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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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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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步，中国改土归流开先河
──长篇历史小说《先河》创作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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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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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黔边区有一颗璀璨的明珠──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假如你在邻县按下云头，降落武冈机场，再沿着玉带飘飞的高速公路穿峰过寨，去到那曾经是元明时代五峒苗疆的奇山秀水，这里厚重的文化、荟萃的人文、独特的苗风，都会让你如蜜在心、如酒润怀；而这里古老悲壮的英雄故事，更会让你情寄往事，一生难忘!
湖南城步，这个历史悠久风光旖旎、治世多文才乱世出将星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开了中国“改土归流”之先河！
上古时期，炎帝、黄帝、蚩尤同为中华“三大先祖”。据《山海经》记载，通过阪泉之战、冀州之战、涿鹿之战，最后蚩尤战败被杀。其残部一路南逃，被迫徙至湘西、鄂西南一带。炎黄舜三帝都曾亲自追杀蚩尤势力至湘西南梅山附近。司马迁《史记》、南宋祝穆《方舆胜揽》和清道光《宝庆府志》都有记载：“昔黄帝（南伐至昭陵，）登熊山（今湖南新化大熊山）”。炎帝死后就地葬在今湖南省炎陵县；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今湖南宁远九嶷山）”；湖南东安有座“舜皇山”；湖南新宁的奇山被舜帝命名为“崀山”……
但是一部分蚩尤残部躲进了大梅山，“剿”之不尽，并逐步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形成独立王国，这才出现北宋章惇“开梅山”。
古梅山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梅山指今湖南新化、安化一带；广义梅山是民国之前官方对今湘西南雪峰山脉的称谓。据《宋史·梅山蛮传》记载，（古梅山）“东接潭（潭州，长沙），南接邵(邵州，邵阳)，其西则辰(辰州，沅陵)，其北则鼎(鼎州，常德)”，号称“其地千里”。湖南城步属“千里大梅山”南端。
北宋熙宁五年（1072），朝廷大臣章惇通过军事进剿、武力威逼和政治利诱等手段，“招降梅山峒蛮”（《资治通鉴.宋记》）。然后编户籍，定赋税，开始对梅山地区实施行政管理，结束了梅山自古“民不上丁，田不入赋”的历史。其实就是炎黄子孙攻破了蚩尤遗势的最后堡垒。
章惇“开梅山”之前，梅山地区“旧不通中国”（《资治通鉴.宋记》），“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宋史.梅山峒》），炎黄子孙历朝历代的王朝，从来就没有统治过蚩尤后代的梅山地区，更没有任命或认可过梅山地区的首领；“开梅山”之后宋朝更没有任命或认可这里的“土司”，而是在这个新开辟的疆域上直接设置了与汉族地区无异的行政机构。所以北宋章惇“开梅山”属于开疆拓土或统一国家，既非史上之“羁縻”，更非“改土归流”。
什么是“羁縻”和“改土归流”？“羁縻制度”源于秦汉，兴于唐宋。而在明朝中叶改土归流之前，因距离遥远、文化迥异等原因，历代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只能采取不同于中原州郡的管理方式，而进行“羁縻统治”。《史记》曰：“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后被引申为笼络控制，即政治军事的节制把控和经济文化的怀柔安抚。施行羁縻政策的地区，名义上从属朝廷，实际由当地原住民首领自行统治。这种统治模式延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央王朝对边少远地区的主要统治策略，也为后来的改土归流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羁縻政策”的最大缺陷是朝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力太弱，管不住，于是后来便出现了更进一步的“改土归流”。中国改土归流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而史学界对改土归流的源头（起始的时间地点事件）历有争议。究其原因，乃因对“改土归流”或理解偏颇、或认知不同、或逞地域之争。
