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汉字之辨·论“专家”：当话语权错位，

谁该为荒诞买单

作者：杨东

“专家”二字，本是汉字体系中承载着敬畏与信赖的称谓——“专”者，术业有专攻；“家”者，立身有其道。

古有圣贤穷其一生钻研学问，以真知灼见滋养世人；今有学者深耕领域，以专业所长赋能社会。

不知从何时起，这两个字渐渐变了味，被公众戏谑地加上引号，成了“砖家”的代名词，成了舆论宣泄的靶子，成了荒诞言论的“背锅侠”。

我们总在吐槽那些脱离现实的论调：说低收入者可出租闲置房、开私家车增收，仿佛底层百姓的窘迫不过是“不愿努力”；说不生孩子的年轻人该被处罚，将生育压力全归罪于个体的“自私”；说农民不会种地、消灭农民方能富强，全然否定亿万劳动者的根基价值。

这些言论，荒诞得令人咋舌，荒谬得令人心寒，其危害性，远不止于引发公众的不满，更在于误导认知、割裂社会、遮蔽真问题。

看似离谱的话语，从来不是专家个体的“口无遮拦”，而是汉字背后权力与体制的隐性投射。

“专家”的话语权，不是凭空而来。其发声的立场、言说的边界，往往被无形的框架所裹挟。

我们总以为专家是独立的思考者，却忘了，很多时候，他们不过是体制话语体系中的“传声筒”，是决策者思想与意志的间接表达。

当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出让金，便有“房价不能跌”的论调为其辩护；

当生育指标成为亟待完成的任务，便有“处罚不生者”的言论应运而生；

当城乡发展的失衡尚未找到破局之道，便有“否定农民价值”的妄言混淆视听。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些荒诞言论的背后，藏着体制制度现实条件不具备的无奈。

我们批判专家“纸上谈兵”，却忽视了，很多政策困境的破解，本就缺乏配套的制度支撑。

要解决低收入群体增收问题，需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加大保障性住房投入，这背后是庞大的财政压力与利益调整；

要提高生育意愿，需破解育儿成本、教育压力、女性职场歧视等一系列难题，这需要多部门协同发力、长期推进；

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农民权益保障的短板，这绝非一蹴而就。

当体制改革的步伐滞后于现实需求，当深层矛盾难以快速破解，部分专家便只能回避核心问题，抛出那些“低成本、易操作”却脱离实际的方案——他们明知荒谬，却不得不说；明知会被吐槽，却只能硬着头皮发声。

这不是专家的愚蠢，而是体制困局下的被动妥协。

现实是，公众的怒火，大多都泼向了专家。

我们骂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骂他们“脱离群众”，骂他们“数典忘祖”，将所有的不满都倾泻在这一群“代言人”身上。却忘了，专家不过是“代入言并受过”——他们代入体制的视角发言，为既定的政策倾向提供学术包装，最终却要独自承担公众的指责与谩骂。

把矛头对准专家，是比较容易的选择——批判一个具体的人，远比追问一套复杂的体制更容易；

把气撒到专家头上，是最省力的宣泄——吐槽一个“离谱”的言论，远比推动一项艰难的改革更轻松。

但是，这种宣泄，终究是错位的、不精准的，更是不公平的。

汉字之辨，辨的从来不是字面的对错，而是文字背后的真相与人心。

“专家”的荒诞，从来不是个体的过错，而是话语权的错位、体制的滞后、现实的无奈。

我们吐槽专家，本质上是对高房价、生育压力、城乡差距等现实问题的焦虑，是对“话语权脱离群众”的不满，是对“体制改革亟待深化”的期盼。可如果我们始终将专家当作唯一的靶子，始终停留在口诛笔伐的层面，便永远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真正的批判，不该指向站在台前的“传声筒”，应该指向那些导致话语权错位的体制机制；

真正的改变，不该是骂倒几个专家，应该是推动制度的完善与进步——

完善专家评价体系，让专家既能对体制负责，也能对公众负责；

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政策制定能听到底层的声音；

深化各领域改革，破解那些被荒诞言论所遮蔽的真问题。

愿有一天，“专家”二字能褪去引号的戏谑，回归其本真的敬畏；

愿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吐槽专家来宣泄不满，因为那些荒诞的言论已然消失，那些现实的困境已然破解；

愿我们都能跳出“吐槽专家”的怪圈，在理性的思辨中，推动这个社会向更公平、更务实、更温暖的方向前行。

汉字里的“专家”，本该是照亮前路的光，而非被唾弃的影；本该是解决问题的力量，而非被指责的靶子。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