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时，我觉得大学生们读的古版线装书很深奥。如西晋陆机的《文赋》、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还有《诗经》《书经》《纲鉴》《鉴略妥注》《东莱博义》《春秋左传》《古文辞类纂》等。
老师给我规定的书籍是《四书》，即论语、大学、孟子、中庸，这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其次是读《幼学琼林》《尺牍》《论说指南》《历史指南》。
我最初读的书比大学生们浅些，以后逐步加深，读《左传》《古文观止》以及唐诗宋词等。
老秀才先生的国学功底很好，文章诗赋也不错，在当地很有威望。先生一生最大缺憾是写不好字。凡有乡党应酬，求写对联、挽联或喜庆匾额者，皆由学生代笔。
因此，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书法练习，并以自身教训告诫学生要专心把字练好，故此每天1个小时的写字课是雷打不动的，而且不能马虎。在经馆中我年龄最小，但在读书、听讲、背诵课文、讲解课文等方面都比年龄大的学生用功。尤其是在写字课上，常常得到先生的赞扬。时间一长，那些原来看不起我的学生，甚至那些已成年、已结婚的富家子弟们对我也刮目相看了。
同学们看到我小小年纪，写得一手流利的毛笔字，都感到新奇，时常背后议论。他们哪里晓得我读过私塾，4岁半上学就写毛笔字，6岁到官学插班读二年级，10岁就为街坊邻居书写春联。
此后，一些平民百姓或者大户人家有婚丧寿庆，需要书写楹联、匾额来经馆求字者，我也能添列其中。有时先生和大同学们对来经馆求字者，还特意把我推荐出来，为人家书写，这样可以显示经馆的水平。
我当时只有半人高，是典型“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也能参与社会上的“乡党应酬”，这在当时的乡村社会，确实使老先生感到自豪。
2年的寒窗苦读，使我在古汉语、古文学、古诗词以及书法等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经馆2年所读之书，大多是城里高中生都不曾学过的课文，现在文科大学生也可能只学了极少部分。
老秀才的国学水准以及他认真负责的精神，与如今的中学教师甚至一般大学的文科教授不可相比。
在日寇横行、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乡下逃难期间能在这样一所经馆学习，是我前世的造化。这为我以后自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让我享用一生一世。
遗憾的是，我的国学基础虽好，但以后因家贫失去了再读书的机会，没有进过“洋学堂”。
直到如今，我最多只能算个“半文盲”。对于数理化和外语，是个完完全全的文盲，只有抱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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