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产合作社

严金祥

    解放时土改，我家分到两亩两分水田和十几亩茅柴山。那时候，我们住在陈家浜。当年政府号召办互助组，初级社种田割稻的场景、高级社出勤记工分、人民公社炼钢铁、吃食堂的画面，一闭眼就清晰得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一、互助组

      1955年阳春三月，桃花开得稀稀拉拉时，村长顾德培来叫我，让我协助他去村农会长家，一起商量办互助组的事。参加的人除了我们三人，还有妇女会长。村长说：“乡公所要求我们村今年上半年完成互助合作组的组建，可由三到六户自行挑选户主组成，实行强劳力帮弱劳力，一家有难大家帮。”

       我们村的互助组按居住远近划分，组员除了顾村长、周来富，还有隔壁的王木匠、陈小宝和屋后的刘寡妇，共六户人家、十六口人，有十八亩水田、两头牛。劳力强的帮助劳力弱的，有牛的两户组员，要帮没牛的组员带牛犁田。大家互相帮助，收成归自己，谁也不欠谁。

       开春耕田时，周来富和陈小宝两家各有一头牛，扶犁耕田的活儿就由他俩包了。组员中的妇女在田里撒猪粪。刘寡妇的孩子才三岁，没人照看时，她就把孩子背在背上干活。

       夏天收麦子，天刚蒙蒙亮，王木匠就敲响了我家的木门。我俩各拿一把镰刀往坡地走。割麦子是力气活，王木匠割得最快，割完自己的就去帮刘寡妇；妇女跟在后面捆麦秸，力气大的妇女则把捆好的麦秸往家门前的场地上运。中午歇晌时，周来富的老婆从家里端来南瓜粥，刘寡妇拿来馒头，大家坐在地头分着吃。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地面滚烫，可大家吃得比在自家还香。

      那年，我家的稻麦比往年多收了100多斤，王木匠家的地也多收了160多斤。顾村长的老婆把新磨的白面蒸成馒头，挨家送了两个。王木匠捧着馒头笑嘻嘻地说：“你看，这互助组就是好，力气凑在一起，收成也多了！”

二、初级社

     互助组办了不到两年，山区悄然发生着变化。1956年冬天，区里来了位戴蓝布帽子的干部，在村东大朴树下给全村人开会：“互助组是好，可还是单干思想，要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把土地、农具折价入股，统一耕种，按劳分配。”

      “土地入股？”我听了心里一紧，问那区干部，“那地还是我们的吗？”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严，地还是你的，但统一种植，收成按土地和劳力分配，劳力多的分得多，不吃亏！”但没过多久，土地就取消股份制，实行集体所有。因此，一度时期社里发生了闹退社、行凶刺伤社干部、抢夺耕牛的事件，后文会详细说明。

       我们村的初级社叫“桃花社”，李忠全当社长，我和曹祥兴当副社长。全社12个自然村、132户人家都入了社。入社那天，大家拿着地契、农具清单，在村东大朴树下的桌子前登记。刘寡妇把家里的半亩菜地也报了上去，说：“跟着社里干，放心！”

       社里按12个自然村分为12个生产小队，我任副社长，跨村兼任黄家山生产小队长。这个自然村全是温州人，他们宗族主义观念很强，分廖、章两大姓，两姓之间又有联姻关系。李社长让廖老大担任副队长，我俩管着12户人家的30多亩水稻田和山芋、茶叶地。队里给每个人发了个红本本，叫“劳动手册”，每天干什么活、干多久，都记上工分。力气大的劳动力，一天能挣13-15分工；妇女们干些除草、摘茶叶的活，一天挣8-9分工。

      春天播种时，过去各家播种有早有晚，出苗不齐；如今统一播种，地里的麦苗长得整整齐齐，像铺了一层绿毯子。各生产小队队长天天在地头转，手里拿着小本子，记着哪块田该上水、哪块地该施肥。

