《油地一家亲》，相声《找对象》《真爸爸假爸爸》等作品，在各级各种报刊发表就是那个时期的见证。特别是中央免除了从汉代以来的农业税，加上脱贫攻坚，农民利益得到大幅度提升。地方近几十年搞了大量道路、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吸收了大量农民工进城。一些从石油打工学到焊接、修理技术的农民收入不菲。一大批劳务工进入生产和服务行业（如商业公司改制时，职工已只有800多人，而现在有2000人左右，大部分是当地人，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老板），当地一些有眼光、头脑灵活的人先占商机，办厂、办企业、开公司，培育出不少千万、亿万级富翁富婆（姐）。有很多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高于石油人。最欣慰的是人们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一般不再犯偷盗石油物资那种“小儿科”的错误。
从此，油地关系基本发展到稳定和谐的新阶段。
第三阶段，油田向地方移交企业办社会职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企业管理社会职能移交地方是高层的决策，本意是解除企业负担，轻装上阵，做大做强，与国际接轨。原来油田有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被取消，移交后，不少人失去了岗位。在全国各大油田中，只有华北一家在县级市。诚如当地一位老领导所说，油田是个大盆子，当地是个小碗，把一盆水或一盆面条强行装到这个碗里，出现一些问题不足为怪。还有就是在设施“改善房”过程中，也发生不少令油田职工非常不满意的情况。
第四阶段，出现可喜变化，新融合、共同发展成为油地共识和主旋律
随着油地不断融合，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现在“油地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企业移交社会管理职能后，地方政府（包括所有居住石油人的其他城市）积极改善石油人的居住环境，加强了市政建设，完善各项功能，65岁以上老人市内乘车免费、为老年人免费体检、建立了很多公园让油田和地方共享。说实话，人生一辈子就几十年，石油人在任丘（包括外围城市）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真正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所以，建设大美任丘是我们每个石油人和当地居民的共同愿望和责任。愿任丘的明天更加美好。明年将迎来是华北石油会战50周年和任丘市撤县建市40周年，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难得契机，共同推动油地发展更上一层楼。
关于如何处理好油地关系是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课题。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为什么会战早期油地关系很好，后来出现或重复出现一些问题和波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会战初期不论是石油还是地方的领导人，大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他们深知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及油地关系的重要性。后来出现的问题或波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如地方与石油的利益依赖，年轻干部缺乏战争年代的工作经验等，这里都心照不宣，就不展开说了。
我们党从建党、建军、建政以来就十分重视军民、军政关系，也积累了丰富成熟的经验。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就对红军官兵讲述了“军队与工农群众如鱼之于水”的道理。是对“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这条历史定律的真切诠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从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实行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原则，到广泛开展“双拥”和军民共建活动，所建立的新型军政军民关系，铸就的牢不可破的军政军民团结，已成为熔铸于血脉的红色文化基因，在革命和建设乃至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举个我老家的例子，在抗战期间，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朱老总经常和乡亲们拉家常，彭德怀副司令员、左权将军教乡亲们学会了种水稻，129师邓小平政委亲自处理损害军民关系的事件等等，地方文化与军人文化相融合，相得益彰。成为有名的“双拥模范县”。我老家有个叫“寒王”的村子，从元代迁入10个省32姓氏，其中以河北省赵县、武安、涉县等居多。经过几百年融合，亲如一家。学大寨时期，一个劳动日3点5元。家家都是小二楼，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展受到制约，但村里的优良传统保留下来。至今仍是文明模范村。这里玩感受最深的一点，只有经济基础好，才是发展的动力。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些基本都原则以及方法并没有过时，值得现在地方和企业领导去研究和应用。
任丘是个具有几千年的古县城，文化底蕴深厚，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一些有名的村庄也是这样，值得去研究。
油田会战初期,为了解决家属子女的非农业户口和子女就业，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大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他行业的专家、学者、骨干至少两千余人，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宽阔的视野。另外，华北石油会战发展到10多万职工、二十万左右家属时，人员基本涵盖了全国所有的省市，形成独特的包容性很强的石油文化。如从会战开始，油田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重点的培育复合型人才。华北油田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成立各种协会、学会几十个，有很多协会都是油田主要领导挂帅；油田享受国务院津贴、全国、河北省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级、省部级作家、艺术家至少千余人，发表作品、专著不计其数，有力地促进了油田和地方的文化建设。
这么多年，如何实现文化融合，几十年来油地双方都做了很多探索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开展“工农共建”“扶贫进村”“干部相互交流”“油地文化交流研讨”“油地春晚”及很多相关活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毛主席1945年10月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有句经典论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早就也离不开”只要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明白和重视这一点，讲诚信，办实事、提升服务水平，油地关系一定会实现亲如一家，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五、几点启示
华北石油会战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需要总结的很多,但自己感觉最少有以下五点启示。