改土归流就是改掉当地原住民首领（土司）自行统治的方式，由朝廷直接派遣“流官”进行治理。羁縻制度是改土归流的政治基础和时代背景，而改土归流则是羁縻制度的延续和强化。改土归流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要素：①土司必须是朝廷原来就已经任命或认可的。②土司原来就承认自己受中央政权的统治，承认自己管理的地域属朝廷的一部分。③朝廷通过镇压、威迫、协商等一切手段，废除了原来土司官位职务，土司本人或被惩处清除，或改任新职，或迫迁他乡。④像其他汉族地区一样，朝廷在原土司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行政机构，派任“流官”直管。此四条皆具，是谓“改土归流”。
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势力进入贵州。为稳定大局，朱元璋没有动当地土司的自治奶酪，当年就派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沐英（祖籍湖南城步）、左副将军蓝玉（祖籍湖南城步）攻下了云南。“太祖平滇”毕，傅友德和蓝玉班师回朝；沐英留滇，屯田镇守。
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设置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由于朝廷在云南仍然沿用“羁縻政策”，当地势力复渐做大。沐英前狼后虎，孤军苦战，险象环生：那时虽然元梁王已灭，但段氏割据大理已久，根基稳固；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时有“复叛”；西堡“蛮贼寇普定”；土官杨苴进攻昆明；蒙化、邓州、佛光砦、北胜等地叛乱；收纳缅国、八百媳妇国；东兰州韦富作乱；麓川国主思伦发初寇景东，再寇摩沙勒，复寇定边；越州土目阿资“寇普安”……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沐英病故、其子世袭西平侯后，还有阿资复叛、平缅蛮刁干孟叛、麓川思伦发家族反复叛乱等等。直到贵州建“省”，打通了援滇通道后，云南才减少土叛，渐趋稳定。
可见，太祖平滇、设置云南布政司之后二三十年内，云南形势不乐观！而那时贵州将云南和内地硬生生隔开了，明朝鞭长莫及，致使沐英在云南后援枯竭、独木难支!如果将朝廷的军援经四川或广西绕道运滇，则远水救不了近火；欲取道贵州直走，但贵州此时行政机构不畅，朝廷的运输往往要大费周折，还经常被当地土司劫了去。因此，必须先打通贵州，才能支援云南!
此时，“羁縻制”已显过时！当时云南的主要矛盾，是沐英能不能站稳脚跟、会不会被人赶走；守住云南抑或被逐出云南，这是明帝亟待处理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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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十年1582云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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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和思州宣慰使田琛因“砂坑之争”矛盾日炽，互相仇杀。明成祖朱棣眼前一亮，速令镇远侯顾成分别潜入“二田巢穴”，暗擒田琛田宗鼎而去，押至京师斩首，然后顺势设立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自此，贵州进入流官治理和土司自治并存的时期。贵州设省早于湖南城步设县80多年。
依常理，当时二田有仇时，朝廷应以仲裁息纷争。但朱棣为什么毫不犹豫地施以“斩首行动”定点清除二田？因为其时云南既平，却孤立前出，沐氏孤军守滇，如不尽快打通贵州，则“虽有云南，恐不能守也”（朱元璋语）！朱棣这是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良机，就在贵州轻而易举地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天的省级行政机构）。
但此时贵州设置布政使司，还不能称之为“改土归流”。为什么？
云南虽早早设立了布政使司，然纵观有明全程，云南一直都是实行军事管制，连文官都未曾派任过，实在谈不上改土归流。贵州设省之初，黔地的土司势力还很强大。但面对虎视眈眈的明军和田琛田宗鼎的前车之鉴，眼见得朝廷运输滔滔而过，土司们各顾自保，终是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贵州设省后对云南形成了强大后援，兵员、军粮、被服、军械等等，明朝的军援源源不断地经贵州、进云南，对巩固云南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明朝只是抓住了一个偶然机会在贵州设“省”，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打通援滇通道、将贵州建成一个军事后援基地，以支援云南、守住云南。这主要是军事上的考量，是一种军事布局，并不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全方位的政制改革，不能视为改土归流。此其一。