        夏天天旱，水田里的稻棵叶子都卷了。社里决定用水车车水、水桶扩水。可有的水源在山脚下，离水田有二里路程。我带着小队的人扛着铁锹挖水渠，连续干了三天三夜，田里的稻棵终于缓了过来。一天，队会计告诉我，社里的黑板上写着：“黄家山小队抗旱有功，是全社人员学习的榜样。”我听了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入社第一年秋收时，水稻田里的掼桶接连不断地发出“轰捅……轰捅……”的声响，响彻云霄。男女老少弯着腰在田里收割，力气大的男人用稻箩一担一担把掼桶里的稻谷挑到晒谷场，晒干入仓，等待年终“分配”（当年社员称为分红）。算账那天，会计拿着账本在仓库里公布：“廖老大，全家劳力工分1650分，折合工价132元，扣除平时预支123元，余9元；土地入股3亩，分稻360斤、山芋1600斤。章老四，全家劳力工分1560分，折合工价124元8角，扣除平时预支124元，余8角；土地入股2亩，分稻250斤、山芋1260斤……”

       入社第二年的年终分配，就有人欢喜有人愁。那年，大栗岗生产小队有个姓高的社员说：“你们讲话不算数，为什么土地今年没股份分粮了呢？”他坚决要求退社。当时，我们五六个社干部上门做工作，李忠元社长说：“老高，土地归集体所有，与你土地入股其实没有多大区别，土地入股是按土地分粮，土地归集体是按人口分粮，有什么不好？”我接过李社长的话说：“实际上，土地也是土改时按人口分的呀！”这个姓高的不容分说，拿起门角的板锄怒声骂道：“关你屁事，要你来管！”说话间举起板锄向我砸来，我一急转身躲开，他却误砸在我身后的蔡副社长头上，蔡副社长当即倒地，鲜血直流。在场的人奋力把姓高的按倒，用麻绳捆绑起来，押送张渚派出所。我和李社长急忙把蔡副社长送往张渚人民医院，因伤势严重，又急转常州102医院，李站长派我去陪同，在那里住院25天，蔡副社长才治疗康复出院。后来，那姓高的被法院判处五年劳役。

        还有一户姓徐的也闹退社，为了抢夺入社时他投入的一头牛，合作社的骨干拉住牛鼻栓绳不准他牵走。两人争夺了一阵，徐某抽出束在身上刀壳里的弯刀，想去砍鼻栓绳，不料一刀下去误砍在牛鼻上，导致牛鼻开裂，鲜血直淌，牛鼻栓脱落，牛拔脚奔向远方。众人奋力追捉也无济于事，后来牛自己跑得疲惫不堪才倒下。

        初级社办了一年半，村里盖了新的仓库，买了两头耕牛，还办了夜校扫盲班。晚上，社员们都去学认字，认识了不少字后，能自己在劳动手册上签字了。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三、高级社

      1957年春天，风风火火的高级社开始了。在社员大会上，社长李忠元操着带湖南口音的宜兴话说：“各位父老乡亲们，按上级政府会议精神，初级社规模不大、力量小，今后要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树立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实行更好更完整的按劳分配……”

      高级社迎来的头一件热闹事是夏天收麦子。全社的社员在各自小队收割，镰刀割麦的“唰唰”声、肩挑车运粮食的“号子”声、孩子们在田埂上追着玩的笑声，飘得满乡都是。我带着会计在地头记账，谁割得快、谁运得多，都记在小本子上，说要评“劳动模范”。

      可没过俩月，问题就冒了出来：有社员干活时躲在树荫下抽烟，说“反正工分差不多”；还有两三个人凑在一起聊天。我去问廖老大，他叹着气说：“严队长，人多了，心就散了，这‘大集体’的活儿，不好管啊！”那天傍晚，我坐在家里的床上，深思半宿不能入睡，没完没了地抽着“敲邦”（指烟筒），心里第一次犯了愁：这高级社的红火日子，能长久吗？

 四、人民公社

       1958年9月，成立了“竹海人民公社”，管辖茗岭、张渚、湖滏、西渚等乡镇。公社下面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原来的桃花高级社划出单独成立大队，黄家山划为龙池大队，我被选为龙池大队副队长，仍兼任黄家山小队队长。