一.是离不开党中央高瞻远瞩、英明决策。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石油工业从起步到加快发展都是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进行。关键时期，都是党中央在把舵。这对石油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二.是离不开发扬执行命令、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1952年2月 中共中央决定调拨20个建制师转业，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同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将19军第57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1师。8月份，在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率领下，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打开古潜山任4井的3269队，上世纪50年代组建于青海，当时所有队员全部来自57师。
从此以后，石油师便开始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艰苦创业。为石油、为国家输送了大量领导干部。华北油田会战有来自57师的344人，很多都担任从总部到各级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1976年华北石油会战打响后，先后参加会战的就有转业官兵数万人。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敢打硬仗、敢打胜仗”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这些，为华北石油会战和勘探开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培养了过硬的作风。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军人情节。
三.是离不开勇于创新、敢于探索的担当精神。
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一旦工作出现失误，就是“政治问题”，这个帽子会使人戴一辈子。而当时会战领导和职工，顶着这种压力和风险，认真听取基层职工和地质专家的意见，果断科学决策，保证了华北油田大规模会战顺利进行。
四是离不开敢为人先、敢打硬拼的作风，讲究严谨的科学态度。
如在打任4井过程中，在对前第三系层位不确切、缝洞发育程度不明、岩石可钻性不很清楚的情况下，领导坚持盯在现场，精心组织，细致施工，圆满钻达设计井深，揭开雾迷山组硅质白云岩近50米，发现了油气显示。相关作业人员都注意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井下发生的变化，不放过一个可疑的地方。在完井过程中为了不使碳酸盐岩油层受到伤害，大胆采用打悬空水泥塞后期裸眼完井的作业方法，在油层以上下套管完井。在潜山油田勘探初期所引用的对碳酸盐岩油层采用清水钻探、裸眼完井等保护油层的方法，为华北油气勘探开创了先例，在以后大规模会战中被广泛推广应用。
五是离不开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中央对华北石油会战高度关怀，从石化部到会战指挥部各级领导、指挥机关、地方政府、及油田相关部门和单位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保会战，没有耽误过生产运行。另外，不能忘记地质部有关单位长期在冀中勘探，把一些地质资料无偿提供，为会战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出重要贡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结束语纵观华北石油会战，在国家急需石油的情况下，确实为国家、也为河北省、油田所在地区做出了很大贡献，促进了当地经济建设的发展。试想，如果没有石油，没有大会战，任丘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这是油地都认可的事实。当然，油田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别的不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到2006年30年间，共牺牲（殉职）xxx人，工伤1—4级xxx人，5—10级xxxx人。当然，有一些年纪很轻的大学生、技术员、钻工、女泥浆工等，当年才二十上下，还没成家，且是一次性处理，这些人并没有统计在内。由此，想到我的老部队——军委工程兵建筑第54师（这里特别需要说明一下，军委工程兵和基建工程兵是两个不同的兵种。会战初期为油田承担基建任务的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我们部队一直从事核工程绝密任务。仅在已经解密的“8.16”工程，网上可查询“8.16工程”即可看到。知道的就牺牲了76名，平均年龄21岁，还有病故和不知道的估计要上百人。“8.16”工程下马后，专门建了一座“一碗水”烈士陵园，而华北石油会战是否也应该记住那些烈士，即使他们的名字刻不在石碑上，也要“刻在”石油人的心坎里）。
任何时候，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要我自己说，石油和当地究竟是谁成就了谁，这就是一个典型“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命题。石油是客观存在，而寻找石油是靠人的努力和地方支援分不开的。
现在，石油勘探和开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中石油广大干部员工学习大庆精神，继承铁人精神、“三老四严”的传统没有变。
2016 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大力弘扬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石油精神”的重要批示，成为新时代石油精神的主旋律。（三老四严：三老是指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是指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石油精神是以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苦干实干”、“为核心，一直都是石油石化行业的灵魂和根基。
（“铁人”是五六十年代社会送给石油工人王进喜的雅号，而铁人精神是王进喜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也集中体现出我国石油工人精神风貌。铁人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等。铁人精神无论在过去、将来都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
华北油田提炼出来的“勇于实践、大胆探索的科学求实精神；快摆硬上、敢打硬拼的艰苦奋斗精神；五湖四海、团结协作的一盘棋精神；不计时间、不讲报酬的无私奉献精神”，它们是石油人永远的传家宝。
另外，通过近几十年油田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依靠新科技的应用，油田的勘探区域、油藏储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建设千万吨当量综合能源公司、打造世界一流现代化能源企业”的战略目标，呈现昂扬向上、实现新跨越的局面已经形成。任丘地方经济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必将促进油地关系深度融合，再创辉煌指日可待。
附注