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分授元朝降将霭翠、宋钦为贵州宣慰使和宣慰同知，霭翠驻水西（鸭池河西），宋钦驻水东。霭翠、宋钦亡故后，因其子皆幼，由霭妻奢香夫人代掌水西宣慰司，宋妻刘淑贞代掌水东宣慰司。可是，贵州都指挥马烨立功心切，竟然“裸挞”“鬼方蛮女”奢香，故意逼反，以图“灭土司兴流官”、流芳百世。谁知奢香夫人和刘淑贞识破其图谋，按住四十八部“银刀健儿”暴动，刘淑贞七千里单骑赴京告御状……朱元璋权衡再三，竟斩马烨，封奢香为顺德夫人、刘淑贞为明德夫人。奢香夫人归黔后，开驿道，平边乱，兴农耕，办学堂，通商贸，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朱元璋大喜：“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自此，哪个还敢在贵州“灭土兴流”？于是，水西水东皆由安（霭）宋两大土司治理，虽设有贵州布政使司，但其主要职责一是就近监督土司、二是为云南提供支援，所以说，明代的贵州是“任流而未改土”。俗话说，百年王朝千年土司。事实上，西南土司制度存在于明朝之始末；明朝贵州的土司直至清朝康熙年间方才终结。因此，从省级规模看，贵州这种政治上的“流官制”和“羁縻制”并存的现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土归流”。此其二。
改土归流只能在开疆拓土完成之后、政权全面稳固的时候才能进行。明朝前期，北方少数民族集中而强大，南方少数民族弱小而分散，“先北后南”是朱元璋的战略大政：对北严密防御，对南重在抚慰。但这个方针在弘治年间(1487-1505)彻底改变，那时明朝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对北主动出击，对南以剿为主。弘治之前南方少数民族“反叛”太多了，而弘治年间朝廷已有能力腾出手来处理南方事务。史实正是如此：改土归流是在“弘治中兴”阶段才逐步展开的；改土归流始于明朝中期。这是近代以来史学界对“改土归流源头何在”问题的主流观点。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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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十年1582贵州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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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行至此（明朝中期），对当时正实行“羁縻制”的湖南城步苗区试行改土归流，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城步也因此为史家所注目。
为什么说明代中叶对湘西南苗区的政制改革才是改土归流？其原由昭然：
既然云贵硬骨头啃不下，那就找个软柿子试试。明弘治君臣视湘西南苗区，软柿子也！当代著名作家、历史文化学者、中国机关小说第一人肖仁福说：“湘西南苗区向为‘化外’之地，又夹在宝庆桂林汉文化包围圈中，难成独立王国，故明廷早盯住这个地方，率先试行改土归流。肖殿群将作品命名为《先河》，确属实至名归。”（肖殿群长篇历史小说《先河》序）确实，相比云南贵州，湘西南城步苗区比较孤立，既小又“软”，在此进行试验，成功几无悬念。此为明廷选择湘西南苗区为改土归流试点区的原因之一。
隋大业十三年（617），萧铣在邵阳置建州设武攸县（后改称武冈县），县治在今城步儒林（诸葛城）；宋熙宁六年（1073），武冈县治迁至资水流域之都梁。隋唐宋之时，武冈县疆域宽广，却将县治南置在儒林，紧邻苗疆456年，虽为节制“苗蛮”，却为苗汉相融、开发苗疆，为明朝中叶的改土归流打下了良好基础。此为明廷选择湘西南苗区为改土归流试点区的原因之二。
在统治者眼中，湘西南苗区史上多有反叛。五峒苗疆的峒主（土司）名为归顺朝廷，实为武装割据；既做土皇帝，又不时反叛，成为朝廷心腹大患。比如，自明朝立国至弘治年间130年，今湖南城步境内的苗民起义即达16次之多。朝廷连年征剿，都如钝刀割野草，春风吹又生！至“李再万率苗民反叛”，更是翻江倒海，地动山摇。弘治皇帝震怒：苗蛮可恶！此处不改不行了！故下定决心灭土司、兴流官、置城步，进行改土归流。此为明廷选择湘西南苗区为改土归流试点区的原由之三。
湘西南苗区的改土归流，又得从明朝的“分藩制”和“庄田制”说起。本来，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不许皇族勋戚置划庄田，而应藏富于民、富民强国。但天顺八年（1464），明英宗皇帝没收了谋反太监曹吉祥的田地作为皇宫庄田后，上行下效，皇亲国戚与勋臣纷纷向皇帝乞请庄田。湖广武冈的岷顺王朱音埑却乞不到地，便自行在武冈以购地为名，变相夺地，自置庄田。到了朱膺鉟这一代，岷王庄田已广布武冈州（包括五峒苗疆和今武冈市、新宁县、洞口县、邵阳县局部）；朱膺鉟更是头脑膨胀，一边继续扩张，一边依托庄田训养庄丁，暗中扩大自己的武装……
