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兰集明
少鹤山的千年月光
在泸州主城区的滨江路闲庭信步，如果你是第一次将目光越过宽阔的江面，投向对岸那连绵起伏的少鹤山，你一定会被石壁上一句巨大的口号所震撼——“还我河山”。
那四个字大得有些“蛮横”，每个约有四米见方，仿佛要挣脱岩壁的束缚，直接撞进你的心里 。
沙湾月亮岩(东岩)巍然屹立江边,好似一幅巨大的“弹幕墙”。
月亮岩屹立工部滩,好似一幅巨大的“弹幕墙”。相传当年杜甫飞舟东下经此时,江上实现此滩。杜甫在江边一巨石系舟。因此,滩叫工部滩,石叫杜甫石。石长二十米,高约五米,刻有“郁青涵碧”四字,字大一米见方。
一些泸州人喜欢把它比作一个巨大的“荧屏”，千百年来的文人墨客，则是一群技艺高超的“弹幕手”。他们在长达四百米、高约五十米的临江绝壁上，用錾子和刻刀，留下了一条又一条“弹幕”，硬生生将这冰冷的砂岩，凿成了一部可以触摸的立体史书 。
这“弹幕”的发送时间跨度：近千年。
故事可从南宋绍兴年间说起。那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年代，泸州人依着东岩的巨石，凿刻出庄严的释迦大佛像，并在山麓建起了开福寺，也就是后来的大佛寺 。佛像虽然后来历经毁损重修，但那颗艺术的种子就此种下，这堵石壁便不再寂寞。
随后的岁月里，这条“弹幕”便一发不可收拾。明代的知州陈谦，或许是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看着江面上鸟儿盘旋、鱼儿腾跃，一时兴起，挥笔题下“鸢飞鱼跃，波光云影”八个大字，刻画了彼时长江最生动的生态场景 。陈谦于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 任泸州知州。民间盛传他“以死为民请命”，使泸州升格为“直隶州”。老百姓认为他是好官,于是称他“知州应归”(泸州应该归于直隶州)。
到了清代，更是热闹。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知州王旭升题下“山高水长”，字里行间是对这江山胜景的礼赞 。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川学政吴省钦应鹤山书院院长之请，大笔一挥，为这座山留下了“少鹤山”的命名，这三个金色大字，至今仍赫然在目，距今已有近两百五十年历史 。
时光流转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则特别的“长弹幕”登上了石壁。清末举人周祚章，这位据说是三国周瑜第七十一代孙的读书人 ，用苍劲浑厚的笔力，一气呵成书写了二百六十余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每个字约一尺见方，布满岩壁，被后来的高僧誉为“西南石经之最” 。试想一下，当年工匠们悬在崖壁之上，日复一日地錾刻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是何等的虔诚与定力。
最后，便是1944年那最重量级的一条“弹幕”。
在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泸州作为大后方重镇，热血沸腾。富顺籍书法家萧尔诚，在澄溪口的河滩上，用捆扎的叉头扫帚作笔，蘸墨挥毫，写下了这四个如雷贯耳的“还我河山” 。五百九十六名工匠，耗时两个月，将这怒吼刻上了三十米高的月亮岩 。它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雅玩，而是一个民族在最危难时发出的最强音。
这些“弹幕”并非民间杜撰，翻开泛黄的《直隶泸州志》和《泸县志》，这些刻痕便有了墨香的佐证。
“少鹤山”三字，在《泸县志·地舆志》里记得分明：“清学使吴省钦，应鹤山书院院长杨卓之请名之，并大书于岩上。” 短短数语，道尽了地方官与书院先生之间的雅意，也确定了这座山的人文标高。
那江边被称作“杜甫石”的巨岩，以及岩上道光年间探花江国霖所题的“郁青涵碧”，虽未被正史直接记载为杜甫系舟处，但《直隶泸州志》中关于“东岩渡口”的记载，以及那块神秘的“试剑石”的传说，却实实在在地被记录在案。志书载：“试剑石在州东岩渡口，大石两分如剖。相传昔有仙人试剑於此。” 这短短一行字，将一块江边顽石，点化成了仙凡交接的传奇。
这些方志中的文字，就像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大门，让我们确信，眼前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刻痕，每一笔都有来历，每一画都有故事。
江水为墨，石亦能言
如果说正史是骨架，那么流传在江边的传说，便是这东岩的血肉。
最有趣的传说，莫过于那个关于“少鹤山”的黑色幽默。相传清乾隆年间，一位泸州举子进京殿试，皇帝见他来自泸州，随口问道：“爱卿可知少鹤山？”谁知这位举人一时语塞，竟答不上来。龙颜不悦，觉得此人连家乡风物都不了解，何以治天下？当即革除了他的功名。举人羞愧难当，返乡后寻到少鹤山，在岩壁上题下一副悔恨交加的对联，便投江而亡。泸州民间因此多了一句辛酸的谚语：“泸州少鹤山，考脱一个官。” 这个传说带着几分戏谑，几分沉重，它告诫着一代又一代的泸州学子，要熟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懂家乡这本无字的大地之书。