注1：高振西，(1907.07.07-1991.12.09) ，河南荥阳人。自幼爱好读书，家庭的耕读之风对他影响很大。他深知所处黄土高原东缘的家乡，土地贫瘠，当地百姓生活贫困，学习机会难得。因此，他从小就很用心，把与同龄人玩耍的时间都用在勤奋学习上。1925年，高振西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读预科，两年后转入地质学系就读。学习期间，他痛感我国现代科学特别是地质科学的落后，为此，他废寝忘食，矢志苦学，为日后担当重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高振西毕业，因成绩优异留任北京大学助教。任教期间，高振西参加了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组织的野外实习考察。他和其他6人组成实习小分队，前往河北蓟县（今属天津市）进行1:10000比例尺的地形测量图绘制，填补该区域地质调查空白。沿蓟县以北至黄崖关长城一线，他们通过细致调查意外地发现，在含三叶虫化石的寒武纪地层之下，有一大套浅变质或未变质的沉积岩层，覆于古老变质岩之上。后 根据岩层产状绘制剖面图时，发现这套 沉积岩层的厚度， 竟然超过了万米。这一发现开始引起地层学界的重视。高振西并不就此满足，他深知要多进行野外观察，多对比实际材料，才能弄清想要了解的问题。回京后，高振西撰写了《河北省蓟县东陵及兴隆县一带地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既是一份实习报告，亦是天津市第一份真正意义的地质报告。文字之外，高振西还附了一张1:5000比例尺的蓟县地层剖面图，这是天津市目前已知的第一张地质剖面图。这一技术成果，至今还为地质学工作所引用，并成为不可多得的范本。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高度评价高振西发现的蓟县地质剖面：“在欧亚大陆同时代地层中，蓟县剖面之佳，恐无出其右者。”1980年，高振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4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天津市蓟县中上元古界地层剖面，被列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中上元古界国家自然保护区。
注2：李聚奎（1904年12月31日—1995年6月25日），原名李新喜，男，湖南安化县兰田（今属涟源）西坪村人。李聚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后勤工作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原顾问。1958年补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5年6月25日逝世。
李聚奎参加组建石油部小传：1953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石油工业部，并开始筹备。与此同时，新中国第一任石油工业部的掌舵者也开始选拔……不久后，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将军找到李聚奎，向他通知了要调他到石油工业部担任部长的消息。回想起当年那一幕，李聚奎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他说：“1926年当兵以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部队，当总干部部的徐立清通知我这个消息时，我真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李聚奎在收到突然改任的消息后，惊讶地说道：“到地方工作，这个消息太突然了。而且去的还是一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十分重要、专业性很强的部门，我有点发怵。”对此，徐立清说道：“这可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将。名单送到总理那后，他再三考虑，最后圈定了您。军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同意，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尽管心里打鼓，但李聚奎坚决服从命令，脱掉军装，一头扎进了工作中。后来，徐立清将军在提起当年选拔石油部的“掌权者”时，透露道：“总理曾说，要尽快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选一个部队的同志来做这件事，将军队的传统作风带过去，像指挥打仗一样指挥石油工业。1958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一些处于特殊原因而缺席1955年大授衔的将军们进行了一次军衔补授，而其中新中国第一位石油部长李聚奎就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毛主席在知道这个消息更是表示：没有他，新中国晚成立10年。
注3：旷伏兆（1914年1月27日—1996年6月4日），江西省永新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旷伏兆少时学徒做裁缝工人。1929年参加革命，曾任文雅乡工会委员，县模范团大队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七十团班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卫生部政治指导员、第十七师新兵营营长、龙桑独立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副政治委员，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西省方山县委书记，山西战总会第二支队副支队长，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6年病逝于北京。是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6年6月4日，旷伏兆将军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按照他生前与刘秉彦（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的约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河北省雄县米家务小学内的烈士陵园中。
注4：解学恭（1916年-1993年3月3日），男，汉族，曾用名谢宾，山西隰县人。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山西洪赵特委委员、隰县县委书记、中共晋西南省隰蒲特别区委书记、隰蒲游击第五大队政治委员、洪赵独立营政治委员、洪赵游击第三大队政治委员、中共洪赵特委军事部部长、中共晋西区洪赵地委书记。1940年后历任八路军第一二口师兼晋西北军区洪赵纵队纵队长,洪赵总队政治委员,中共晋西南工委委员、组织部长,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晋绥分局晋西南工委书记,八路军洪赵独立支队政治委员。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七大后,历任中共吕梁区委副书记、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晋中区委副书记、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晋中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部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天津市政协主席等职。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7年被开除党籍，免除党内外职务。1993年逝世。
注5：马力，汉族，1916年3月生，天津蓟县人，中共优秀党员，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战士 。原名马久孚。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 。 1938年至1945年任河北蓟县抗日游击队政治教导员，中共昌（平）怀（柔）县委书记、丰（润）滦（县）密（云）联合县委书记，中共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委书记，中共冀热辽区第十四地委城工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冀东区第十四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冀东区第十七地委副书记、代书记、书记兼冀东军区第十七军分区政治委员，冀东区第十四专署专员。1970年3月至1977年2月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其间：1970年3月至1971年5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1年5月至1977年2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7年2月至1979年9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