恰逢连年大旱，武冈知州刘逊带头节俭度难关；岷王朱膺鉟却参了刘逊一本，说他削减王府俸禄，藐视皇权。孝宗皇帝朱祐樘大怒，几欲抓捕刘逊治罪（清张廷玉《明史》）……知州因此势弱，岷王在武冈愈发为所欲为，更加毫无忌惮地抢夺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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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武冈州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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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峒苗疆本来就土地贫瘠、生产水平低下，而岷王扩地非但不放过苗区，还视苗人老实好欺，雁过拔毛，变本加厉，失地苗民无以生存，哀鸿遍野，其水深火热更甚于别处。明弘治十四年（1501），苗疆终于爆发了“李再万苗民大起义”。莫宜峒大地茶园寨“贼酋李再万号称‘天王’，总兵名号，张打黄旗，聚众攻劫城乡，戕杀官军，劫夺印信，分占田地，凶恶日炽……”（阎仲宇《征讨蛮寇事宜疏》）。起义苗军迅速控制了五峒四十八寨和广西义宁、兴安、垒州等地。
起初，武冈岷王朱膺鉟企图借助朝廷力量扑灭“苗叛”。他设计加害知州、诱出苗王；刘逊中计，李再万幸被侦查而至的东厂和锦衣卫暗救。皇帝却偏信岷王，命朱膺鉟率武冈兵马入峒“剿苗”。岂料武冈州兵被苗疆“南方杨家将”打败；撤退途中败兵屠村，苗人大悲大愤，一路哭喊追杀至武冈，围城而攻；但城未下而宝庆、衡阳援军已至，苗军以“轮流设伏、交叉掩护”的尾防战术撤回苗疆……后来皇帝确侦岷王恶行，乃视其为皇权大患，遂暗杀朱膺鉟，嫁祸苗人。然后，朝廷以“苗人杀王”为借口，从湖广、广西、贵州三省（布政使司）调集大量兵马，从四面八方围攻苗疆！
其时，朝廷以湖广巡抚阎仲宇为总指挥、永康侯徐锜为总兵官、太监刘雅为监军，于弘治十四年（1501）冬十一月十四日分八路齐攻苗疆。城步二路分左右两哨，以湖南道佥事张镇监之，都指挥王润樊华率左哨兵8480名，由横水进至黄茅坪，攻取12寨；都指挥黄焘王恺率右哨兵8450名，由下边溪进至高平大地，攻取11寨。绥宁二路亦分左右哨，以湖北道佥事杨鼎监之，守备靖州指挥使王震率左哨兵8220名，由下团进至都温独树，攻取16寨；守备武冈指挥宋英督右哨兵9780名，由牛石进至小江泥田，攻取8寨。分守靖州右参将刘英统兵5250名，于绥宁二路督战助攻。都指挥韩雄统领广西兵9000名，分为三哨，分别由广西全州、兴安、义宁进攻苗疆。而阎仲宇、刘雅、徐锜统兵8500名，进抵大竹坪扎营，节制各哨，居中指挥。
同时，苗疆四周也部署了大量兵马，支援“剿苗”之战。都指挥蔡绅量率兵900名，在湖南东安一带往来截杀。衡永守备副使冯镐量率兵1000名，在广西全州一带往来截杀。贵州黎平府知府张恺率洪州司裔兵2800名和五开卫指挥王冕之兵1000名，相兼把截。都指挥曹祯领兵660名，专办诸哨后勤军饷……
朝廷大军压境，背负“杀王”罪名的苗人万般无奈，也曾向朝廷陈述初衷（只反岷王，不反朝廷），求免战乱。但此时朱膺鉟已诛，皇帝岂容大明境内另有一支军事力量存在？况且时下正可嫁祸于苗，朝廷师出有名，此等机会千载难逢，稍纵即逝。明帝遂暗杀苗人信使、明推官苗战事。苗人性烈难屈，虽百口莫辩，却敢于凭险迎战，并无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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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人性烈难屈，凭险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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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之初，苗军利用地形优势，先占岩险，立栅自固，用滚木、垒石奋力拒敌。明军屡攻不克，进展艰难，战况胶着，攻势大挫。武冈两路官军在枫门岭遭苗军诱伏，损失惨重；绥宁二路被苗军凭险阻击，守备指挥朱英被诱入龙开口大败；永州、贵州两个方向的官军因山高无路，地势险要，又被苗兵骚扰截击，推进缓慢；韩雄率领的广西兵偷袭桑江北岸的苗军岸防，也被苗军打回了南岸……
可是没过多久，皇帝派出的京城神机营赶到，他们装备的“神鎗火器”、中小口径火炮“弗朗机”、神机火铳“霹雳炮”等新式武器大显“神威”：桑江南岸炮击如雷、守岸苗军死伤惨重溃败如水；巫水河边火枪轮射、杨家将措手不及饮恨河滩；轻便型“马背弗朗机”山地追击，几令败退溃逃苗人走投无路……
激战二月有余，明军先后攻下扶城、边溪、牛石、横岭等40余寨，“斩首一千五百七十一级，俘贼属及被掳男妇四百馀口”（清《宝庆府志》）。但官军在门楼坳却遭到苗军主力顽强阻击，死伤无数。后来官军利诱拦牛峒一个叛苗告密，并带领明军潜至横龙界，抄小路至大侯，袭入苗军大本营－－李再万的大地茶园寨。苗军不备，败走湘桂接壤的黄墙、炮溪二山，被明军团团围困。“官军……因雨雪冱寒，菁深难进，各就所抵山峡扎营。已而搜岩剥薮，陆续擒斩又二千馀级”（清《宝庆府志》）。万般无奈，苗军余部趁冰雪封山之机沿藤下匿于吊丝洞中。雪化后明军冲上山来，不见苗军，大骇。后来那个洞口还是被明军找到了，断藤堵洞，苗军余部皆于洞内窒息饥冻而死。（清《宝庆府志》、《五峒风土记》：上万苗兵在洞内被堵毙。）
“剿苗战事”结束后，官军在苗疆及周边地区掘地三尺，翻了个底朝天，硬是不见李再万踪影，人尸无觅……（附注：李再万从苗疆逃出，潜至新化梅山蛰伏。五年后，又在新化领导了一场更大规模、更持久的瑶民起义。）