      人民公社实行“一平二调”，即全公社的财产统一调配，社员们吃“大锅饭”。公社里每个生产小队还办了食堂，我们黄家队的食堂就设在廖老三家，因为他家房屋紧靠生产队仓库，这样两处合并起来，门前成了一个“厂”字形的场院，再用毛竹搭起一座草扇凉棚作为餐厅。廖老三家作为厨房，砌了三个能煮半袋米的大铁锅，廖老三媳妇和两个会做饭的妇女当炊事员。开饭第一天，食堂里摆了二十多张八仙桌，社员们早晚饭是白米粥，有时是熬得稠稠的胡萝卜粥，加大铁锅焖山芋；中午大多是大米饭，菜都是生产队专人种的蔬菜，逢年过节杀猪宰羊，也是生产队专人饲养的。社员们不管男女老少，都去食堂吃饭，不要钱。孩子们最开心，天天盼着去食堂吃饭，像过节一样。

       公社还搞“大炼钢铁”，在张渚桑园场上建了炼钢炉。社员们把家里的铁器都献了出来，铁锅、铁铲、铁钉，甚至村上的大小树木，也都被砍了拿去代替煤炭炼钢。参加炼钢的“农民工人”每天守在炼钢炉前，添柴、鼓风，脸被烤得通红。可炼出来的钢都是废钢，不能用，社员们都很失望。

       冬天来了，公社给各大队下达了造横山水库的人数指标，我们生产队分到3个名额。另外，大队还要在每年冬闲季节，在青石山脚下造水库，离各小队有1-3里路不等。社员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挖土方、运石头。我带着大队的人干得很卖力，希望能早点把水库修好，灌溉地里的庄稼。可天气太冷了，不少社员冻坏了手脚，粮食也不够吃，每天只能喝胡萝卜粥。

       1959年下半年，情况更糟了。由于“大炼钢铁”耽误了农活，加上天气干旱，地里的庄稼长得不好，粮食严重短缺。食堂的饭菜越来越差，每天只有两顿稀粥，还不够塞牙缝。社员们饿得面黄肌瘦，有的甚至开始吃野菜、树皮。有少数人因为饥饿得了水肿病，腿肿得像小水桶似的。我看着心疼，却没办法，只能去公社食堂找吃的，可食堂里也没多少粮食了。

       到了深秋收稻、挖山芋时，田里的稻长得稀稀拉拉，一亩地才收几十斤。社员们收稻的劲头也没了，干一会儿就歇一会儿。我心里着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廖老大也愁得睡不着觉，天天往公社跑，希望能调点粮食来，可公社也没有粮食。

        1961年，公社决定把食堂停了。接下来的几年，日子过得很艰难。社员们靠挖野菜、摘野果度日，不少人离开了村子，去外地逃荒。我实在是“逼上梁山”，叫你和凤仙跟你娘去广德逃荒，这样全家6个人的口粮就能挤出来给3个人，才勉强维持生活。

        1963年，中央下达了《六十条农村工作条例》文件，调整人民公社的政策，允许社员保留少量自留地，恢复了集市贸易。我家分了7分自留地，种上了山芋、蔬菜，社员们的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如今，山里人的日子早已变了样。互助组的红本本、初级社的劳动手册、人民公社的食堂碗，都已成了历史。可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心里总是五味杂陈。那些扛着锄头、敲着铜锣、围着灶台的画面，像一部老电影，在我脑海里一遍遍地播放。我知道，那些年的变迁，有过热闹，有过红火，也有过困难，有过迷茫。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的日子，是山里抹不去的记忆。

说明：文中的“我”是指作者父亲，是父亲生前曾给儿女们讲过的故事，这里由作者加以整理。

 写于2025年10月

 严金祥，网名窗口方寸，1946年生，江苏宜兴张渚龙池村人，小学文化。从事过生产队和大队茶场会计、民办代课教师、双代店职员、竹木检查员、等职业。上世纪后期一度是宜兴日报社、宜兴市广播电台通讯员。现为宜兴市作家协会会员，桃溪文学社成员。近几年来重拾文字，并有作品发表于《宜兴日报》《龙泉佛学》《茗峰撷秀》《桃溪》等报刊杂志，著有散文集《青石板路上的独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