江边的石头们，也各有各的“龙门阵”。那块如刀劈斧削般矗立的“试剑石”，有人说它是赵云当年屯兵于此，一试剑锋所劈 ；也有人坚持它就是《泸州志》里记载的那块仙人试剑的“屄硖石” 。无论哪种说法，都为这块孤独的石头增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而那块最著名的“杜甫石”，传说更是活色生香。当地人固执地相信，诗圣杜甫当年乘舟至此，曾将缆绳系于这块巨石之上。泸州的地方官用本地最好的荔枝和美酒款待了他。虽然有人考证，唐代的酿酒技术和荔枝品种可能并非后世想象的模样 ，但这又何妨？老百姓宁愿相信，那位尝遍世间苦楚的老人，曾在泸州这片土地上，得到过片刻的甘甜与慰藉。也正因为这份亲切，杜甫石在泸州话里被叫成了“豆腐石”，甚至“灰毛石” 。从诗圣到豆腐，这称呼的巨大反差，非但没有亵渎，反而透着一股泸州人特有的亲昵——他们把大诗人当成了自己人，当成了这江边风光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夕阳西下，站在澄溪口回望东岩。“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在余晖中如血如火，而它身边的那些“少鹤山”、“山高水长”、“心经”石刻，则静静地隐没在暮色里。长江之水日夜奔流，带走了多少船帆与过客，却冲不走刻在石壁上的这些记忆。这堵巨大的“弹幕墙”，其实就是泸州人的精神底色——既有“还我河山”的铁血刚烈，也有“鸢飞鱼跃”的闲适豁达；既有对文人雅士的尊崇，也有将诗圣唤作“豆腐”的幽默与包容。
我们今天能读懂石刻志书和民间传说,从中得到启迪和愉悦,应感恩先贤重视教育,文明薪火相传。
这幕石墙警示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少鹤山”同城中白塔一样,也是泸州人文的地标。近千年的泸州文明离不开首开书院的人以及他的继任魏了翁,山以人贤,是他使泸州的教化能福远绵长。
月圆之夜,满江月光,满山月光。一幕幕在东岩滚动播放的，属于泸州的千年时光。
在这条跨越千年的“弹幕”长廊里，我们不仅能看到文人墨客的即兴挥毫，还能触摸到一位“弹幕主笔”的治理痕迹——他就是南宋大儒魏了翁。
这位邛州蒲江人，字华父，号鹤山，是庆元五年进士，一生与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魏了翁两次知泸州。
第一次是嘉定十年（1217年），他以直秘阁知泸州，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那时的泸州，已是潼川府路的治所，四川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他到任后，“约己裕民”，严惩奸吏，询问民间疾苦，举刺不避权贵，风采肃然。只可惜，这次任期因母亲去世而中断，他丁忧离任，泸州百姓怅然若失。
第二次是绍定五年（1232年），魏了翁以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的身份再次知泸州。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个“武备不修，城郭不治”的边陲重镇。泸州控制边面二千里，却城池颓坏，军备废弛。魏了翁到任后，短短数月便“百废具举”。
他在泸州做了些什么？翻开《泸县志》，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政绩清单：封山育林，不准乱砍乱伐；开放与泸南少数民族的边界贸易，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置赡军田，解决军粮问题；修建义仓，以备荒年；维修城墙、箭楼、烽火台，增设兵器，训练军队。这些举措，让泸州这个边境重镇重新焕发了生机。
更值得一提的是，魏了翁在泸州振兴教育。他在泸州修建了鹤山书院，培育地方人才。他在《泸州重修学记》中写道，到任后按惯例拜谒先圣先师，见庙堂倾颓，便“撤而新之”，不仅重修了孔子庙，还“更建东西序，筑师生之馆于外”。他亲自为诸生制定衣冠服饰，铸造祭祀礼器二百一十件。这种对教育的重视，深深影响了泸州的人文风气。
他还创建了养济院，收养孤寡老人和贫困百姓。这一善政，让无数泸州人在寒冬里感受到了温暖。后世的地方志里，魏了翁被记载为“遗爱在民”的好官(吴孟辉《名人与泸卅》)。
魏了翁虽然并未在东岩留下直接的刻石，但他的鹤山书院就在泸州城中，他的弟子们或许曾在东岩江边漫步，他的治理让这座城市更有底气去迎接那些文人墨客。清代雍正年间，鹤山书院重建，乾隆十五年又重修，延续着这位大儒的教育薪火。这些书院是川南经纬学堂、泸州中学堂的前身。
如果说东岩石刻是泸州人精神的“弹幕”，那么魏了翁就是那个在幕后默默书写“底层代码”的人。他用政绩为这座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后来的我们这些“弹幕手”们，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从容地挥毫泼墨。
夕阳西下，站在澄溪口回望东岩。“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在余晖中如血如火，而它身边的那些“少鹤山”、“山高水长”、“心经”石刻，则静静地隐没在暮色里。长江之水日夜奔流，带走了多少船帆与过客，却冲不走刻在石壁上的这些记忆。这堵巨大的“弹幕墙”，其实就是泸州人的精神底色——既有“还我河山”的铁血刚烈，也有魏了翁“约己裕民”的务实仁厚；既有对文人雅士的尊崇，也有将诗圣唤作“豆腐”的幽默与包容。
魏了翁在泸州的作为，虽然没有直接刻在石壁上，却刻在了百姓的心碑里。他的故事，是这堵石壁上看不见的“弹幕”，却比任何刻痕都更深、更重。
下一次，当你再望向对岸时，希望你看到的，不只是几个大字，而是一组组群雕:摩崖石刻背后那些默默耕耘的泸州先贤。
丙午春月初稿于庆悟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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