李再万苗民起义失败后，明廷为防“苗叛”再起，强迫湘桂黔边区的苗民“化为汉民”；恢复城步守御千户所和巡检司，调靖州卫所千百户19家660余兵镇守城步；于弘治十七年（1504）析武冈威溪半图、石井二图、城步图，绥宁安化四个都、石井一图、赤水图作为苗汉缓冲区，连同五峒苗疆一起设置了城步县（今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隶于湖广布政使司宝庆府……
由此可见，相较于云南的军事管制和贵州的“任流而未改土”、流官与土司并存现象，明廷对湘西南苗区“灭土司、兴流官”的试验是成功的。这个才是彻底的、真正的“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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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中型弗朗机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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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改土归流之源，史学上虽曾有争议，但近代以来主流史学观点是“改土归流始于明朝中期”；而李再万苗民起义引发的湖南城步改土归流试验，正是在明代中期的弘治年间进行的，并为当时之史创。其时，弘治帝抓住五峒苗人反对岷王霸占苗田的时机强势介入，既抑岷王、又灭土司。平定“苗叛”后，朝廷在这里废除了千百年来土司自治“羁縻制”，试行改土归流，改派流官（县令）管理新设置的城步县，从而开创了明清两朝、长达五百多年改土归流的历史……（附注：在湘西南苗区试行改土归流时，曾称土司改流、改土设流、废土改流。）
今天，我们站上历史的高处回视之、细思之，这段史事，极富传奇地演绎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史、进步史、统一史，促进了“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共同繁荣”这种政治思想和民族政策的探索、发展和成熟。当年湖南城步试行改土归流，正是我国改土归流历史长河的源头，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新起点。
故曰：“湖南城步，中国改土归流开先河”。事实上，明代中期在城步爆发的那场少数民族大起义所引起的社会大动荡、政治大变革，对推动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进步，对推进国家的集中统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19.8.16初稿；2025.10.25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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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滚滚，城步改土归流开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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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韵】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 你带不走 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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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天空（毛阿敏）.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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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殿群，男，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苗族。曾两度从教，两次入伍，两番从政，两回试商；山径文学社创始人之一，曾任社长、主编；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至2025年，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先河》、《搏命梅山女》；编有《山径诗文集》、《山径诗文续集》、《肖殿群短文选》、《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诗文选》等多种诗文集及山径文友多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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