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国,是中国近代具有普遍社会影响的教育主张。基本主张是通过发展教育使人民由愚变智,使国家转贫为富、转弱为强,实现救亡图存。维新派最早提出,认为当时世界的竞争是“智争学战”,强国之道全在“开民智”,兴学校。20世纪初,戊戌政变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因政治路线不同而发生争论:严复等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教育救国主张;革命派主张改造中国第一步只有革命,章太炎认为开民智不必他求,“但恃革命以开之”。民国建立后至五四运动时期,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教育先行、教育万能等主张日趋高涨,在诸多取向相同而取法相异的教育思潮与运动中都有体现,如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家主义教育等,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等被视为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虽不排斥教育,却认为以革命改造社会才能有好的教育,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是合一的;王克仁受命出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大前身)首任院长。民族危难之际,先生勇挑重担、奔走操劳、攻坚克难,仅用一年完成学校筹备工作,使贵州首批高等师范生于1941年秋顺利入学,1943年学校正式步入发展正轨,为贵州高等师范教育筑牢根基、开辟先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项关乎贵州近代教育开篇的举措落地贵阳——由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李端棻[fēn]联合于德楷、唐尔镛等贵州名宿,在贵阳府中学堂基础上改建的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正式定名招生。
这是贵州第一所省立中学,也是当时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新式学堂,承载着开启黔地民智、培育救国英才的时代使命。
1906年的这场招考,竞争尤为激烈。当时全省各地的精英学子齐聚贵阳,皆为跻身这所全省顶尖的新式学堂而来,其中不乏贵阳贵山书院、遵义湘川书院等知名学府的才子。
就在这所学堂首次面向全省招考的历史时刻,一群来自黔滇桂交界处兴义小城的少年,用一场空前绝后的科考奇迹,在贵州教育史上镌刻下不朽丰碑。
13名从兴义笔山书院走出的学子,在堂长徐天叙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奔赴贵阳应试,不仅全部金榜题名,更以绝对优势包揽了全省前13名。
让“兴义教育”的名号响彻云贵高原,打破了当时人们对边陲之地“文化落后、人才匮乏”的固有认知,成为一段跨越百年仍被津津乐道的文教佳话。
当时的兴义,虽地处边陲,却早已形成了“蒙馆启智、书院育才”的完整教育体系。早在乾隆年间,笔山书院便已建立,历经数代修缮与发展,成为兴义文教的核心阵地。
清末,兴义乡绅刘官礼与知县马桢携手兴学,筹集经费、延聘名师,对笔山书院进行革新,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
既传授经史子集的传统文脉,也引入时务、地理、英文等近代知识,让学子们得以开阔眼界、增长学识。
从兴义到贵阳,四百余公里的山路崎岖险峻,没有车马代步,而这群从未出过远门的少年,凭借双脚丈量山河,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硬是这么走了十余天。
而带领学子赴考的徐天叙,更是出身贵州经世学堂,深受李端棻维新教育思想的影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
在他的悉心教导下,笔山书院的学子们不仅功底扎实,更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格局与抱负。
放榜之日,整个贵阳学界为之震动:来自兴义的13名学子,无一落榜,且成绩一路领跑,从第一名到第十三名,尽数被他们收入囊中,形成了“十三人同中,十三名包揽”的空前盛景。
在这十三学子当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他与李毓华等6名学子同时报考贵州陆军小学堂,也全部顺利录取且名列前茅,展现出全面的素养与过人的才华。
这场奇迹,不仅让笔山书院一跃成为与贵阳贵山书院、遵义湘川书院齐名的“贵州三大书院”,更让兴义教育在全省乃至西南地区声名远播。
此后,兴义的文教事业进入鼎盛时期,1905至1911年间,兴义学子东渡日本留学者多达20人,而在国内攻读中学、大学者更是不胜枚举。
“贵州民国史,半部兴义人”的评述,正是对这段文教辉煌最生动的诠释。
百年岁月流转,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早已演变为如今的贵阳市第一中学,依然是贵州教育的标杆;而兴义的笔山书院,虽历经变迁,但其孕育的文教精神,早已融入兴义的城市血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黔西南儿女。
当年那13名少年的姓名——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高志强、熊璜玺、刘燧昌、李毓华、李儒清、何应钦、刘开汉、李培藩、刘若遗、何陶雄,或许并非人人都被后世熟知。
但他们用脚步丈量梦想、用学识改写命运的壮举,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黔地文脉中最耀眼的光芒。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惊艳全省的科考奇迹,更是一种坚守与奋进的力量。
如今,黔山大地依旧文风昌盛,当年十三学子的奋进故事,仍在激励着无数贵州儿女勤学笃行、奋勇争先,续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文教辉煌,让百年前的传奇之光,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